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內亞與海洋:明清中央檔案、地方文書及域外史料國際研討會」報導

 
時間: 2022 年 12 月 2 日(五)上午 9:00 至 12 月 4 日(日)下午 12:55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階梯教室/成功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視訊會議
撰寫人: 李心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陳曉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2022內亞與海洋:明清中央檔案、地方文書及域外史料國際研討會」報導
 

12 月 2 日 (9:00-12:55)
開幕式

 

致詞人:黃進興院士(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李貞德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次會議由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日本九州大學、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為期三天、三個會場,共宣讀十六篇論文、兩場專題演講,以視訊會議結合同步口譯的形式舉行。

  黃進興副院長提到,經過與日方學界的往返協商,並感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張隆志館長、成功大學副校長陳玉女教授、成功大學歷史系主任陳文松教授,以及國內外學界同仁的支持,本次會議與日本常見的事先邀請制不同,使用視訊會議向全世界開放,結合臺日學界深厚的海洋史研究傳統,以及日本學界對東亞史、新清史研究的奠基,希望以史語所為平台,在 COVID-19 疫情末期為學術交流寫下新頁。

  李貞德所長則指出,經過三年 COVID-19 的疫情,為了讓日方學者能參觀臺灣各式學術機構,能與臺北以外的學者交流,故特在明、後天於臺灣歷史博物館及成功大學舉行。本次會議採用更先進、有效率的同步口譯模式,希望能作為日後舉辦國際會議的參考。


 

第一場


主持人:藍弘岳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上田信教授(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
論 題:東部歐亞圈域中的戰國日本:鄭舜功《日本一鑑》中所見的海上航線(東ユーラシア圏域における戦国日本:鄭舜功『日本一鑑』に見られる海上ルート)
發表人:鄭維中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荷蘭東印度公司船務會計帳簿及其研究示例
發表人:豊岡康史教授(日本信州大学文学部)
論 題:「切勿輕開邊釁」:嘉慶四年的對外姿態(切に軽々しく辺釁を開くなかれ:嘉慶四年の対外姿勢)
與談人:陳宗仁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上田信教授討論鄭舜功《日本一鑑》中所提到的東亞海上航線。上田信教授曾以梅棹忠夫生態史觀為參考,提出「東歐亞圈域」的概念,並以此來檢視中國史。鄭舜功為了解決嘉靖年間的倭寇問題,以謁見天皇、明朝與日本的外交正常化為目標,在嘉靖三十五年 (1556) 五月從廣東出發,經琉球國前往豐後,並將過程經歷寫就《日本一鑑》一書,書中記錄許多航線,航線的「分岐圈」聚集了中國、葡萄牙、日本出身的人,自此分歧圈可分為四條航路,兩條以陸地地形為標誌作為航海指引、兩條遠離陸地依靠指南針航海。不同航線的形成則與當時海上形勢、日本政治局勢息息相關。

  鄭維中教授討論如何運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務會計帳簿進行研究。首先介紹「複式簿記」法的出現,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基本會計規則,每艘船須具備五種帳冊,如「流水帳」依日記錄逐筆財產進出、「分類帳」就個別「成員」與「物件」分類對帳,並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教材中,學習如何閱讀這些船務帳簿。其次又介紹如何應用這些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務帳簿進行研究,不僅可以從中觀察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經營概況及興衰,帳簿中可見船員的日用起居、消費紀錄,包含船隻到訪各地後購買的物產種類、當時該地的物價,可以用來分析當時亞洲各地的飲食習慣及物價變化,進行亞洲港口市鎮的消費生活研究。

  豊岡康史教授以《清實錄》中嘉慶四年 (1799) 的「切勿輕開邊釁」一語,分析嘉慶四年清廷的對外態度。當時嘉慶皇帝甫親政,即面臨吏治敗壞、白蓮教之亂等問題,對安南海盜、浩罕和卓問題、青海蒙古掠奪事件、雲南倮黑族叛亂等各方邊境的問題,皆採取「避免介入」的態度,盡可能讓當地勢力自行應對。嘉慶皇帝之所以採取此政策方針,是對乾隆年間在緬越戰事失敗的反省,也是對乾隆末期對外態度的繼承;之所以特意向朝臣標舉態度,則是因為當時嘉慶皇帝方親政,面臨白蓮教之亂等內憂無暇他顧,也避免地方官員為居功而出兵,進而引發事端。


