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禮 (Macabe Keliher) 教授演講「近代早期世界中的禮儀：一個關於世界擴散、國家建構以及清朝歸順禮的理論」紀要

　　會議開始，主持人雷祥麟教授說明本次主題，介紹克禮教授此次講座都嘗試以禮儀為核心，提出新理論探討清朝乃至近代早期世界，各地政權使用「儀式」(ritual) 的案例。克禮教授接著談到，這樣的研究視角主要避免將中國當成一個世界史上的特例，並擴大未來學界討論的可能，同時說明所謂「近代早期」的範圍，限定於 1400 年到 1800 年。

　　首先，克禮教授指出，不論是史料或者既有研究，都能看出全球各地在近代早期帝國擴大的同時，禮儀有越加繁複的趨勢。雖然已有學者注意到儀式的存在，但是儀式在帝國擴張過程中所扮演的作用尚未被充分挖掘與認識。他企圖從中國的案例出發，擴及世界各地的案例，探討近代早期世界政權大量使用儀式之現象，實與世界各地政權擴張、統合有密切關聯。克禮教授就此提出四個問題：一、儀式是真的有增加嗎？二、為什麼儀式會在這個時期增加？三、儀式的作用是什麼？四、唯有倚靠儀式才能達成這樣的作用嗎？克禮教授在這個演講的主要論點是，在帝國擴大的近代早期世界中，隨著人口的增加、各地人群相互的流動和市場的建立，只依賴軍事與行政的方法是不足夠的。在領土擴張中需要納入新形態的政治行動者，和統治多樣性的文化社群和種族。儀式在這個時期的增加與帝國擴張之間的關聯在於，世界變動需要新的政治秩序與兼蓄新的社會行動者，而禮儀是促進文化與種族融合的主要機制。

　　接著，克禮教授分享了近代早期世界各地的案例。中國明代 (1368-1644) 官方編修的《大明會典》中記載禮部所占的篇幅越來越大。出任歐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哈布斯堡家族 (House of Habsburg) 的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1519-1556 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於十六世紀初起，有「受洗禮」(Baptism ceremony)。俄羅斯帝國在伊凡四世 (Ivan IV, 1530-1584) 於 1547 年受「加冕禮」(Coronation ceremony) 為俄羅斯沙皇國的沙皇，此後逐步發展成為定制。十七世紀之後，日本德川幕府 (1603-1868) 重視茶道禮儀；法國於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1643-1715 在位）統治期間建造凡爾賽宮 (Palace of Versailles)，後續統治者也持續舉行不同儀式。甚至在美洲亦有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同參與的典禮，譬如西班牙帝國在墨西哥地區；法國在北美殖民地有「立十字架」宣示等。

　　如前述所舉，近代早期各地儀式增加的全球性現象，促使克禮教授想進而分析儀式遽增的原因。前一講提到，清朝透過元旦禮塑造出假定關係，達成皇太極強化權力的目標。然而，從歐洲案例與清代檔案之比較，清朝利用儀式統御國家的做法並非獨有現象。在隨著政權擴張、統治區域內人口增長、人際網絡以及統治疆域變大，交流日益頻繁的情形下，不同背景與文化的群體被吸納到單一政權之中，政權就必須面對如何統轄不同族群的問題。清朝與歐洲國家呈現出的現象，顯現出近代早期世界各地的共同趨勢。

　　綜觀這段時期的強勢政權，雖然強盛於被征服的區域，但是與所謂的現代國家 (modern states) 相比，近代早期世界各個帝國的統治力仍相對薄弱，如官僚分散、不易規訓，常有貪腐問題，必須仰賴地方精英協助統治。其次，就以西班牙殖民墨西哥為例，西班牙並無太多軍隊用以統治，由此可見軍事並非為最佳手段。克禮教授認為這些政權不能只靠行政或軍事手段，想要穩定且長期地統治，最關鍵的即是前述所列舉的「儀式」，使統治者得以運用儀式兼容加入政權的行動者。

　　就數據而言，我們無法具體地統計儀式的數量，但是從近代早期的各地文獻來看，確實可見儀式與參與者的數量增加，並且有各式各樣新儀式的出現，比如前述俄羅斯帝國的加冕禮。值得注意的是，「新」儀式的新並非指過去沒有，而是指儀式被轉變為「國家」(state) 舉辦。上述現象都說明近代早期的儀式確實增加。克禮教授認為在這些現象之中，有三個概念值得注意。首先，當帝國疆域擴大，統治者必須有方法說服新加入的群體變成政權內的一份子，此時軍事手段並非是最好的選項，比如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即是利用原先在母國舉行的儀式，進而吸納殖民地的新群體。另外，隨著領土擴張，統治者若能親自巡視領土、直面被統治者，也能據此確立統治權，如歐洲諸國有國王入城儀式，清朝則有皇帝巡幸。最後，當儀式隨著政治權力「中央化」(centralization)，儀式會更有規範力量，路易十四時代的宮廷儀式即是如此。總結來看，儀式被統治者用以協調不穩定的統治關係，譬如元旦禮、加冕儀式等，都能讓政治與社會行動者 (actors) 在儀式空間中假定彼此的關係，也藉此建構政治制度。

