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谷銘教授演講「『東方學』的多重系譜：Oriental Studies之研究傳統在敦煌的交會」紀要

　　張谷銘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為近代歐洲科學與醫學史、人文學史、比較 philology 歷史，以及全球高等教育研究。張教授此次講論會探討的主題是「廣義的敦煌研究作為東方研究的分支」，認為敦煌研究是近代西方學界關於東方研究發展史上的最後一塊拼圖，將西方十九世紀以來向東推展的 Oriental Philology 和中國研究連接起來。

　　西方的東方研究，最早的主題是《聖經》相關的語文和地理，接著是阿拉伯文與《可蘭經》的知識，其後是波斯、土耳其語文及相關的穆斯林區域。隨著十六世紀耶穌會士陸續將中國的知識傳回歐洲以後，中國也成為學者討論的主題。到十八世紀中葉為止，歐洲對中亞的了解仍大致空白。

　　從十八世紀末開始，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快速擴張。英國派駐印度的法官 William Jones (1746-1794)，同時也是一位語言學者，研究梵文，並提出印歐語言同源的概念。英、法兩國因為殖民擴張的關係，發現並解讀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字。德國人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在古希臘及美索不達米亞從事考古發掘。十九世紀的 Oriental Studies 興趣主要在古文字。學者發現希臘、拉丁文、現代歐洲的各主要語文、西亞的波斯文、南亞的梵文，其文法、字彙、發音有親屬的關係，建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印歐語族。隨後學者也用類似的比較方法，建立了閃族 (Semitic) 語族、突厥 (Turkic) 語族、漢藏語族等。隨著歐洲殖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歐洲的學者也開始研究該地區的語言。從 1900 年在德國出版的 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 東方研究書目的目錄來看，烏拉─阿爾泰、東亞和大洋洲、非洲、印度日耳曼語系或印度歐洲語系，都在東方研究的範圍。因為這時期的興趣主要在古文字和文獻的研究，Oriental Studies 就是 Oriental Philology。

　　東方研究的對象——「東方」，最早確實是指方向上的東邊。但非洲之於歐洲，其實更應該算是南方，而不是東方。可見二十世紀初歐洲的「東方」研究，已經不是地理意義上的東方，而是文化上或宗族上的 the Other，統一都視為東方。「東方研究」也就成為歐洲人「他者」的研究。

　　十七、十八世紀時，中亞廣袤的區域研究仍屬空白，但是英俄的「大博奕」(The Great Game) 加速列強在中亞以東的競逐。英國人的興趣從印度殖民地往北向中亞發展，俄羅斯則向南方或東南擴張，法國則以新殖民地安南做跳板投射，日本作為新興的強權，也積極加入中亞的探勘。這些國家派出的探勘隊發現了大量的古文書。他們探勘背後除了有學術的動機外，更重要的是相關國家的帝國擴張——這些國家在十九世紀末時，在中國的口岸都建立殖民地的租界。他們向東探勘的終點，就是敦煌。敦煌是絲路從中亞草原進入中國的入口，也是中國的農業文明西方的終點。敦煌把絲路兩段的歐洲與中國研究連結起來。敦煌研究也把西方十九世紀向東開拓的 Oriental Philology 和先前相對獨立的中國研究連結起來。

　　這裡的敦煌研究是廣義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學者在今天的新疆進行廣泛的探勘，後來稱為吐魯番發掘。俄國人也在新疆和內蒙探勘，發現了西夏黑水城的遺跡。日本人也在新疆有多次廣泛的發掘。歐洲和中國學界都把這些探勘的成果當成是廣義的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作為東方研究的分支，在不同國家先後獲得發展。英國的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受印度殖民政府資助，最早將敦煌文物帶回大英博物館，找了 Arthur Waley (1889-1966)，Lionel Giles (1875-1958) 等專家來考察。十九世紀下半葉影響很大的 Max Müller (1823-1900) 是重要的 oriental philologist，但他對中亞研究的興趣不大，而且在敦煌發現前就過世。因為研究人力不足，因此 Stein 還要委託法國的沙畹 (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 1865-1918) 協助解讀他帶回英國的敦煌文獻。