 

第二場
 

主持人:賴惠敏教授
發表人:柳澤明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化構想學部)
論 題:清朝對中俄貿易的管理體制及其變遷:18世紀後半至19世紀初(清朝の対ロシア貿易管理体制の変遷:18世紀後半~19世紀初頭)
發表人:村上信明教授(日本創價大學文學部)
論 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兩個禮儀問題的關聯性——清朝、西藏、英國——
發表人:馬騰教授
論 題:乾隆朝對入關前滿文史料的研究:從《無圈點字書》和《舊清語》到《滿文老檔》
與談人:馬 騰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林士鉉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柳澤明教授討論《尼布楚條約》後,清朝對俄羅斯貿易管理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尼布楚條約》條文准許不限場所、人數的貿易行為,俄方則選擇派遣官營商隊到北京,壟斷中俄貿易的利益。為了管理俄羅斯商隊,清廷根據實際情況,在北京、庫倫、齊齊哈爾逐步建立不同的管理細則和慣例,《恰克圖條約》便是根據經年累積的規則完善而成。此後,乾隆年間,清俄雙方曾針對徵稅、邊境問題進行談判,一度導致停市。關於中俄貿易在外交關係中的定位,由於中俄貿易具官方色彩,與其說是「互市」,或可視為狹義「朝貢」一類的貿易。嘉慶十年 (1805) 末,嘉慶皇帝阻止俄羅斯船隻參與廣東貿易,則是因為清廷與俄羅斯已經制定包含貿易的外交框架,不應該在規定中的恰克圖貿易以外,額外想獲得外交框架外的「恩惠」。

  村上信明教授討論乾隆五十八年 (1793)「馬戛爾尼使節團」、「達賴喇嘛會見禮儀」兩個禮儀問題間的關聯。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清廷與馬戛爾尼使節團發生了禮儀之爭,英國使節馬戛爾尼要求與清朝皇帝平等交涉,乾隆皇帝則選擇以「不叩頭也能表示敬意」的「賓禮」形式處理,和珅、福康安等人或許從這一事件中,接觸到新的「禮儀概念」,並獲得解決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會見禮儀問題的啟發,得以在兼顧對藏傳佛教、達賴喇嘛的尊重下,達成提升駐藏大臣地位的目的。

  馬騰教授根據《無圈點字書》、《舊清語》、《滿文老檔》,討論乾隆朝對入關前滿文史料的研究,欲藉由當時對《滿文原檔》的研究,探討當時是否有滿文、內亞的考證學出現。康熙年間,曾存在以翻譯為主的學術實踐,乾隆年間則出於對《滿文原檔》的應用需求,對文字古老、多有塗改的《滿文原檔》進行編輯和重寫。最先以概念類似《說文解字》的《無圈點字書》分析《滿文原檔》的字型,接著編纂研究老滿文詞彙、語法的《舊清語》,最後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下,以新滿文重寫而成《內閣藏本滿文老檔》,進入了歷史學、語言學的範疇。從《內閣藏本滿文老檔》中的標籤,可以看出清朝官員編輯時遇到的問題,以及官員們研究滿文老檔的方法、參考資料的來源。


 

12 月 3 日
開幕式


致詞人:張隆志教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張隆志館長開幕式時談到,臺灣歷史博物館十分榮幸與史語所、成大歷史系合作舉辦此次會議。2011 年,臺灣歷史博物館正式開館,並於 2021 年升格為文化部三級機構。臺灣歷史博物館旨在典藏、研究、教育、展示臺灣的人民和故事,以期成為國際級博物館,將臺灣的歷史與文化向國際展現。本次會議議程精彩,亦安排與會議主題相關之展覽參訪,以期藉此將作為海島的臺灣,置於宏觀的框架中,以流動、交會、互動的視野看待台灣的歷史,並與國際學人相互學習。


