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教授

　　睽違三年，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講座於 2022 年底邀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彭慕然教授來臺進行專題演講。彭教授於 1988 年攻取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1988 至 2012 年間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任教，2013 至 2014 年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從事中國經濟史、全球比較史研究。代表著作有 The Making of the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Rural North China, 1853-1937（1993 年出版，中譯本《腹地的構建：一八五三至一九三七年華北鄉村的國家、社會、經濟》）、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2000 年出版，臺灣中譯本：《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

　　彭教授此次講座的主題為中國政權在西南高地擴張與殖民的過程、衝突及其影響，討論的時間範圍從盛清到二戰，橫跨三百年。該主題乃奠基於彭教授最新的研究題目：「為何中國這麼大？」彭教授從其擅長的社會經濟史視角出發，首先指出中國政權西進的主要力量之一是西南高地的漢人移民，也分析各政權於不同時期的移民政策，不僅影響移民者與當地原住民的關係，也改變西南高地的環境、經濟與社會發展。

　　講座結束後，在連玲玲教授的策劃下，與筆者共同訪問彭教授，聽其分享從華北的社會、經濟發展史走向全球比較史，近年又再度回到西南邊地的研究歷程，以及美國學界的中國史研究過去五十年的發展與改變，也提及相關研究者今後必須面臨的挑戰。

和中國史與山東研究的機緣

　　儘管被認為是以全球史比較視野研究中國史最成功的學者之一，彭慕然教授坦言其實在大學時他原以歐洲史為研究目標，並非立志研究中國史。然其自認當時對歐洲以外的事務所知不多，故於畢業前選修亞洲史相關課程，這個契機引發彭教授對中國史研究的興趣。

　　訪談過程中，彭教授多次提及就讀大學與博士班時期，美國學界的學術風氣對他研究興趣的影響。雖然那時候的中國史研究者經常必須面對「為什麼要做中國史」的質疑，然而中國史作為一個「新」領域，充滿了研究發展潛能，且對於研究理論、方法、乃至於題目，都更具彈性與包容性。歐美學界對中國研究的興趣並非始於 1980 年代；在此之前，中國史相關研究亦非一片空白。但「中國史」作為一個主題，確實在當時的美國學界經歷了從「漢學研究」出走，並轉型到「歷史研究之子領域」的過程。彭慕然教授說明，史景遷教授鼓勵他的學生以研究中國的歷史學者自居，而非自囿於研究歷史的中國專家，正是那個時代學術轉向的體現。與此同時，歷史學界正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席捲，以及經歷從社會史到文化史的研究轉向。成長於此質疑民族國家敘事、西方中心理論，以及傳統史料真實性的學術環境，使得彭教授發展出以中國中心和比較視野分析邊緣人物與社會的研究興趣。

　　彭教授表示，他撰寫第一部著作《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時，主要想與三個關於中國研究的論述進行辯論。第一是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教授的宏觀區域理論。彭教授認為，從社會經濟發展模型討論中國社會的研究，多半錯估中國社會的人地關係，如施堅雅的地理模型就只能解釋在固定的地理環境中的商業活動及其限制，但低估了人類改變地理環境的能力。

　　第二是二十世紀有關農民革命的論述。彭教授指出，無論是強調或是淡化農民革命重要性的研究，目的皆是為了解釋二十世紀中國農民生活是趨向「更好」抑或「更壞」，因此經常會以極端的農村進行個案分析。這樣一來，相關研究容易高估鐵路對農村帶來的影響，或是低估農村原有商業活動。事實上，二十世紀大部分的中國鄉村既非緊鄰鐵路，也非全無商業生活；多數農村都已部分商業化，且間接地受到鐵路的影響，一如山東的案例所示。

　　第三是受西方帝國主義影響的論述。彭教授並不同意費正清學派的「西方衝擊－反應模式」，也就是若沒有西方、甚至是後來日本的影響，中國農村就不會改變。彭教授認為，更適切的說法是，來自國外的影響相當程度地刺激了中國內部既有的政策討論。綜上所述，彭教授認為華北平原比其他政治或經濟中心更能代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以山東為例，山東境內原本就有黃河與大運河的交通動線，使其相對於他處具有更複雜的人地關係；山東本身並非太商業化，鐵路也尚未直達華北農村，然而透過鐵路運輸挾帶的資源、資訊、人力和帝國主義衝擊，仍間接影響整個華北平原的發展。彭教授從政治經濟學出發，描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華北農村在國家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世界史作為研究視野

　　在訪談過程中，彭教授多次表達自身經歷對其研究題目的影響，譬如結婚、生子等家庭因素，皆使得彭教授無法長時間在山東進行田野調查。即使如此，從華北內地討論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到比較江南與英格蘭以分析世界經濟的構成，彭教授的研究旨趣轉向仍有跡可循。彭教授強調，其在 2000 年出版即引起廣泛迴響的著作——《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承續了他在《腹地的建構》想回答的問題，即中心與邊地的互動模式，以及中心的形成實際上深受邊地影響。《大分流》不以民族國家為比較單位，也反對由西歐發展成形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與工業革命是「現代性」的起源，而是具體地比較江南地區與英格蘭在十八世紀以前經濟、人口、社會發展的水準。其提出的數據，有效地質疑了歐洲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帝國擴張是否得益於前期的啟蒙與科學革命，這即是「世界史作為一個研究視野」的具體意涵。彭教授透過交互式比較 (reciprocal comparison) 的研究方法，反轉了比較的主、客體——當研究者提出的問題不再是「西方的發展如何不同」，或是「中國的發展如何停滯」，才有機會突破既有的眼光限制，進而認識到原先被邊緣化的地理、人群、作物和資源，其實都是影響歷史進程的重要因素。