　　德國是印歐語言及突厥語文研究的中心。主導吐魯番發掘的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都是 oriental philologists，並在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工作。Friedrich Carl Andreas (1846-1930)、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 成功解讀粟特文，也是oriental philologists。Emil Sieg (1866-1951) 和 Wilhelm Siegling (1880-1946) 則解讀吐火羅文 (Tocharisch)。柏林大學的梵文講座 Heinrich Luders (1869-1943) 則研究梵文佛經殘片。這些學者在意的都不是他們的研究和漢學的連結，而是與印歐語系的連結，以及他們的研究在 Oriental Philology 的意義。德國學者們普遍希望在中亞找到亞歷山大時期的古希臘遺跡，這是因為古希臘是德國人的文化典範。

　　法國則是當時敦煌研究的中心。十九世紀起，法蘭西學院連續四代的漢學講座中，有三位研究漢僧赴天竺取經的歷史。他們把法顯 (337-422)、玄奘 (602-664)、義淨 (635-713) 的天竺遊記，翻譯成法文。沙畹和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梵文講座 Silvain Levi 合作，研究中亞的語言歷史和考古學。伯希和 (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 則有語言天分，幾乎可以掌握所有敦煌相關的古文字。而他的中文連中國人都佩服，中文學、書目學知識也很豐富，又很努力和中國及日本學者交往。因為法國在佛教取經研究的傳統，以及伯希和的突出成就，其敦煌研究的成績最為中國學界所熟知。傅斯年及同輩的中國學者都視巴黎為東方學中心。

　　相對於西歐國家，俄羅斯學界在東方學的研究屬於後進，到十九世紀後半才起步。對俄羅斯學者來說，研究中亞是研究「自己的東方」。敦煌對於西歐國家是遠東 (the Far East)，對於俄國來說則是「近東」。

　　日本的那珂通世 (1851-1908) 則在 1890 年建立東洋、西洋之別。「西洋史」是研究西洋的歷史。日本和中國同屬東洋。不過那珂卻把日本史視為「國史」，而「東洋史」（對日本而言其實是「近西」）則只包括中國史（和中國周邊）而已，並不包含日本史。所以東洋（方）研究，實則是日本的近西 (the Near West) 研究。相較於歐洲、俄羅斯的考察團能得到國家或王室資助的情況，日本考察團的資助則多來自私人，例如大谷光瑞 (1876-1948) 的西域考察團便是以他自己西本願寺的經費支應。爾後帶回的文獻，很快地提供日本京都的漢學家解讀，包含內藤湖南 (1866-1934)、狩野直喜 (1868-1947)、藤田豐八 (1869-1929) 等人。中國學者如羅振玉 (1866-1940)、王國維 (1877-1927) 等人在京都，也曾受大谷光瑞邀請，研究敦煌寫本。

　　中國方面的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先分析伯希和留下的木簡，編成《流沙墜簡》，王國維接著研究敦煌變文，並且在 1923 年翻譯伯希和的法蘭西講座就職演說，該文內容就是發現敦煌的學術意義。敦煌學在中國的代表學者還有陳寅恪 (1890-1969)、曾到柏林學習的姚從吾 (1896-1970)。流亡中國的鋼和泰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 也是敦煌研究的學者。他原先是今天愛沙尼亞的德意志貴族，在德國拿到博士學位，隨後在俄京聖彼得堡任教。1915 到 1916 年間受派到印度，然後再到日本、中國考察。1917 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因為其貴族的背景，無法回國，只好留在中國，日後的著作發表主要以英文為主。