 

主題演講
 

主持人:張隆志教授(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主講人:陳國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 題:變遷的清史歷程與變遷的清史研究

  陳國棟教授以清史和清史研究的變遷性為綱目,分享其淵博而細緻的治史心得,以及清史學界的脈動與未來展望。從土地和人民的角度切入,大清作為一個國家,卻不一定全等同於傳統漢人政權意義上的「中國」,而有其變動性與特殊性。如大清版圖在時間進程中,先增後減。又如對多元民族的治理,自「地隨人轉」的分類共治,歷經海洋隔閡的挑戰,放棄對海外華人的治理;至以清朝皇帝為共主,「人身結合」之多民族帝國的共構。而晚清,皇帝「人身結合」的權力性質逐漸崩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再次受到提倡,民初卻隨即轉變為「五族共和」。由此可知,清史、乃至歷史係不斷變遷的歷程。值得注意的是,清史作為一個時代,亦位處於全球化的脈絡中發展。因此,全球化的影響性同樣深入清朝。至於清史的研究趨勢,亦隨著科技進步、視野開拓、材料開放、全球化的進程等,其方法和議題仍持續開發與轉變。如從朝代史、新清史視角,及至內亞史、全球史、海洋史等取徑,不斷地在更新與拓展。


 

第三場
 

主持人:陳熙遠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小林亮介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比較社会文化研究院)
論 題:錫金王子的世界旅行與藏傳佛教的近代(シッキム王国王子の世界旅行とチベット仏教の近代)
發表人:池尻陽子教授(日本関西大学文学部)
論 題:北京的學問僧院——雍和宮及被其吸引的人們(北京の学問僧院.雍和宮とそこに引き寄せられた人々)
發表人:孔令偉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清朝初期與西藏之間的政教關係與資訊蒐集
與談人:劉國威教授(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

  小林亮介教授以錫金王國王太子錫東祖古南嘉為中心,探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藏傳佛教圈內部關係的深化,及其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十九世紀以降,錫金位處於西藏、清朝、英國勢力之夾縫間,及至 1861 年,遭英國納為保護國。透過英國殖民地教育,作為下一任國王的錫東祖古,得接觸十九世紀末盛行佛教復興運動的錫蘭。在該運動消沉之際,以班禪喇嘛訪印為契機,「寺院收復會」的成立,促進亞洲佛教界人士的串連,錫東祖古更為其中代表之一。因此,在帝國競逐的背景下,錫金特別成為以菩提迦耶復興運動為主之世界網絡的核心。錫東祖古南嘉也透過現代交通網絡,在旅行世界的脈絡下推廣該運動,同時得與明治日本佛教界、藏傳佛教學界、乃至歐美東方學學界有所關聯,並更進一步擴大了佛教徒內部之間的互動與連結。

  池尻陽子教授考察雍和宮自創建至二十世紀初期,其作為格魯派學問僧院的歷史發展和意義。乾隆皇帝發願立雍和宮作為具有修學顯教、密教學堂的寺院,以期恆常招請西藏高僧人才。藉此,在清廷對準噶爾政策方面,亦運用雍和宮學問僧院的機能,進而迴避準噶爾與西藏的直接接觸。此外,不僅是西藏高僧,自蒙古赴京的留學僧,亦為清廷重視之人才。其後,雍和宮作為朝廷從西藏分配人才之人事渠道,其中繼點功能被確立。如對金川弘法寺的高僧派遣政策上,即活用中央對雍和宮功能的構想。甚而,及至清末民初,其相關機能仍具重要作用。如清末,日本佛教界人士以留學僧立場,擔任雍和宮職務時,得例外滯留清朝;民初,在中藏關係複雜的時代,達賴喇嘛十三世則利用雍和宮「藏缺」,間接與民國政府構築非世俗名義上的互動關係。

