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鳳娟教授演講「孝道西遊：孝經翻譯與歐洲漢學的源起」紀要

　　中研院近史所的西學與中國研究群此次邀請師大東亞學系的潘鳳娟教授演講，介紹其新書《孝道西遊：孝經翻譯與歐洲漢學的源起》。該書深度考掘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六種《孝經》譯本，觀察在禮儀之爭延續的三個世紀間，西方如何理解中國的傳統及思想觀念。潘教授深耕《孝經》翻譯研究業已十餘年，企圖建構一套「經典翻譯的研究模式」，以經典的譯本為「雙面鏡」，交映歐洲、中國學術思想之嬗變，並體現中西文化之交流。

　　中西交流的課題乃潘教授長年關懷所在，其於碩士階段研究傳教士如何將西方文化、思想傳入中國，改寫學位論文成《西來孔子艾儒略》一書出版，而後興趣再擴及中國思想如何反過來傳進歐洲，力求梳理中西之間的雙向互動。潘教授好奇的是在禮儀之爭的背景中，歐洲人如何從宗教性、公民性、倫理性或其他角度，理解中國經典中「禮」的性質？為了解答此課題，潘教授運用前述「經典翻譯的研究模式」，系統性地考察《孝經》、《道德經》與《禮記》的各種譯本。《道德經》翻譯的研究專書目前正進行中，《孝道西遊》一書則是既有《孝經》翻譯研究成果的結集。

　　關於《孝經》翻譯的研究，潘教授深受孟德衛 (David E. Mungello) 教授的啟發，其大作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勾勒出耶穌會傳教士對歐洲漢學的影響。當時關鍵的分水嶺，為 1687 年耶穌會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他意識到中國有一套獨特的儒家思想而致力向歐洲譯介，替日後中國思想的引進提供了知識土壤。潘教授進而闡釋，歐洲人通過經典與圖像的轉譯，建構出一套「中國知識」，將之納入自己的學術體系，這些成為十九世紀以降新教傳教士倚重的思想資源。潘教授對此現象深感興趣，希望接續考察十七世紀中葉以降的情形，因為那正是康熙皇帝與路易十四 (Louis XIV) 的年代，中西交流格外精彩。言及於此，潘教授放映一系列有趣的孔子與康熙畫像，豐富聽眾對前述課題的感受，並藉以揭示歐洲當時逐漸認識中國的「文人傳統」與「帝國傳統」之過程，這兩套傳統於《孝經》的多種譯本中，悉皆有跡可循。

　　在《孝道西遊》中，潘教授考察了六種譯本，分別為：1711 年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 收入《中國六經》的譯本、1779 年韓國英 (Pierre-Martial Cibot)《中國古今之孝道》本、1786 年普呂凱 (François Pluquet) 收入《中華帝國經典》的再譯本、1835 年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刊於《中國叢報》的譯本、1879 年理雅各 (James Legge) 收入《中國聖書》的譯本，以及 1889 年初刊的羅尼 (Léon de Rosny)《西譯孝經》本。六位譯者身分各異，囊括耶穌會、新教傳教士、神學家與漢學家；出版媒介也不同，包含中國經典的系列譯本、法國皇室規劃之叢書、傳遞中國知識的傳教士刊物，與比較宗教學之論著。無論是翻譯動機、個人學養或時局變化，都可能導致單一經典譯本擁有不同的風貌。不過就《孝經》翻譯而言，影響最深遠的背景因素，還是蔓延三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禮儀之爭。

　　禮儀之爭的癥結點，在於中國教徒祭祖、祭孔與祭天等行為，是否有悖天主教義。耶穌會士對此採取寬容的立場，但另一些組織則極力反對，這些攻防充分體現在《孝經》的翻譯中，因為該書申論孝道並加以傳揚，正是中國人之所以祭祖的觀念源泉。翻譯《孝經》時，無論遣詞用字或闡釋文義，皆無法迴避相關爭議。《孝經》記載的中國祭禮，究竟是宗教性抑或公民性？庶民祭祖與天子祭天，有違天主教的一神教義嗎？為了探索歐洲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潘教授系統性地考察《孝經》六種譯本，發覺禮儀之爭確實深刻影響該書早年的轉譯與詮釋；不過伴隨著時代和學術變遷，後來的譯者也展現出不同的側重與關懷。