　　根據彭教授的定義，世界史學者並非把整個世界當作研究的時空範圍，而是鼓勵研究者挑戰傳統的比較基準，並持續嘗試尋找有效的比較單位。換言之，「比較」仍是世界史學者關懷的核心。彭教授列舉數個案例，譬如比較華人苦力與俄羅斯奴隸在美國西進的角色，可能得以挑戰美國西進的傳統論述；又如比較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女性與中國女性的能動性，可以揭示「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 只是帝國擴張的藉口；比較日本與德國移民在巴西的生活，則可供有關中國僑民在東南亞、南亞的相關研究參考。彭教授認為，中國史本身當然值得研究，但同時也適合作為比較研究的一個單位，甚至數個單位。他鼓勵研究者應該要更勇敢的嘗試尋找非傳統、但仍有可比較基準的單位，用比較的視野，撰寫被遺忘、或是被刻意消抹的邊地和邊緣人物，如何形塑、改變現代世界形成的故事。

　　彭教授指出，「世界史作為一種視野」的學術架構和理論發展，以及中國史研究者在前者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轉變，首先是受益於史料、檔案的新發現與再利用，以及新文化史轉向，自然也有其侷限。如上所述，對 1980 年代的美國學術機構而言，中國史研究是一個「新」領域，然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做中國史研究，並不需要擔心如何與非英語學界的研究成果對話。上世紀末之新文化史的轉向，除了來自 1990 年代的學界對「農民革命是否為形塑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因素」提出質疑，也得益於越來越多的地方檔案和大型資料庫的出現，以及歷史研究的專業化發展。現在的研究者能夠回答的問題，以前所未見的規模擴大了，不再只能透過城市精英的描述理解農民的日常生活，甚至能具體分析女性對於婚姻與性行為的看法。而比較式的研究得以在此基礎上發揮，挑戰西方中心的理論架構。簡言之，彭教授認為，現在的研究者可以透過更好的語言以及科技運用能力，更快速地解讀上個世代無法輕易理解的困難史料，也更有機會透過比較方法增進我們對於當代世界形成的認識。

　　然而，「世界史」必須面對的質疑主要有兩點。一是其代表性問題，例如出現在巴縣檔案裡的法律案件和口供，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視為清代農民的日常生活？單一旗人駐防城的家戶檔案，又在何種程度上代表了清代家庭的結構和人口的出生與死亡率？若以這些研究為基礎進行比較研究，研究者就必須非常清楚自身的問題意識與研究侷限。因此，彭教授提醒作為世界史的研究者必須更為謹慎，其研究也必須有紮實的檔案基礎。第二個問題則與教育相關。彭教授在訪談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學生和他們的研究，也相當重視大學教授最重要職能，亦即教育，因而強調研究者不應輕忽自身在其中應扮演的角色。譬如，當歷史系的職缺——尤其是非歐美史的範疇——仍多半以民族國家作為單位而招聘時，一個世界史學者應該如何定義自身的專長？抑或是當世界史研究者回到教學現場時，要如何將比較式的個案研究，與通識課或是「中國史一」等基礎課做連結？重視特定題目的世界史研究成果是否真的能影響關於「大歷史」的論述？儘管結合了新科技的運用，所得出的學術成果可能仍需時間才能反映在大學教育之上，但世界史研究學者因為更強調比較方法，在受益於檔案的開放及資料庫的建立時，仍必須有堅實的理論和檔案基礎，並不斷反問自己理論與方法的侷限，才能真正挑戰傳統的研究，避免寫出勝者的歷史敘事。

「中國為何那麼大？」——彭教授最新的研究及其成果

　　談回本次於史語所的演講內容，彭教授說明他的研究焦點從經濟重心江南移至邊境西南高地，同樣有脈絡可循。在思考「中國為何那麼大」的問題時，彭教授不認同中國是一個如費孝通所形容的、從中原文化輻射出去的中國，也不同意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認為只要理解中心就能理解邊陲。彭教授對邊地與邊緣人物的關心，讓他能夠比較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移入西南高地的移民與原住民在社會、文化、經濟等層面的不同互動，並指出以中國本地為中心的政權「馴化」(domesticate)西南高地的過程，並不是一種對於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回應，而是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尤有甚者，不僅中央政府事實上是透過移民與僑民社群才得以深入邊地、對原住民進行控制，一、二戰的發展也讓區域政權轉變成國家政權。換言之，如同《大分流》一樣，彭教授在討論現代中國版圖的形成時，聚焦的仍是邊陲如何形塑中心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彭教授不斷尋找新的單位進行比較研究的執著與勇氣。在新的研究題目中，他仍然從熟悉的政治經濟學出發，但究其研究的「單位」而言，已從兩個經濟中心（英格蘭與江南）與煤礦的地理距離，討論政治經濟體如何走上迥異的發展，轉至以在邊境的煤礦產地為中心，思考煤礦產業在現代中國國家形成過程中產生的推力與拉力。

　　最後，彭教授說明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不僅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挑戰，比較研究仍期許從非西方的經驗中發展出自身的理論架構。然而，研究者的寫作目標並非要建立一個模型，因為中國並非是「例外」(exception)，而是像所有地區一樣，不僅本身是一個例子 (case)，其內部也是由許多個案所組成。研究者應該要多方比較不同地方中心的史觀，或許能發現經常被認為是「常規」的發展，事實上並非是最符合邏輯的發展。挑戰勝者的敘事，應是世界史學者共同的核心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