  孔令偉教授釋讀多語種檔案史料,以資訊與知識史角度切入,探討清朝初期對西藏的認識過程,以及滿藏關係的發展。十七世紀,滿洲透過與蒙古社會、蒙藏佛教徒的交往,接受西藏的資訊,開啟對西藏的認知和興趣,進而影響日後滿藏的交往。其中,滿洲最初透過《薩迦格言》等藏地經典的蒙文譯本,接觸藏地文化,視西藏為「菩提迦耶」等佛教聖域。不僅如此,還以蒙元遺產之藏傳佛教「政教二道」思想及相關文學物質與文化傳統,作為其政權合法依據。及至崇德、順治朝,滿藏通過書信和物質往來,逐步建構對彼此的認識。順治九年,因達賴喇嘛來訪,滿藏之間的交流愈發密切。然而,由於清廷掌握西藏資訊仍存侷限,遂產生闡化王冒貢事件,反映清朝與西藏之間交流的曲折與複雜。由此,不僅促成清廷派員實地調查西藏,更影響日後清朝對西藏的認知以及滿藏關係發展。


 

第四場
 

主持人:邱仲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中島楽章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
論 題:白銀從何而來?——明代中期的對外貿易與白銀流入(銀はどこから来たのか?——明代中期の対外貿易と銀流入——)
發表人:岡本真教授(日本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
論 題:16-17 世紀日本的南歐相關外交文書——以 1592 年豐臣秀吉致「小琉球」文書為中心——(16~17世紀日本の南欧関係外交文書について——1592 年の「小琉球」宛豊臣秀吉文書を中心に——)
發表人:木村可奈子教授(日本滋賀県立大学人間文化学部)
論 題:日本入侵琉球後的東亞:明朝的對日警戒與臺灣、澳門(日本の琉球侵略後の東アジア:明の対日警戒と台湾.マカオ)
與談人: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島楽章教授以穆斯林商人阿里.阿克伯.契達伊著《中國誌》為中心,輔以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對亞洲海域的紀錄,探討十六世紀前後,外國白銀流入中國的情形。十六世紀中葉以降,由於日本、美洲白銀的大量流入,中國迎來「白銀世紀」。事實上,在十五世紀中葉,中國的白銀財政已經不斷地擴大,即便明朝的銀課徵收仍然維持於較低的水平。當時,雖然中國白銀多流向麻六甲,但由於歐洲白銀產量猛增,加之中國產品向印度、西亞、歐洲的輸出擴增;在市場需求上,中國市場對外需求產品有限,故其入超額係由白銀結算,促成中國白銀囤積的增加。也就是說,在歐亞海上貿易活躍的脈絡之下,白銀東流的擴大對中國具相當影響。因此,除了本土的開採,外國流入的白銀,更係促進當時中國白銀經濟發展之主要因素。而十六世紀前後,阿里.阿克伯便目睹北京豐富的白銀供給,以及白銀透過朝鮮使者朝貢,流入中國的實態。

  岡本真教授就十六至十九世紀初日本與朝鮮、歐洲、臺灣鄭氏間往來外交文書一覽表,南歐相關文書和 1592 年豐臣秀吉致小琉球文書寫本,進行介紹與比較探討,作為其團隊未來研究近世日本對外關係之基礎。於一覽表中,南歐部分收錄高山國、西班牙、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相關文書。值得注意的是,除高山國文書部分具原本外,其餘皆為寫本。其中,由日本寄出者,基本上以漢文所書,但具日本獨有文體所撰之案例。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寄出者,則使用各自語圈的母語撰寫。至於未能確認其原本和原本用語之寫本,則由收信方以任意語言譯文之譯寫本流傳。又對照 1592 年豐臣秀吉致「小琉球」文書,探討其漢文和西語譯寫本,後者接近最終版,前者則應為草稿,較後者接近原貌。其中,後者將「小琉球」寫作「呂宋」,故此應為日本與呂宋的文書。以上內容差異的對勘成果,反映比較多版寫本的有用性。

