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名哲博士演講「聲音，翻譯與正統：滿文《御製全韻詩》的幾個問題」紀要

　　「臺灣內陸歐亞學會八月講壇」第二場由蔡名哲博士主講。蔡博士現任中研院近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其研究聚焦於清史、滿學、民族史、滿文科技史文獻等領域。本次演講以滿文《御製全韻詩》為中心，說明其成書與翻譯過程，再討論音韻與文體的呈現，並延伸探究乾隆皇帝的正統觀及其「同文之治」。

　　乾隆四十二年 (1777)，乾隆皇帝 (1711-1799) 以《平水韻》之 106 韻作詩 106 首（上下平聲 30 首、上聲 29 首、去聲 30 首、入聲 17 首），定名《御製全韻詩》，歌詠大清歷朝之功業，月旦唐堯以迄歷代帝王之得失，簡明扼要地呈現乾隆皇帝的思想。《御製全韻詩》應以漢文本為初纂，滿文本係隨後翻譯。值得注意的是，蔡博士發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滿文本《欽定滿洲源流考》（以下簡稱《滿洲源流考》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大本滿文《御製全韻詩》（以下簡稱國圖大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小本滿文《御製全韻詩》（以下簡稱國圖小本）、中央民族大學本《御製全韻詩》（以下簡稱中央民族大學本）以及中國科學院本《御製全韻詩》（以下簡稱中國科學院本）等五種版本，各有異同。其中，中央民族大學本乾隆皇帝之批注小字被放大，又中國科學院本保有修文之字條，頗具特色。通過《御製全韻詩》滿文本的分析，蔡博士就漢滿文本的「翻譯」歷程、滿文詩韻的「聲音」呈現、乾隆皇帝的「正統」觀以及清朝「同文之治」的推動等面向，來進行探討。

　　《御製全韻詩》漢文本的來歷尚未釐清，據《上諭檔》，乾隆皇帝於乾隆四十三年 (1778)、四十五年 (1780)、四十六年 (1781) 曾三次恩賞臣下《御製全韻詩》。蔡博士回應郭明芳的觀點，指出《御製全韻詩》於省庠本以前，應刊有殿本。乾隆四十四年 (1779)，于敏中 (1714-1779) 進呈其寫刻本並含其跋文，隨後劉墉 (1719-1805) 奏請以于敏中本為底刊刻，以供各省士子閱讀，此應為江蘇學政刊本，含于氏、劉氏跋文，係最早之省庠本。然而，蔡博士指出于敏中本晚於乾隆皇帝首次賞賜的時間，又于氏位列首次賞賜名單之中，故此前應存有殿本以供刻印、贈賞。值得關注的是，《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當時與《御製全韻詩》共同奏請敬刻，以強調清朝革新除弊的偉業與史無前例的興盛。

　　基於諸臣相關受賞《御製全韻詩》的謝恩奏摺，得以管窺大臣們之於皇帝詩文的反響。以漢文奏摺而言，「合海宇而大一統之規」、「以一百六韻之天章該四千餘年之往事」等語，呈現清朝皇帝於空間、音韻、時間之大一統。又「惟秉治權以化成天下」、「訂春秋之筆削」等論，則強調清朝皇帝係制禮作樂之聖王與多元文化之中心，體現其「同文之治」。至於滿文奏摺則以慶桂 (1737-1816) 為例，其滿譯《御製全韻詩》之序，並引用於奏摺內。此外，其奏摺內容較無上述漢文奏摺之辭藻鋪張，兩者具顯著差異。

　　通過松筠 (1752-1835) 的奏摺，蔡博士梳理《御製全韻詩》滿文本其中一版本之可能來歷。乾隆四十五年 (1780)，伊犁將軍伊勒圖 (?-1785) 受賞《御製全韻詩》；道光五年 (1800)，松筠上奏自己在伊犁將軍任內獲伊勒圖令廢人保成翻譯之《御製全韻詩》滿文不全本，並找正白旗漢軍印務參領興泰將該本補譯完成。其中，該本未避嘉慶皇帝 (1760-1820) 諱。此二事皆論證該譯本始於乾隆朝。嘉慶二十二年 (1817)，松筠被貶為察哈爾都統，八年不得歸京。翌年十月，嘉慶皇帝恤松筠老年喪子，調補其為正白旗漢軍都統，得回京供職。松筠應是此時與興泰有所接觸，而令其繼續翻譯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松筠之所以翻譯《御製全韻詩》，係因其政治挫折之經歷。恰因同年五月，嘉慶皇帝製《皇考聖德神功全韻詩》，以 106 首詩作頌乾隆皇帝功績，故松筠藉皇帝對全韻詩的關注與對滿文能力的重視，以期此舉得以翻轉皇帝之評價。

　　關於《御製全韻詩》「聲音」的研究方向，得以「押韻」與「清朝皇帝對發音正確之重視」進行切入。首先，蔡博士比對《滿洲源流考》本、國圖大本、國圖小本三種滿文譯本，呈現其譯文差異。《滿洲源流考》本押頭韻，同時仿唐詩押尾韻。然其為求押韻而不時加字，詩詞意涵部分被改變。國圖大本與小本則無押頭韻與尾韻之現象，係以滿文詞數與漢文字數相對為特色。不過，國圖大本雖形式上字詞數對應，但口語上卻無詩詞之韻律感。對比國圖大本與國圖小本，前者翻譯水準較高，且對滿文語法更為注重。國圖小本的字數和語法皆有缺失，又漢滿轉譯與史事理解有所疏漏。其次，蔡博士提及滿文「詩」的風格，此不僅包含滿洲自身文化之尼山薩滿說唱文學或押頭韻文體，亦含有面對漢語詩文等外來格式做出之回應，如押尾韻、母音韻、甚至不押韻。其中，蔡博士推測《滿洲源流考》本押頭韻與尾韻的形式，或許為乾隆朝開始的宮廷風格。

