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宜方教授教授演講「在中華的周邊、外圍與對面：這些地方的人群與國家如何與之互動，實踐自己的命運——以穆罕默德．阿敏（馬明心）為例」紀要

　　本場演講為中研院史語所 111 年度第十九次學術講論會，由廖宜方教授介紹新書書稿《在中華的周邊、外圍與對面》其中一章，講述甘肅回民馬明心 (1719-1781) 所建立的宗派如何演變出中華帝國和回民之間的劇烈衝突，而一般人在面對國家暴力時又做出哪些選擇。廖教授不諱言本書是他對自身過去學術訓練、慣常寫作手法的反省，並希望透過本書，一方面能提供經驗給臺灣教育參考，以說明在歷史上非漢人群、周邊的國家如何應對中華或中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也觸及歷史學專業以外的世界，使知識可以服務不同背景的讀者。

　　演講伊始，廖教授首先介紹全書大綱。雖然書稿的時空跨度極大（十世紀前後至十八世紀之後），但設定這樣的尺度並非為了重複古典中國史敘事中既定的主題和模版，諸如先秦以來農耕與游牧族群的交流與衝突、魏晉的政治成熟與崩解、隋唐的絲綢貿易與胡漢交流、宋元的多國條約體制、明代的朝貢與海洋，乃至新清史與漢化／非漢化等，而是透過廣泛的取材、不同族群的書寫，使讀者對環中華的人群有大致的概念。例如，以群體而言，本書涵括日本、琉球、高麗／朝鮮、蒙古、女真、契丹以及党項等；以方位而論，則涉及中華的東南（如鄭成功父子等海盜與海商）、西南（如諸多山民，即現今的少數民族）和西北（如回民與漢語穆斯林）等位處不同方向的周邊群體。

　　本書與常見通史不同的另一點在於其書寫時，各章未串連成單一的大敘事、亦不使用單一的概念或理論貫通；而在每篇章節中以各個人物的生命故事為核心，透過人物發展來推進敘事，考察行動者如何於自身時代脈絡中活動。如此書寫的目標在於呈現「複數國家」的中國史——事實上，在晚清中國國族主義鞏固之前，國家或國土的框架並非不證自明。本書選取的不同人物展現出其多元追求，以試圖說明在中華的歷史中，尋求建立自己的國家、謀求獨立等行為其實是相當正常的事。

　　為了使聽眾了解本次報告章節的背景，廖教授先介紹了回民在中華的歷史。雖然中古時期早有穆斯林抵達中國的紀錄，但蒙古西征時遂有大量的中亞穆斯林被帶到了中國的周邊。此後，其部分便陸續從中亞（包含今日的新疆）遷徒至陝甘一帶；部分甚至散居於以漢人為主體的大城市，並在當中形成一個個小社群。一般咸認為在華穆斯林為自十三至十六世紀之間，逐漸形成之所謂「回民」的群體。值得注意的是，各個不同語言、種族的穆斯林雖然仍保留其信仰，但漸漸放棄母語、改用漢語，並在生活習慣上亦與漢人多有交流互動。回民即憑藉著信仰和商業活動聯結彼此，進而建立遍布中華的社會網絡。

　　生活在中華的穆斯林面臨著各式各樣的漢化壓力，雖然少有士大夫會對穆斯林展現直接的、強烈的敵意，但伊斯蘭傳統的實踐仍不斷式微。為保存伊斯蘭文化，回民發起了性質各異的文化復振運動，舉凡胡登洲 (1522-1597) 開創的經堂教育、劉智 (1669-1764) 運用古典漢文對伊斯蘭思想的闡述，又或如西北一帶建立的各個蘇非道團（門宦）、宗派等，這些行動都是為了提昇穆斯林信仰的品質。一方面，每一波文化復振都使回民的文化認同更為堅定，使其難以被徹底地漢化，甚而走上「逆漢化」的道路；但另一方面，多元的派別卻未必能彼此共存：在西北的回民社會中，各種宗派百花齊放。此誠然為思想自由的表現，更展現伊斯蘭在中華的活力，但宗派的高度發展和競爭亦可能帶來衝突，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本章（書稿暫訂第十一章）的主角馬明心便是在如此背景下進入歷史的舞臺。本章共分為三部分，上述提及之回民於漢人社會的信仰困境即為第一節談論的主題，說明馬明心建立的宗派如何在西北回民社會中引發論爭。第二節談論回民與國家的衝突，探討乾隆皇帝 (1711-1799) 如何鎮壓馬明心的宗派、及跟隨馬明心的撒拉人，以梳理國家如何捲入穆斯林的宗派衝突。第三節補充較為長遠的脈絡，爬梳此後於十九世紀的陝甘回變，及至二十世紀的回民如何進行軍事現代化和文化啟蒙。結語則將中華帝國這場國家和穆斯林的衝突，與歐洲的宗教改革相對比，試圖提煉出一些觀察。

　　在第一節中，廖教授特別仔細地描述馬明心的背景，尤其是他前往麥加朝聖的經歷，以期向聽眾和讀者展示古典中國史中少見的一個面向——中華和伊斯蘭並非毫不相干的兩個世界，其中有諸多穆斯林旅行者建立起雙方千絲萬縷的關聯。馬明心雖然出生在位處河西走廊的甘肅，但很早便離開中國，於中亞、阿拉伯等各地遊歷成長，甚至曾到麥加朝聖。最後，馬明心幸運地度過險阻歸返。回到甘肅一帶後，他所建立的宗派與花寺的教眾（甘肅最有影響力的宗派之一）相互競爭和衝突，甚而最終將國家也捲入其中，造成長久難以化解的對立。

