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妃教授演講「清代臺南的城市建設與社會空間」紀要

　　陳冠妃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城市史，以及文化遺產研究。陳教授師承華南學派科大衛 (David Faure) 教授，向其學習歷史人類學，因此在思考論文主題時，便欲挑選既有文獻、又能進行田野調查的地方作為研究對象，最後以橫跨中西兩種文化脈絡的臺南為中心，探討清代臺南城市型態的演變與城市社會的形成。

　　本場演講即以清代臺南的城市建設與社會空間為題，內容共分成四部分：一、觀察不同時期的臺南城市地景，探討其中差異，以及城市地景如何與基礎建設密切相關。二、由地景建設延伸至臺南城市空間 (urban space) 的形成，人又如何與地景建設互動。三、關注十八世紀臺灣府城的建設場域。四、討論城市中的社區，以及地方基層行政的管理制度。

　　演講伊始，陳教授採倒敘方式，分別展示日治時期、清代臺灣與荷治時期的建築特徵。日治時期臺南具有代表性的建築，諸如官廳、市場與神社，皆是當時官員注重的建設；清代臺南則以城、廟，及各式牌坊為核心象徵。荷治時期則以城堡最為醒目，雖然其他實體建築今日已不復見，仍可從地圖一隅見到市場、刑場與市街，呈現西歐海外殖民市鎮的普遍樣貌。安平的格局符合歐洲殖民者港口都市計畫的典型結構，都市由城堡 (Castle) 與市鎮 (Town) 組合而成，具公共性質的市政廳、法院、市場等基礎建設則分布其中，為西方海外經營階段最早期的市鎮樣貌。至荷治末期，臺南發展出安平與對岸的赤崁兩個雙元市鎮，赤崁的結構是由城堡與市鎮組合而成，與安平相同；後來鄭氏政權與清朝統治時期，皆以赤崁作為府城用地。陳教授指出，探討基礎建設對城市的意義時，他所關注的是基礎建設如何處理大量人口需求，包括水、住居、道路等建設，皆需應付城市密集人口的供給，這些建設的過程或可視為統治者與當地居民對話協商的結果。陳教授從此問題出發，進一步關注清代臺南的城市建設。

　　城市史研究是在特定空間中，探討需求、機能與城市運作。就臺南而言，荷治時期發展出的雙元城市，歷經鄭氏至清代，城市重心已由安平轉移至赤崁。清代臺南的城市結構，包含硬體與軟體兩個部分。硬體方面，陳教授首先述及城牆的設置。清朝官員來臺以後，先為軍營建造圍牆，透過地圖可見軍營與市街地在地圖上的比重相當，可知軍隊布防在此城市的重要性。另外，在康熙年間臺灣地方官員的條陳與治臺建議中，頻繁出現關於築城的討論，反映地方基層對城牆的需求，福建巡撫張伯行 (1651-1725) 便曾提議以刺竹築城，可用較少的經費達到築城目的。

　　官員對於城牆大小、建材、經費、位址、形式之討論，皆是都市對話的具體例證，這些討論又會隨著時空背景不同而變化。例如朱一貴事變發生時，康熙皇帝即認為，因朱一貴無城牆可恃，清軍方能入城攻之。戰後關於築城範圍的討論，各方持有不同意見，其一是閩浙總督提議僅將官兵、衙署包圍在內；征臺將領的方案，則是讓城牆圍繞民居及重要衙署；當地居民則請求將聚落包圍在內，巡臺御史的奏報顯示地方居民、士紳對城牆的迫切需求。臺南府城的城牆為不規則狀，南、北兩邊皆向外凸出，其中被劃入城牆內的「土墼埕」聚落，代表當地居民的意見為官府所採納的案例。築城時，地方官員曾找當地耆老「引路畫界，不礙民房」，最後把土墼埕包圍在城牆之內，位於城內西南角；陳教授亦在史料中找到土墼埕在清初已有聚落、廟宇及經濟活動之證據。

　　臺南府城一帶本有的聚落與市街，在城牆建好後整合為一座城市。舊建築的再利用在改朝換代之際非常普遍，日治時期亦是如此。城牆修建之前，清朝官員利用鄭氏遺留下來的建築作為官員署衙及辦公場所；清朝統治前期，由武官率先建設營盤，文官則在舊建築中設立新衙門。隨著清朝官員入城，城市面貌亦出現變化，如市場由西向東遷移，府學前面的菜市與柴市沒落等情況。林爽文事件後，更再次改建原有的三面城牆結構，除了變更建材外，另將西面城牆補上，並新建外城。

　　另外，陳教授補充蔣允焄(約1713-?)與蔣元樞 (1738-1781)兩位十八世紀的臺灣地方官員，他們曾發動兩波都市建設。蔣元樞在乾隆四十年 (1775) 任臺灣知府，後護理臺灣道；其繪有《重修臺郡各建築圖書》，收錄「圖」三十九幅、「圖說」四十幅，原是蝴蝶裝冊頁，後拆平為單張，前後順序已被打散。蔣元樞的圖畫近似現代的建築平面圖，清楚繪製出空間格局，其中數張圖片以官員及幕僚住所為主題，另有橋樑與塭岸圖，呈現臺南渠道、河道遍布的景象，現在仍能找出橋樑的實際位置；然而有些空間未有文字說明，故不易推論用途。陳教授指出，橋樑與塭岸並非蔣元樞任內新修，是在前知縣蔣允焄時期已開始建造，也反映出乾隆朝時臺南的交通建設著重於修建橋樑與堤岸，以通過遍布城市的溝渠。

