詹宜穎博士演講「女子復權論的理論基礎：《世界婦人》與《天義》的社會主義史觀」紀要

　　詹宜穎博士現任中研院近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專長為近代中國思想史、婦女史。博士論文為《女虛無黨人在近代中、日知識圈的再現與挪用（1870s-1910s）》，探討俄國革命女性形象在日本與中國的轉譯。本次演講主題為其博士論文的延伸，關注中國無政府主義婦女雜誌《天義》（1907-1908）與日本第一份社會主義婦女雜誌《世界婦人》（1907-1909） 之間編輯群體的互動與思想關聯。

　　演講首先回顧《天義》雜誌的前行研究，詹博士指出過往的研究主要將其放在無政府主義的脈絡下進行討論，較少將之放在日本社會主義的脈絡下加以檢視。因此，演講第一部分，即從《天義》及《世界婦人》雙方編作群體的互動開始。講者認為1907年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中國的革命黨人劉師培 (1884-1919) 、何震 (1884-1920?) ）到了日本，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 (1871-1911) 、堺利彥 (1871-1933) 等人通過「亞洲和親會」與各種社會主義講習，展開密切的合作與交流。就在這一年的年初，福田英子創辦《世界婦人》雜誌，強調促進婦女的革新與解放。何震在6月也與周怒濤、陸恢權等人成立「女子復權會」，創辦《天義》雜誌，提倡女界革命。兩部雜誌可以說在相近的時間和地點創辦，主張和見解也有相合之處。而讓講者更進一步關注的問題是，兩部雜誌都不約而同提出了男女關係的歷史階段論述，都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從上古的共產制逐步發展到近代的私有財產制，而且也都提出「女子復權」或是「女權復舊」的觀點。詹博士進一步提問：兩部雜誌為何如此相似？

　　緊接著講者分別論及《世界婦人》石川三四郎的說法與《天義》何震的說法：石川提到人類社會由母系變為父系，在此過程中，「男子漸漸征服了女子，並且建立一夫一妻制。」、「女子不得已只能屈從」（〈男女競爭史論〉）；何震也認為古用女統，尚未有重男輕女的情況，但到了近代「視女子為至卑，即私女子為己有……是為女子受制於男子之始。」（〈女子復仇論〉）。這些論述都將問題的根源導向「近代私有財產制」是使女子喪失權利、受制於男子、成為男子奴隸的主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兩部雜誌也各自提出了解方。《世界婦人》的編作者，嘗試從多種方面進行討論，包括在體制內爭取女子參政權的政治運動、提倡女子經濟獨立自主的觀念，或是強調自由戀愛的觀點等等；不過，也有部分較為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如幸德秋水強調要從體制外改革，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廢除私有制度等。而《天義》對於私有財產制的解決，則是提倡廢除政府，認為唯有實施經濟革命、共產制度，才能夠解決婦女成為奴隸、受制於男子的問題。

　　認定「私有財產制」是造成男女地位不平等，甚至讓婦女淪為奴隸的觀點從何而來？詹博士認為可以追溯至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德國思想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等人在19世紀中後葉提出的線性家庭史觀。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在1907、1908年間，出版《婦人問題》，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對於家庭發展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母系社會，生產工具與食物都由社群所共享，但是當文明逐漸發展，人類社會從野蠻進入文明階段，生產工具逐漸由男性所掌握，共產的狀態被破壞，女性的存在是為了延續男方家庭經濟與財產，更不再擁有過往在母系社會當中的權利／力。考慮堺利彥積極參與在1907年的社會主義講習會，與劉師培、何震、章太炎 (1869-1936) 、張繼 (1882-1947) 等人交流頻繁，這些看法或許也成為《天義》思考男女關係、家庭發展的資源和養分。

　　《世界婦人》曾刊載一篇名為〈放棄女權〉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從上古共產─近代私有財產家庭史觀出發，認為如果只是談「女權擴張」，則人們不會知道人類過去的歷史階段裡，「女權」是極其正當與自然。因此主張要用「女權復舊」一詞，表達現階段爭取女權，乃是恢復過去婦女本來就有的權利／力。講者認為，《天義》的創辦者何震所主持的「女子復權會」的「復權」，恐怕也包含了這樣的一層涵義。

　　《天義》雜誌在1908年3月停刊；《世界婦人》雜誌也在1909年被政府禁止而停刊。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婦人》停刊前的幾期，對於解決婦女問題的觀點，也越來越呼應何震等人在《天義》提倡的「共產」。在《世界婦人》停刊後，福田英子在《青鞜》所發表的最後一篇論述文章，就強調「徹底實施共產制的話，便能充分實行解放。」（〈婦人問題的解決〉，1913）但在理論層次，福田英子所謂「共產」，是否與《天義》所提及的「共產」一致？仍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

　　最後，詹博士認為，重新檢視日本社會主義婦女雜誌《世界婦人》與中國革命黨無政府主義婦女雜誌《天義》的關係，當有助於理解《天義》內關於女權、婦女問題的論述。

　　演講結束後，評論人劉人鵬教授首先提出四項較少被學者留意，但或可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一、早期社會主義思想、運動在亞洲的動態；二、廣義的社會主義，包括烏托邦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三、這些刊物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觀點；四、《天義》的思想與運動資源，並提及日本如何快速取得這些左翼新聞、與世界同步。此外，劉教授也認為，《天義》與《世界婦人》之間「異」的部分，應該可以繼續深究。比如說，關於上古時代不同地域人類的共同經驗，在康有為（1858-1927）、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著作中都有出現相似的論點，或許可以將整體視角擴展至全球知識網絡與知識流通的脈絡加以觀察。除了恩格斯著作的翻譯歷程與傳播之外，也可以將其放置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心中推動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環中審視，如此便不會孤立為中國或日本單一思想脈絡的來源，亦可放在學術史的脈絡下觀察恩格斯的思想如何在辯證過程中建立，以及不同地域在吸收此類思想後，如何配合自身的社會情況與需求進行調整與應用。

