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 Hanbark博士演講「清初贖刑的縮小與實刑主義」紀要

　　本場演講為「2022年清代法律、制度與社會系列演講」第五場，由 Kim Hanbark 博士主講。金博士為韓國延世大學碩士、日本京都大學博士，現任中研院近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領域為清代刑罰史。本場演講以金博士由博士論文修改後所出版《配流刑の時代：清朝と刑罰》（流放刑的時代：清朝與刑罰）一書為基礎，在配流刑的實施問題上再行延伸。

　　金博士首先介紹《配流刑の時代：清朝と刑罰》一書。書中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清代配流刑（充軍、徒刑、流刑）如何制度化；第二部分探討內地配流刑實施造成的問題，以及清朝的因應方式。金博士表示，新清史研究蔚為風潮後，清代法制史研究領域多關注滿洲、蒙古、新疆等地，然而內地司法也有許多清朝特色，如省例的編纂、以實刑為中心的刑罰運作、監禁刑的開始及配流刑的大量使用。唐代以後，五刑制度成為前近代中國刑罰制度的基準，然實際施用五刑的時代不多，五刑遂成為一種量刑工具，如明朝以贖刑代替五刑，後因應實刑的必要，開始實施充軍。清代除了充軍以外另有發遣，即將罪犯送到駐防或新疆地區。根據光緒朝《大清會典》，發遣、充軍、流刑、徒刑這四種配流刑的使用已接近 50%，且死刑減免又會以發遣、充軍、流刑擇一替代，故配流刑在清代刑罰中實佔有重要地位。金博士指出，清代作為配流刑的時代有三個意義，其一為配流刑作為實刑的廣泛執行；其二是泛用配流刑的過程中，內地一般州縣成為大多數犯人的配所；其三乃管理配留犯而衍生出的各種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導致五刑制度的改革，及配流刑的廢止。

　　最初配流刑的出現是為了代替死刑，因皇帝「不忍刑殺，流之遠方」，故將罪犯流放至皇帝支配範圍中的遠方，從唐代至明代，所有流放犯都被送往邊境或軍隊。清代因衛所幾乎全部撤廢，只好將充軍犯送至內地的一般州縣，此現象即是清代充軍的「流刑化」。充軍流刑化以後，二種刑罰合稱為「軍流」，流刑亦受到充軍制度影響，導入「道里表」。乾隆八年 (1743) 制定道里表後，開始按照距離流放罪犯，另從嘉慶年間的道里表可見，內地大部分州縣皆可作為配所。金博士指出，清代的配流刑並非把罪犯從一般社會中排除，而是讓他們與社會共存，但這種執行方式給地方官帶來管理上的負擔，進而衍生出新的問題。

　　除了充軍、流刑以外，徒刑亦經歷制度化的過程。徒刑原指有期勞役刑，共有五等，從徒一年至徒三年。乾隆五十一年 (1786)，雲南巡撫譚尚忠奏請按照軍流犯條例流放徒犯獲准，刑部乃制定了新的條例，規定不拘有無驛站，核計道里遠近、酌量人數多寡後，均勻分派徒犯，交與各州縣嚴加管束。新條例並未提到不能役使的徒犯應如何處置，只寫明應如何配置徒犯，顯示徒刑作為勞役刑的本意逐漸淡化。另由日本法務省圖書館所藏《山東五徒道里表》可見，道光朝以前將徒刑以里程遠近劃分為五等，執行方式幾乎已與配流刑相同。金博士表示，因各個刑罰固有的處罰要素不能運作，配留距離成為刑罰間的差等要素，如徒刑為省內配流，流刑為三千里以下的配流，充軍則為四千里以下。

　　隨著配流刑大量使用，清朝面臨兩個問題，一為配所裡的配流犯過剩，二是配流犯引發的治安問題。配流犯過剩的原因有三，其一是除了徒刑，流刑、充軍及發遣都是無期刑；其二為原先被送往驛站、軍隊的徒犯與軍犯都被送到州縣；其三是死刑減等時，會改為充軍、流刑、發遣其中之一，配流犯的人數又隨之增加。雖然配流犯實際上反亂事例不多，但再犯、逃走的事件卻很頻繁。為了改善問題，首先強化再犯、逃走時的處罰以為威嚇。再者，罪犯的生計不穩定亦是容易滋事的原因，故雍正九年 (1731) 議定，將六十歲以上的配流犯收容於養濟院，由朝廷支付糧食；乾隆九年 (1744) 起，朝廷支付糧食給沒有工作、財產的配流犯及其家人。縱使有種種措施，乾隆朝以後仍會見到配流犯的管理問題。透過巴縣檔案，可見配流犯在配所中沒有官方雜役，需要自給自足，未能穩定營生的罪犯往往容易再犯或逃走。為了管理配流犯，巴縣發展出指定一名配流犯為「軍犯頭」的方式，讓他管理其他配流犯；浙江也存在類似的事例，由「流犯頭」負責管理罪犯。金博士認為，清朝對罪人的配置十分關注，因此使用道里表等方式加以制度化，但對到達配所的罪犯卻僅委任地方政府管理，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配流犯是皇帝不殺的罪人，不能任其死亡，然又必須防止配流犯犯罪，以免危害到一般民眾。