　　除了蔣元樞外，乾隆二十八年 (1763) 擔任臺灣知府、乾隆三十四年 (1769) 任臺灣道的蔣允焄，亦著有《東瀛紀典》一冊，《續修臺灣縣志．藝文志》條目便有收錄此書。《東瀛紀典》為蔣允焄任內的建設圖錄，從目錄可見書院、廟宇、園林、塭岸、橋樑等項，目錄中書院的次序僅次於萬壽宮，優先於其他建物，亦反映蔣允焄對書院建設的重視。《東瀛紀典》的圖畫形式為雕版印刷，與蔣元樞的彩繪圖畫差異頗大，二者雖皆意在呈現建築工程的空間結構，然而蔣允焄的視角採四十五度偏角，視覺上能使建築更為立體，聚落排列亦較為寫實。若把繪畫主題互相對照，可見兩位官員聚焦的重心不同，以有關風神廟及接官亭的圖像進行比較，蔣允焄著重在港口，蔣元樞則重視官廳；全書收錄內容亦有所差異，蔣允焄時期以官廟、官廳、橋樑為主，蔣元樞時期則包括衙署、公館、孔廟、禮器、番界、隘寮、鹽課、鹽廠等，展現更多元的建設，且有許多新建工程分布於城外、近郊與番界。

　　蔣允焄、蔣元樞的建設，確立了清代臺灣府城的空間樣貌與建築結構。陳教授又將臺灣府城與《周禮．考工記》中理想的棋盤式方正格局相互對照，府城的格局為不規則狀，未有明確的結構規則與方位邏輯，說明實際築城時會面臨地形、水土、民居、聚落等環境問題，必須考量各種狀況後方能動工，以建造符合地方需求的城市格局。

　　接著，陳教授討論臺南地區「坊」的概念。清代前期的臺南有四個坊，過往多認為「坊」指涉地理空間，然在清代臺南或許也可視為一種制度。如康熙三十五年 (1696)《臺灣府志》中即載有「設四坊以居商賈，設里社以宅番漢」之描述；《大明會典》亦記載坊是里甲制在城市中的施行單位，負責事務與里甲相同。因此，坊不僅是空間、方位，也是賦稅制度及地方基層的行政制度。康熙年間，臺灣知縣陳璸 (1656-1718) 曾記載地方衙門將行政事務委任於「坊長」，即是坊作為基層行政單位的例證。又，在乾隆年間的檔案中，可見坊長須捕盜、提押人證、催受厝稅、認證戶籍等，顯示坊長須負擔的行政責任，以及其在地方行政運作中的重要性。

　　最後是討論城內的市街與社區。陳教授透過比對荷治與清領時期的地圖，分析臺南市街空間結構的變化，如荷治時期有特設的交易所，清領時期的店鋪則分布於街道上，反映兩者不同的交易型態。街道除了做為地名外，更要注意其具有地方共同體的實質內涵。陳教授指出，在林爽文事變時，城內許多社區在地方頭人領導下組織義民防衛府城，其中一個社區名為「新街」，即是以街為名的案例，亦顯示乾隆年間的社區已有自行組織的能力。又，從街境共同體還可延伸出「聯境」的概念。在福建與臺灣，常可見作為基層單位的「境」，如廟境、街境等，指涉特定地區的群眾，也是民間自我認同的社區。鴉片戰爭時，官員運用既有的民間社區組織防衛，各境也被動員起來聯合守備，即稱為聯境；鴉片戰爭結束後，聯境轉變為民間的生活、祭祀、商業網絡等交陪場域持續存在。十九世紀後，境與聯境的社會力量擴大，遍及守城、防火、租賃、捕盜等事務，透過規約可見，聯境是由數個境為了因應地方安全與社會問題而組織成的地域性聯合團體，具有規範性與管理能力，能夠統籌支配境內的人力物資與居民生活。聯境的出現與應用，顯示臺南自清初以來，地方基層組織由坊、街到境的變化，亦展現出民間在官員監督下處理地方日常事務的自主性。

　　陳教授總結，今日演講由硬體至軟體，從城牆到社會，帶出城市運作是由有形的硬體工程與無形的制度構成，二者建構出多元、多層次的城市空間。臺南在四百年間陸續完成許多基礎建設，除了建築外，坊長對居民的管理，與街、聯境等組織如何防守城市、保衛家園，這些現象都反映出城市社區的整合與在地化。最後，陳教授期許臺南的個案能對城市史研究有所貢獻，城市史關注的課題除了基礎建設外，市民社會的建立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越來越多史料能夠展現臺南居民如何定居、如何管理生活，呈現十九世紀清代臺南社會的活躍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