　　詹博士回應，確實如劉教授所言，可以進一步將兩部雜誌的觀察視角擴大至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英、德、美的思想浪潮，以及馬克思主義全球傳播及擴散的一環，如此則不會將日本與中國視作孤立地帶。討論兩部雜誌相「異」之處，確實十分重要，兩部雜誌在革命脈絡上觀點就十分不同，《天義》主張中國必須推行革命，而《世界婦人》並不主張日本革命，在明治晚期，日本政府對社會主義者的壓制和控管也十分嚴密。但即使兩者脈絡不同，放在一起比較時仍舊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相同之處，包括「女子復權」這樣的說法。這也是這篇文章試圖釐清的部分。

　　中正大學中文系黃錦珠教授詢問，《世界婦人》原先標榜「女子解放」，到第十二期開始標榜「世界主義」，而《天義》也在數月後跟上，此二雜誌開始標榜「世界主義」的緣故為何？是否出於當時日本政府開始較頻繁的取締「社會主義」，使得該名詞過於忌諱，因此才以不同的名詞取而代之？在社會主義講習會的首次開會紀錄中，明白宣告其宗旨與目標為「無政府主義」，甚至何震也主張要廢除「人治」，劉師培的想法亦然，那麼社會主義是否僅是作為過渡至無政府主義的跳板？

　　詹博士回應，「世界主義」是非常困難，也不太容易說明的概念。但若是非常簡單地說，「世界主義」追求不分種族、性別、階級的「人的平等」，強調生活於世界上的人類，彼此應該互助合作，沒有歧視與分別；而「國際主義」則是強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互助。從內文來看，《世界婦人》所標榜的「世界主義」，可能比較接近cosmopolitanism；而《天義》所標榜的「世界主義」，英文翻譯為 internationalism，則可能更接近的「國際主義」。不過，《天義》所謂internationalism能否理解為現今的「國際主義」，可能可以繼續討論。而《世界婦人》開始標榜「世界主義」，確實也是因為政府要求學校教師不得接觸社會主義刊物，因此改為提倡「世界主義」。此外，可以進一步補充的是，在近代日本社會主義脈絡中，「無政府主義」是社會主義之下的一個分支。無論是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些思想擁有共通的目標，就是實現人的平等和恢復人的尊嚴，免除階級、權力的壓迫。只是，要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不盡相同。當時，以幸德秋水為首的無政府主義者多認為，可以通過體制外的破壞達成目標。而社會主義者可能會主張採取體制內的行動。

　　近史所丘文豪博士以「復權」為引，好奇《天義》與《世界婦人》的論述中男性定位為何？自由戀愛的對象又是否僅限女性？詹博士回應，在《世界婦人》裡不少文章都強調，男子不應是被譴責的對象，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亦即是因為私有制的結構才導致男性壓迫女性的現象。因此「復權」的理想並非要對男子「復仇」，而是希望社會回歸原始共產社會共有、共享、互助的狀態。另外，自由戀愛並非僅強調女性，而是男性與女性都應享有的權利。《天義》早期確實有向男子復仇的說法，但後來的文章中，這類的用詞就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則是強調「共產」。

　　近史所雷祥麟教授對於恩格斯的論點中「私有制」與「母系社會轉為父系社會」如何同時發生感到好奇？又，「自由戀愛」觀念是否來自恩格斯？詹博士回應，自由戀愛觀念並非出自恩格斯的著作，不過日本社會主義者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是希望衝擊現有的家庭制度，恢復婦女的自由；再更進一步說，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堺利彥，是以當時歐美的學者如恩格斯、社會學者倍倍爾（August Ferdinand Bebel，1840-1913）、卡本特 (Edward Carpenter，1844-1929） 等人的論述作為基礎，建構出他們對於私有財產制與解決婦女問題的觀點。至於私有制與母系社會轉入到父系社會是如何發生？恩格斯在這方面的想法，和馬克思 (Karl Max,1818-1883）一樣，認為這樣的轉變是自然而然發生的，當男性掌控財產與生產工具後，他的地位比妻子更為重要，當男性希望財產可以讓自己的後代繼承時，他只要讓女性進入男性的氏族即可。恩格斯的原文如此寫道：「只要有一個簡單的決定，規定以後氏族男性成員的子女應該留在本氏族內，而女性成員的子女應該離開本氏族，轉到他們父親的氏族中去就行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游鑑明教授提問，有許多先行研究認為何震在思想史的定位上相當重要，詹博士會怎麼看這樣的說法？詹博士認為，以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角度來看，何震的想法並沒有這麼獨特，而是在吸收、濃縮來自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資源之後，形成自己的觀點。

　　近史所蔡至哲博士提問，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會進入黨國體制還是維持初衷？詹博士回應，關於這個問題，從史料裡可以看到劉師培與何震後來並沒有繼續參與革命，回到中國後便成了清廷的間諜，但是包括張繼等海外的無政府主義者仍試圖在中國發展無政府主義思想，一直到民國之後。比較關鍵的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1920年代的成立，這之後，或被吸收；或改弦易轍，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逐漸銷聲匿跡。

　　最後，主持人徐兆安教授總結，思想家並不孤立，她所在的思想環境與她的思想原創性可以是兩件事。詹博士的文章完成度已經很高，只待將細節補充便能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