　　第二節討論這場回民和國家之間的衝突。值得注意的是，該衝突的起源並非回漢對立，反倒是由於國家無法妥善處理回民內部的宗派紛爭，進而引發動亂。這一節的主軸在兩個層面，其一是乾隆皇帝對穆斯林群體的——「國家恐怖主義」。廖教授強調，這項分析用語並非獨創、亦非為「抹黑」過去的歷史，即這不僅為乾隆皇帝的個人抉擇、也不只是中華帝國的特別之處，類似的社會現象於世界史的視野有平行相仿者，如大英帝國對愛爾蘭的壓迫、抑或西班牙對美洲原住民的屠殺。其二則是討論穆斯林的人道救援行動。馬明心的追隨者並未因這場災難而散去，其許多家人、後人和門人頑強地生存下來。日後，他們在漫長的歷史中重新串連、團結，除了保全自身以外，更努力地幫助其他人，如撫養其他受害者的遺族。而這些人道救援其實就是對權力、對暴力最直接的反抗，廖教授透過書寫以突顯這些舉動，使這段較為黑暗、殘暴的歷史得有點光亮，同時也展現底層人物的自主性。

　　第三節則處理該衝突之後，回民如何在十九、二十世紀進行軍事現代化和文化啟蒙。此節的敘事以回變三類領袖不同的命運起首：或在降清後被殺，或堅決不降逃至中亞，或則投降後加入清朝。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投降清朝的回民反而進入了中華帝國的核心，成為帝國最保守的勢力（清朝皇室的禁衛軍），從反叛者搖身一變而成為守護者，最終在清末、民國時期形成軍閥，於西北建立超過半個世紀的統治。另一方面，東部大城市的回民菁英則作為留學生，為中華的回民開啟新一波的文化復振。廖教授強調，軍事現代化和文化啟蒙兩項主軸不僅是回民的命運，其實亦是整個中華現代史的主題。意即為，邊緣人群採取的不同選擇和結果或有偶然因素，但同時也有時代趨勢作為其背景框架。

　　至於本章結語，廖教授試圖對中華帝國的宗教意識提出一些觀察。廖教授指出，宗教在歷史中向來會不斷變化。自傳統的中古、近世時代轉變至現代的過程中，很自然地有新觀念萌發，如馬明心所建立的宗派便是一例。其中，會產生歧異和衝突亦實屬平常，然對中華帝國的統治族群來說，其難以理解這種因思想歧異所產生的嚴重衝突。雖然明清的統治者有處理人群衝突的各種經驗（如階級衝突、或漢人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衝突等），但對於因宗教意識型態差異而引發的爭鬥，並無深刻的認識。是以，過去用於處理社會秩序的手段此時便不敷所需。甚而，有的漢人士大夫認為：「異教尚不可仇，何況同教？」但事實上，於歐洲歷史宗教衝突經常引發嚴重仇恨，而士大夫這種一廂情願的觀點即便不是天真的看法，卻也顯示出中華帝國對宗教思想其實極為陌生。

　　在這樣的觀察底下，廖教授總結自己對於中華政治文化的批判。他認為乾隆皇帝或左宗棠 (1812-1885) 等中華傑出的政治家其實就如同古典的儒家理型一般，對於公平、正義、秩序、仁政等願景有美好想像，但對於應該用什麼手段達成這些政治理想，卻沒有細緻的討論。在這樣的框架中，政治家沒有主動歧視、排斥他人的理由，卻也因此把國家維持表面上中立、國家不介入社會的這個立場本身當作其目的。然而，避免介入或許可以防止事態惡化，但卻無助於解決宗教衝突的矛盾。是以，一方面左宗棠會批評陝西士大夫，認為其不應對穆斯林抱持沒來由的偏見，相似地，乾隆皇帝事實上也曾阻止官員對穆斯林施行文字獄；但另一方面，這兩個人在政治理性的判斷下，也不會怯於使用暴力來鎮壓地方的穆斯林。從社會結構上來說，歐洲是因為經歷過嚴重的宗教動亂，才奠定現代世界政治的基本原則，如政教分離、宗教寬容等；但相對來說，其他文明很少付出這樣的成本，故對於這個面向亦無法深入討論。廖教授總結，中華歷史嚴格來說雖無歐洲那般樣態的宗教迫害，卻也因此對宗教寬容沒有發展出深刻的討論。

　　廖教授自陳，選擇從這個歷史角度切入，嘗試在書寫中突顯小人物面對國家暴力時如何以人道救援作為抵抗的手段，其實也是一項自我克服的過程。過去的史學訓練多半希望史家與研究對象保持情感的距離，鮮少鼓勵學者在敘事時滿懷激情，或是激烈地批判國家；然而，這種距離或多或少使古典訓練出身的歷史學者抱持冷感，不願意觸碰正義或轉型正義等與社會切實相關的議題，甚至可能因此較少思考歷史書寫與當代社會之間的關聯。是以，廖教授也指出，這本書稿從體裁、行文到思考方式等面向都具有實驗性質，藉此，除了希望能使自己過去的研究有所突破之外，也期待自身的研究成果可以對更廣泛的讀者群，乃至對臺灣社會帶來意義。

　　演講結束後，許多與會學者都表示收穫頗豐，認為此場演講除了介紹以往較不為人知悉的主題外，亦能聽到學者從書寫者主觀的角度自剖其選題、寫作思路乃至語言使用等層面之諸多真誠的分享。廖教授在聽完學者們的回饋後，也進一步說明自己對於「周邊」、「東亞」、「國家」等語彙的看法，並表示會繼續思考如何於書稿中更深入地釐清相關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