  木村可奈子教授以臺灣和澳門為焦點,考察 1609 年薩摩島津氏入侵琉球前後的日明關係,以及東亞整體的國際情勢。壬辰戰爭結束後,德川家康政權謀求與明朝、朝鮮議和,修復彼此關係,以進行貿易。日本在同朝鮮的持續交涉下,雙方關係逐漸穩定。1609 年,朝鮮與對馬締結《己酉條約》,並與琉球共同承擔日明交涉之調解。在日本的不斷壓迫下,琉球亦尋求與朝鮮友好,同年卻受到日本入侵。同時,幕府亦商討針對明朝的海盜行動。在這些背景下,明朝一方面對朝鮮之倭館貿易產生疑慮,另一方面關注明日之間的走私通倭問題,沿海地區更興起海防論。除了福建和浙江以外,充斥著在澳日人的廣東,海防論尤為高漲,以免澳門同對馬一般,作為日本入侵他國的中繼站。1615 年,村山隊遠征臺灣。翌年歸國時,曾在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區與明軍交戰,促使明廷諭令加強警戒與條奏海防議案。此後,日明仍持續交涉,甚至有所「照會」。1625 年以後,幕府見大量明朝商人已積極於日本開展貿易,決定維持現狀,而非再續以繁瑣程序,嘗試恢復日明的外交關係。


 

12 月 4 日
開幕式

 

致詞人:陳玉女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
    陳文松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陳玉女教授在致詞引介,本次會議除了室內研討會,亦具田野調查的行程,此點將透過成功大學踏溯臺南的團隊來進行。此外,會議論題多元,更有不少新生代學者一同參與。其中,成功大學與海洋史的研究淵源頗深,如過往海洋與府城關係的長期研究,以及近期熱蘭遮城的考古、臺灣史研究的科際整合。因此,希望藉由本次會議的相互交流,結合成大的綜合學術資源,能促進未來多元研究的開展。

  陳文松教授則分享個人學術生涯經驗,期許本次會議跨領域、時代、地域的視野,能豐富歷史學研究。就地域文化研究而言,其範疇廣大。成功大學透過臺南學和區域研究的整合,試圖深化臺南與地域之間的連結。此外,更希冀以臺南作為學術平臺,吸引各地域的學人前來研究。因此,成功大學相當榮幸有此次共同合辦會議的機會,與國際學界有所對話。


 

主題演講
 

主持人:陳玉女教授
主講人:王汎森院士(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總校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講 題:清代疆域擴張與經學

  王汎森院士以《尚書》、《公羊傳》等經書之清人詮釋為例,探討清朝疆域擴張與經學之間的複雜關係。隨著清朝疆域的擴大,清人透過實地的勘察,產生有別於古籍文獻的新知,亦促進新西北史地之學的發達。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職貢圖》一方面呈現王朝新興的領土與部族,另一方面亦反映新舊知識交替過程之中,調整不及之處。清朝士人盛行比附本朝功業於古代經典。其中,乾隆朝以前的士人,將大清疆域連結《尚書.禹貢》之九州,並視之為聲教之區。但在開拓新疆之後,士人對王朝的信心愈發提升,進而轉變其經學認同,促使士人將經書的詮釋上溯至《尚書.舜典》之堯封十二州,試圖更新過往的經書解釋體系,並將王朝歸屬意識由道德正當轉向帝國擴張。同時,亦藉今文經學對《公羊傳》之考證,稱頌清朝之「大一統」,視之為「小太平世」,並視《周禮》以降的分野說不符實際。及至晚清,頌揚清朝的口氣愈發激昂,甚而出現誇張的談說,如證《山海經》為中國真實之境。


 