　　1711 年，耶穌會士衛方濟首度向西方譯介《孝經》。此人曾於禮儀之爭中親自返回羅馬，替耶穌會允許中國禮儀的作法辯護。他從倫理與實踐的角度詮釋《孝經》，有別於過往習見的經院哲學取徑，他主張「人效性」(ex opere operantis) 勝於「事效性」(ex opere operato)，重視中國教徒悔罪的心意，較不拘泥於儀式是否屬於天主教。他將祭祖與祭天視為「慎終追遠」的倫理性行為，這一觀點受到晚明文人呂維祺影響——其譯本正是以呂維祺的《孝經大全》為基礎。不過，同樣出身耶穌會的另一位譯者韓國英，則批評衛方濟對「文人文獻」的倚重，自詡使用「帝國文獻」，其《中國古今之孝道》於《孝經》外，還涵蓋康熙《御定孝經衍義》序文、《聖祖仁皇帝聖訓》「聖孝」部分的譯文，以及《大清會典》與奏議中有關孝道內容的譯介。韓國英指出，在家國同構的脈絡中，祭天、祭祖是「天子之孝」的展現，皇帝憑藉孝與禮以鞏固帝國統治，此觀點後由法國神學家普呂凱承繼，將孝道視為有效的「道德與政治哲學」，促使人民基於自然的血緣關係，建立起理想的「公民社會」。普呂凱的再譯本出版於法國大革命前夕，文中充斥「公民」、「道德」、「立法」等反映時代氛圍的概念。

　　衛方濟、韓國英與普呂凱翻譯《孝經》的側重雖有不同，但大致仍從倫理規範、道德哲學的角度去理解這部經典。在禮儀之爭的年代，如此詮釋較合乎時宜，但十九世紀的三位譯者就不同了，他們不僅繼承前人設定的論題，且有更多自由開拓的新觀點，《孝經》翻譯亦因此愈趨多采多姿。例如 1835 年新教傳教士裨治文，便是由「中西教育脈絡」出發，將《孝經》定位為民間教育的重要教材，試圖藉由翻譯向歐洲介紹中國教育的現況與問題。後來的學者理雅各與羅尼進行翻譯時，更跳脫了禮儀之爭的思想侷限，前者大膽肯認《孝經》兼具倫理與宗教性質，在繆勒 (F. Max Müller) 的比較宗教學框架中，發掘中國經典蘊含的神聖因子；後者則從民族學路線切入，探問孝道於「黃種人」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

　　精彩勾勒《孝經》兩個世紀的翻譯史後，潘教授總結三點認識。首先，歐洲漢學如同臍帶一般，曾是耶穌會士與新教傳教士之間，傳承「中國知識」的重要紐帶，十九世紀法國學院漢學家則扮演重要媒介。其次，經典翻譯是中西交流與雙方社會、思想變化的體現。《孝經》譯介尤與禮儀之爭密切相關，後者引發對於中國禮儀屬性的探問，具體而微地影響了譯者的遣詞用字與文義闡釋。最後，潘教授倡議一種「第二序」的漢學研究，鼓勵學人考察近代傳教士建立漢學的歷史，亦即研究西方如何研究中國，從而更深刻了解雙方，並反思漢學的學科本質究竟為何。

　　演講結束後，在場學者討論踴躍。賴毓芝教授首先提出一個深刻的疑問，《孝經》翻譯與時代的關係為何？既然譯者出身、立場各異，他們應該呈現出更多元的觀點，不會那麼不證自明地反映時代課題。潘教授欣然同意此看法，其《孝道西遊》的每一章，都盡力考察譯者背景與進行翻譯的脈絡，探析對譯者思想發生作用的時代觀念。延續這個問題，雷祥麟教授進一步探問「中國知識」形成後如何影響歐洲人理解自身？潘教授回應，相關著作在歐洲的閱讀史，他尚未深入研究，但已知韓國英與普呂凱譯本影響力較大。當時法國政治人物希望認識中國的情況，以作為參照，普呂凱譯本還曾販售於上層階級之間。馬騰教授則好奇部分譯本中的 “piety” 一詞帶有宗教意味，是否會造成爭議？潘教授指出，禮儀之爭確實使譯者須加倍戒慎，採取各種策略翻譯「天」、「祭」、「聖人」等敏感語彙。

　　最後，主持人呂妙芬教授根據自己對明清《孝經》論述的研究，補充從倫理、政治、蒙學、宗教等方面來討論《孝經》並非西方獨創，中國原先已有這些論點。例如清初文人許三禮也曾提出「天子之孝」，且他的思想不太受到西學影響。如此看來，《孝經》翻譯中一些獨特的文義闡釋，未必是來自基督教義，而是具有中國本土思想的元素。無論如何，本次精彩的演講與討論，充分顯示經典翻譯所投射出的思想遞嬗與文化交流，是相當複雜卻又迷人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