　　再者，蔡博士提出滿文「詩」的概念與體裁，或許同時確立於乾隆朝。雖然康熙朝《御製清文鑑》已具「irgebun」一詞，然而在「詩」的用法上，康熙皇帝 (1654-1722) 多使用「ši」。及至乾隆朝，乾隆皇帝才明確譯「irgebun」為「詩」，並於《御製增訂清文鑑》增加其「合於音韻」之意涵。最後，清朝皇帝重視「聲音」，但在跨文化的交流中，針對諧音之現象，乾隆皇帝強調「對音本無義」，不應牽強附會讀音與字意，以免產生誤解。然而，乾隆皇帝進行其他北方民族語言之轉譯與考證時，卻也是建立在諧音之基礎上，如《御製全韻詩》中對「拓拔」之考據。蔡博士亦指出，此舉雖為求促成清廷對於北方民族歷史文獻詮釋權的掌握，然其對於統治之有效性仍有待評估。

　　有別於廣義的統治合法性，「正統」係自統紀（絲首）為始，抽絲成線而承繼之傳統正統論。漢朝建立後，面對秦朝的歷史定位問題，以空間上的「一統」與時間上的「繼統」，論述秦朝雖有「一統」但無「繼統」。劉向父子更以五德相生說，強調秦朝屬木德（周朝）與火德（漢朝）之間的閏位，係無繼統。而中國歷代漢族士人談及正統論，多視其與華夷論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皇帝將正統論限定為朝代之間的繼承，再以此驗證華夷問題毋須討論。《御製全韻詩》中，呈現了乾隆皇帝的正統觀。乾隆皇帝論證統治者一旦具有天命，無論道德與行事之優劣，仍可完成一統，獲得繼統而為正統，若失去「一統」，其正統便大打折扣，僅成為紀年所繫而已，可見乾隆以能否完成一統的既成事實作為論證正統的主要依據。此外，蔡博士回應劉浦江 (1961-2015) 指出清朝「遼金無正統」一說，係以中國王朝正統論進行論述，設法與與華夷論切割。不應直接以華夷角度，定調清朝視遼金與自身無淵源。

　　透過《御製全韻詩》滿文本，蔡博士考察譯者對乾隆皇帝「統」、「餘閏」以及「女真文」等觀念之理解。「統」的方面，國圖大本與小本均注意到「統」字有「一統」與「繼統」的差異，兩本都以「uherilehe」翻譯其認為應是「一統」的統。「繼統」方面，國圖大本多譯「šošohon」，國圖小本則譯有「doro」、「soorin」、「šošohon」。「doro」含意甚多，能作「政權」解釋，將其對譯「統」字符合滿洲文原本的習慣，但缺少漢文「統」字那種一脈相成的感覺。「šošohon」則原為「匯總」義，亦有「整理頭髮」之意，相較於doro似乎更有中國傳統正統論之線性意象。因此，滿洲人在翻譯漢文化之正統觀時，得活用自身的字詞，重新賦予其意義以進行詮釋。「餘閏」方面，國圖大本以「dubesilembi」（殘存）表達「閏」，國圖小本則運用「fulu anagan」，後者雖直接對應漢文「餘閏」二字，前者卻更能體現「餘閏」之意涵。「女真文」方面，國圖大本使用「manjurambi」（說滿語）的詞性變化來翻譯，國圖小本則直譯「gurun i gisun」（國語），可見國圖大本即將金朝之國語理解為滿語。值得注意的是，「女真文」的翻譯和「遼金無正統」的論述，皆顯示清朝定位滿洲與遼金關聯時，受皇帝推行政策之影響而產生相異的論述。

　　最後，蔡博士總結研究《御製全韻詩》滿文本的意義，認為這是清王朝追求「同文之治」的政治環境下的產物。要表現「同文之治」的執行並非輕而易舉，清朝皇帝須思量各種面向，如字義的改變、新字的創造、滿漢文體的套用等。而乾隆皇帝通過《御製全韻詩》象徵對音韻、時間、空間大一統之實現，展現對儒家經典與歷史文獻的詮釋權，更強調自身係為統合事理、語言等多元秩序之聖王。又臣民對《御製全韻詩》有所回饋，甚至進行翻譯，而更進一步對翻譯的過程進行思考。因此，藉由探析《御製全韻詩》滿文本，將能對清朝的「同文之治」、語言環境、皇帝思想產生更深刻的看法與認識。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林士鉉教授和蔡偉傑教授分別依據蔡博士的演講內容，進行豐富的評論。如林教授和蔡教授皆提出，以非《滿洲源流考》本或非乾隆皇帝認可之滿文本，難以探討乾隆皇帝的正統觀。蔡博士回應，此研究的目的為對勘《御製全韻詩》漢文本中乾隆皇帝的觀點與滿文本的譯文，以考察臣民對皇帝思想之理解與詮釋。即使譯者產生錯誤，亦能藉此析論其理解過程。此外，蔡教授建議以《御製全韻詩》前後欽定之書籍，來說明乾隆皇帝正統觀的轉變。林教授則詢問乾隆朝已出現「daicing gurun」多增加「amba」之用法，其意義可能為何？蔡博士指出此用法可能是為求押韻，至於其他原因有待繼續考察。在精彩的評論與回應後，講壇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