第五場
 

主持人:陳文松教授
發表人:祝平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游於藝:奕繪與天學
發表人:林士鉉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滿文檔案與《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伊犁受降》圖像研究
發表人:李毓中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論 題:巴禮僧、生理人與土生子: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菲律賓漢學的奠基與發展
發表人:盧正恒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論 題:海國製作:清代海洋空間的形成與流變
與談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林玉茹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祝平一教授以奕繪 (1799-1838) 的個案研究,分析清朝旗人與「天學」的互動關係,天學之於奕繪的意義,以及北京教友將復興天主教的希望寄託於奕繪之上的原因。奕繪為榮純親王永琪 (1741-1766) 之孫,其側室為清代女文人顧太清(1799-1877,西林覺羅氏),才華洋溢、博學多聞,且知三教之學。奕繪對天學的態度,主要反映於其詠物的詩文之中,他在詩文中以「游於藝」的態度歌詠西洋器物,並將中西器物並談,展現他對於製作工藝、科學知識的理解,但卻時常回歸到佛、道思想,藉此消解西學中源的爭論;此外,還以清語來考證、訓詁西學。奕繪因為與高守謙相熟、曾多次署理欽天監,常造訪教會,因而被視作復興教會的希望,不過奕繪雖曾學習拉丁文,比起宗教,最關心的仍是器物相關,與傳教士僅為交遊關係。

  林士鉉教授討論銅版畫《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伊犁受降》的製作過程、表現形式,並與相關滿文檔案做比較,還原戰爭記憶被形塑的動態過程。從清宮檔案中,可以得知《得勝圖》在乾隆二十九年 (1764) 令郎世寧起稿十六張、乾隆三十年 (1765) 包含艾啟蒙繪投降稿等四張,陸續送往歐洲刻做刷印。《得勝圖》使用西洋銅版畫、加入中國畫的題詩形式,共有兩種詩圖關係:乾隆即時為事件賦詩、先有圖後特別賦詩紀事,乾隆三十一年 (1766) 的〈補詠六首〉後成為《得勝圖》完成版本的總序。通過奏摺等檔案與《平定伊犁受降》一圖本身的比較,可以得知學者對《得勝圖》的理解,容易受到題詩、詩注,以及圖畫表現形式的影響,很難從《得勝圖》所繪內容中得知戰事的真實情況。因此,由題詩及畫面組合而成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伊犁受降》,對後人進行圖史互證造成了影響。

  李毓中教授討論巴禮僧(閩南語中西班牙傳道士)、生理人(常來人、唐人)、土生子(馬尼拉當地混血兒)三者共同完成的「西班牙-菲律賓漢學」,指出域外史料可以解決閩南語發展的問題。西班牙人以台灣作為道明會進入中國傳教的跳板,開始與菲律賓當地的生理人、土生子合作學習閩南語,又因為道明會與耶穌會在中國的競爭關係,促進西班牙在菲律賓漢學的興盛。西班牙-菲律賓漢學以 1574 年《古今形勝之圖》的翻譯為開端,而後圖像成為西班牙-菲律賓漢學的特色,在菲律賓中,存在大量巴禮僧、生理人、土生子共構的文本,《漳州話語法》、《西班牙-華語辭典》的出現則意味著西班牙人閩南語體系的成型。然而,西班牙傳教士的官話能力提升,不僅導致西班牙-菲律賓漢學的式微,也為日後中國的「禮儀之爭」埋下伏筆。而西班牙-菲律賓漢學所留下的文本,可以作為閩南語言、文化,以及海外閩南離散社群  (diaspora)  研究的參考。

  盧正恒教授運用滿文地圖,以清代的海圖繪製過程,考察清帝國在疆域擴張的過程中,如何重構符合帝國性質的海洋空間認識。早在元代就已嘗試將帝國祭儀、文化空間上的「四海」與實際水體做結合。明代經過全球化交流後,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展現了西方地圖學與中國海洋傳統的融合,第一幅被入關前金政權翻譯的《兩儀玄覽圖》便是以《坤輿萬國全圖》為底本重繪而成,金政權僅挑選海域進行翻譯,當時無論「海」、「洋」都直譯為滿語「mederi(海)」。康熙年間,時任杭州織造的孫文成提及浙江海盜時,開始使用「dorgi yang(內洋)」等詞彙,並在《浙江福建沿海海防圖》中,建構了嶄新的空間「yang(洋)」,作為清帝國海洋最外圍的控制區域。此後仍多使用「mederi」,開始零星出現「namu」,「namu」原與「mederi」通用,後在《清文補彙》中正式規範「namu(洋)」、「mederi(海)」,將兩者區分開來。這些詞彙用法和定義的變化,可以反應清人海洋觀的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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