　　民國時期開始對東方學有幾層定義，最狹隘的第一層即是研究中國周邊的學問，也就是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所提到的「四裔」之研究；第二層則是外國人的中國研究；最廣的第三層則包攝了前兩種，又同時將中文的中國研究也全部納入考慮。也就是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所說要把「東方學」的正統拿回中國時的意涵。在這個意義下，東方學是研究「中國自己」的學問，而不是研究他者的學問。在那之前，中國將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直到進入二十世紀前後，中國開始將自己視為東方的一員。《東方雜誌》在 1904 年的出版、陳獨秀提出東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顯示中國開始認為自己是東方。傅斯年的想法，則已經完全接受中國是東方的這個概念。東方學就是中國學。這裡的東方，不是他者，而是中國人自己了。

　　若以地緣關係來看，敦煌研究所牽涉的是英、法、德的「遠東」。但是由於三國國內的學術傳統，敦煌研究有不同的發展。德國的敦煌研究者著重他們在歐洲當時 Oriental Philology 中印歐語族及突厥語族研究的意義和地位，和中國研究疏離。英國則因研究者青黃不接，對敦煌研究的貢獻較晚、較小。法國則因為研究中印佛教交流的基礎，以及伯希和的天賦與人際關係，成為中國學者眼中的「東方學」（也就是中國學）的中心。Oriental Studies 是俄羅斯的「近東」研究。東方研究或東洋研究則是日本的「近西」研究。這些國家的東方研究都是對於他者 (the Other) 的研究，而中國的東方研究則是對自我的研究。所以上述各國的「東方研究」所指的東方，彼此有很大的差異。但進一步來說，敦煌研究是一部全球史，在各個國家都有各自背景。要有全球的視野，才看得出來「東方」在這些國家的不同位置。

　　會後的討論熱烈。杜正勝教授提到，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來看，傅斯年的意思是把東方學變成「我者」，將話語權取回中國，也就是史語所，學術旨趣還是與伯希和等人不同。我們以為他們是漢學家，實則更像是虜學家。傅斯年想培養如伯希和這樣的人才，但這個偉大的宏圖終究是失敗了，只能龜縮到以漢文為主的研究。單從文獻相對較多的漢文資料著手，要成為東方學研究的中心，並不容易。羅振玉也有意培養兒子們進行分工、研究中亞語言，例如羅福萇 (1896-1921) 即專攻西夏文，伯希和的研究也有找羅振玉的兒子校對。張教授則回應民國時期對東方學的使用並不頻繁，東方學的意義包括上述的幾種，不過傅斯年所用的東方學，狹義確實只指虜學，但他也使用廣義的東方學，內涵既包括虜學也包含漢學。相對於日本，當時的中國學者對研究中國的域外都沒有強烈的興趣，目的都在學習西方的學問來研究中國，這也是陳寅恪到西方研究語言學的動機之一。

　　王汎森教授則提到東方學家的考察過程都有中國助手，斯坦因、伯希和皆然。例如就有助手指出寫本「後頭有年代的比較重要」，代表助手對這個地方有知識。歷來研究的注意力都聚焦在西方學術巨星，但熟知地方知識的助手們並未得到該有的注意。張教授回應說斯坦因的確有在地助手幫助，所以才能完成艱險的探勘旅程。但東方學家本身的語言條件還是很重要，例如伯希和能拿走敦煌文物中最好的珍品，就是因為他懂中文。

　　陳正國教授提到西方在十八世紀晚期由《聖經》籠罩的思維世俗化轉為科學化，放棄獨尊《聖經》這一思維。傅斯年本人有很強的民族主義色彩，不知德國或法國有無學者是不以帝國為中心而進行研究的？張教授則認為為西方學者背後的帝國主義背景辯白意義不大。他在意的是中國的現代學者為了改革自己的學術傳統，主動學習西方的知識，「別人的孩子也可以抱來當自己的孩子」；而不是拒絕西方的學術。

　　戴麗娟教授則指出目前個別西方國家的東方學、漢學史在目前的大陸學界都已有很多研究，有無串連的可能？西方的帝國主義和學術的帝國主義需要分流，不然會有混淆的風險。張教授回應認為政治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有千絲萬縷的連繫，恐怕不容易劃清界線。他也一直不將自己當作中國學研究者或漢學家，自許以全球的事業來檢視敦煌研究及「東方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