　　最後，克禮教授以 1633 年原為明軍將領的孔有德 (1602-1652) 與耿仲明 (1604-1649) 兩人率軍降清為例，說明統治者如何成功利用「歸順禮」儀式，使這群外來者成為自己人。當二人帶軍投降時，皇太極指導貝勒前往迎接，設帳安排降將行三跪九叩禮，同時行滿洲常有的抱見禮 (Embracing rite)，後續則由臣僚向皇太極行朝賀禮，最後是賞賜禮品與宴會。

　　歸順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先前投降滿洲政權的明朝人，於投降之後就會變為滿洲奴僕，但是皇太極透過此次歸順儀式，乃至於後來的漢軍八旗，都是將降清明將視為滿州共同體之一，而非是滿州奴僕。克禮教授也注意到，據檔案史料所載，皇太極賞賜孔有德的物品，其中包括滿洲政治文化的象徵物，使孔有德等人正式加入滿洲政權。更重要的是，歸順禮不僅是用以對孔有德一類的乞降者、外來者，也是指導原先在滿洲政權的行動者，如何與這些投降者產生聯繫，進而形塑單一秩序。克禮教授總結道，儀式空間或步驟，為近代早期擴張中的帝國建構了新的政治秩序，並得以兼蓄新加入的行動者，進而穩固這些政權的統治。另外，儀式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聯，不僅是在近代早期，即便是現代社會，也有一定效果，正好能用荀子所說「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一語作結。

　　演講結束後，在座學者就克禮教授所提到的「儀式」展開討論。近史所張寧教授認為，克禮教授於講論之中交錯使用「國家」與「帝國」兩種詞彙進行論述，但是在論述語境中，「帝國」或許更為適用，並且可以將十九世紀以後的大英帝國納入比較，或可得到更多成果。其次，就報告中所談的儀式，有時也包含了宗教的面向，例如中國政權與天的連結，還有演講所舉的「受洗禮」。若增加這一面向的討論，是否有助於議題的延伸？中研院社會所湯志傑教授也注意到儀式與宗教的關係，湯教授認為這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層是研究者所選擇的解釋框架，第二層則是好奇行動者主動選擇儀式的原因？而近史所徐兆安教授指出，講者多討論「儀式」對統治的好處，但是儀式是否也是一把雙刃劍，反而造成帝國統治不穩？同時建議克禮教授可以強調自己的研究與過往中國史研究「禮儀」的討論有何差異？最後，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趙相科教授認為，新儀式的出現，是否意味舊的機制已不敷使用？

　　克禮教授回應並談到今日所討論的儀式繁複化的現象，過往已有學者談論，譬如研究歐洲史的學者，但是他們比較少系統性地研究儀式的具體作用，尤其面對政權擴張時，則強調武力因素。同樣的，克禮教授並不否認儀式與宗教之間有一定重疊。然而，由於關注政權如何吸納並兼容新群體，因而更強調儀式的政治作用，在歷史轉折點中，不同人群之間透過儀式而完成彼此的溝通與實踐。至於新、舊儀式的問題，克禮教授以為歸順禮是從滿洲舊有的婚禮儀式轉化，很可能是皇太極基於個人權力考量而引入。就此延伸到元旦禮的討論，皇太極也是借取舊有的儀式，使不完全服順的群體，在儀式狀態下的虛擬空間中，認可彼此的身分。最後，克禮教授也相信有失敗的案例，只是目前仍關注帝國透過儀式擴張的面向，失敗案例仍有待考察。

　　除了概念討論以外，近史所林滿紅教授詢問「歸順禮」的細節，雖然在講演中提到了儀式中的雙邊互動。然而歸順禮的呈現，目前看來僅強調皇太極接受孔有德等人投降之後的儀式安排，但是投降者是否也有甚麼行動？林教授也好奇，參與「歸順禮」的雙方，是否存在書面的滿、漢文約定？最後，儀式的滿漢成分是否因投降時間先後而有所變化？克禮教授回應並談到，由於檔案材料的侷限性，目前只能就現有材料分析。至於孔有德等降將的行動，以及是否存在書面約定，均不可考，並補充在皇太極以後，歸順禮就不常見。克禮教授推測這與皇太極個人權力的集中有關，另一個關鍵可能是當時的滿漢關係。孔有德等人歸順之時尚未建置漢軍八旗，必須得利用歸順禮作為吸納漢人進入滿州政權的儀式。直到漢軍八旗編成之後，歸順禮的重要性逐漸降低，儀式就逐漸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