　　乾隆朝前期開始有官員提議釋放配所中自新的罪犯，以解決配流犯過剩的問題。為了調節配所的罪犯數量，清廷開始有條件的釋放配流犯，如乾隆十一年 (1746) 釋放流放十年以上、別無他犯的軍流犯人，乾隆四十三年 (1778) 的恩赦亦將配所罪犯納入其中。此後，配流犯的釋放逐漸一般化，使其不再是無限期的罪犯。金博士透過巴縣的清冊統計配流犯的最短受刑時間，乾隆朝平均為 12.6 年、嘉慶朝 4.7 年、道光朝 6.4 年，隨著恩赦增加，刑期明顯變短。雖然配流刑仍不是有期刑，卻也不再是終身刑，赦免與否決定了實際的受刑時間，罪犯無須到死都生活在配所。

　　另一個清代新生的配流刑為發遣，與原先需要自給自足的配流犯不同，明文規定發遣的罪犯需要當差、為奴、種地。最初發遣以東北為配所，後日漸擴大，乾隆朝以後常將發遣犯送至新疆，惟歷時不長，未有完備、統一的規定。學界普遍認為發遣擴大是充軍流刑化造成的結果，金博士則認為發遣擴大應是征服新疆後才產生的現象，因透過統計可見，僅有發遣新疆的人數暴增。乾隆皇帝 (1711-1799) 亦表示犯人發遣新疆有兩個效果，一方面對直省生計有益，另一方面可使罪人改過自新。將犯人發遣至新疆的一大目的，便是為了減輕內地州縣安置犯人的壓力。

　　清末進行法制改革時，沈家本 (1840-1913) 嘗言「流刑廢止，實無可疑」，視配流刑的廢除為理所當然。如此具有代表性、且廣泛使用的刑罰，為何輕易就被廢止？金博士認為，清朝對配流犯問題的因應，即導致了配流刑時代解體。如委任地方政府管理罪犯，許多地方便將犯人安置在衙門或收容所中，這種處置方式不免讓人疑問配流犯人是否有其必要？再者，為了解消流放犯過剩問題，常透過赦免縮短刑期，使配流刑似乎難再被稱為降死一等的重刑。而頻繁將罪犯發遣至新疆，利用空間上的分散以解消內地州縣收容過剩的問題，是否又破壞了里程配流的原則？乾隆朝以降配流刑所帶來的問題，如地方治安惡化、行政負擔、配流費用、兵役受累等狀況，都導致配流刑時代的終結。

　　最後金博士指出，就算配流刑造成許多問題與負擔，清朝仍然重視配流刑，原因即是清朝始終堅持實刑主義。現代用法上，實刑是與緩刑對比的概念；而清代有「換刑」，罪行會依據犯罪者的身分有所調整，對特定犯罪的判刑亦有差別。故實刑可分為狹義與廣義，狹義實刑為不經過換刑，按照原本的量刑處罰；廣義實刑則是不可贖，以身體刑或自由刑處罰。而清朝即使放棄狹義實刑，亦未放棄廣義實刑，此即是清朝司法的主要特徵。相較明代贖刑盛行，清初贖刑的縮小則有兩種可能性，其一為對明代贖刑產生疑問，如不同贖銀額數造成缺乏公平性、過度贖刑以收受贖銀等問題；其二為維護清朝正統性，清朝嚴格執行五刑，延續唐朝以來的刑罰模式，以獲得統治上的正統性。清朝因排除贖刑、實施實刑主義，增加了司法系統的負擔，在國力充裕的乾、嘉時期較無問題，然晚清以後司法系統逐漸不堪負荷，故積極導入換刑，如地方要求自理、以其他形式執行刑罰等方式，但儘管如此，清朝的實刑主義基本上並未動搖。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吳豔紅教授肯定金博士以配流刑切入，探討清朝內地司法特色的意義，另提出幾點問題與金博士商榷。首先吳教授提問「配流刑的時代」之核心意義為何？實刑是否為其他朝代也有的特色，並非清代獨有？再者，金博士將明代贖刑的實施與清代配流刑進行對照，探討清代實刑主義的發展，是很有意思的切入角度，然而贖刑的實施與明初時代背景相關，後續又有修正及變化，因此贖刑的縮小未必是造成實刑擴大的原因，即贖刑與實刑並非完全對立，在論述二者的關係上仍須仔細斟酌。

　　另一與談人鹿智鈞博士讚賞金博士選題眼光精準，清朝為非漢族群所建立的王朝，何以將配流刑實施的最為徹底，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而金博士的討論乃將清代法制史著重非漢民族如何「參漢酌金」的研究成果又更向上提升，為法制史研究開拓出新的領域。鹿博士繼而就清朝為強調自身正統性而上溯至唐律提出疑問。鹿博士指出，正統性是一籠統的概念，很容易成為政治說詞。如清世祖 (1638-1661) 對明太祖 (1328-1398) 的評價極高，卻為何清朝不承襲明律而要上溯唐律？此問題仍須再行探討。接著，鹿博士提供自己的研究經驗與金博士參考。其就乾隆朝以前配流刑的實施，呼應金博士所討論乾隆朝以後的實施狀況。乾隆朝以前，配流刑仍是就遠、就邊，主要將罪犯流放到東北地區，原因有二，其一為東北地區有人力需求，其二是為維持東北旗人生計，顯示清朝將罪犯流放至東北有其實際考量。後來配流刑的改變則與東北地區的體系變化有關，清朝皇帝欲塑造滿洲認同與滿洲特性，進而促成將族群的淳樸與地方的淳樸連結起來的想法，使罪犯不再發往東北，在征服新疆之前皆改為流放到直省地區。鹿博士指出，清朝皇帝身為非漢族群的統治者，對邊疆的態度有別於其他漢人王朝，這種歷史的偶然性造成配流刑反而在清代徹底執行，東北邊疆自此不再是發遣地，這也是清朝與其他朝代最為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