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韻如教授演講「刁婦／民、頑吏與法律的距離：淡新檔案的姦拐故事與敘事者」紀要

　　本場為「2022 年清代法律、制度與社會系列演講」第四場，由陳韻如教授主講。陳教授為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法律史（東亞／美國）、批判法學、法律全球化與家庭法。主持人李仁淵教授在開場時，首先介紹陳教授是系列演講中第一位法律系背景的講者，因其研究範疇跨足法學與史學兩個領域，在撰寫文章時法律與歷史的分量應如何平衡，實屬不易。陳教授在碩士階段開始關注《淡新檔案》，本場演講即為其研究《淡新檔案》後發表的二篇文章〈「刁婦／民」的傳統中國「（非）法」秩序：預測論、潛規則與淡新檔案中的姦拐故事〉、〈《淡新檔案》中姦拐案件：法律傳統的重新檢視〉之集結。

　　演講伊始，陳教授講述其作為法律系大學部的學生時，對生涯規劃的模糊想像是參與社會改革的律師，沒想到修習臺灣法律史等相關課程後，興趣轉向為「偷窺」《淡新檔案》等史料中，百餘年前的人們如臺灣霹靂火般的愛恨情仇之歷史研究者。那些積極參與訴訟、遞出訴狀的原被告們，不僅彼此故事針鋒相對，就算是己方的說詞也經常前後不一，「聳聽」也司空見慣。前一張訴狀還指稱對方為惡霸並請求縣官為身為弱者的草民申冤，過沒幾天又呈狀說是誤會一場，兩方和息了事。被縣官批斥為「刁婦」或「刁民」，也是家常便飯。不過檔案中被罵的不是只有草民，在差役的查案回覆報告中，也常見縣官責備效率不彰、敷衍了事的差役「疲玩」。更有甚者，就連貴為青天大老爺的縣官，也可能是上級官員口中「疲玩」的下級官員。不管是涉訟民眾、差役、縣官或上級官員，其實都是在進行涉訟、當差乃至為官策略的敘事者 (narrators)。

　　陳教授表示，除了「多重宇宙」般的敘事外，作為法律史的研究者，另一個使用底層訴訟檔案所會遭遇到的困難，則是法律／律例的存在感「稀薄」。不僅大清律例等成文法很少出現，就算被縣官提及律例（以訓斥當事人）的情形，也多半是「法外開恩」，很少依照律例加以處罰，而不了了之的案件所在多有（詳後述）。如果這些檔案中真真假假的敘事、稀薄的法律，就是我們探討帝國制度末梢的底層法律運作之憑藉，那麼該如何從訴訟檔案中探討清治臺灣／清代的法秩序呢？

　　美國法學家 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 所提出的「預測論」，對陳教授深具啟發。Holmes 當年在對法學院學生的演講中表示，法律的學習並非學習教科書上的法律原則或案例條文，而是學會對實際結果的「預測」。這樣的「預測論」又稱「壞人理論」。為了演講的效果，Holmes 語出驚人地表示：如果想要真正的理解法律，甚至必須要從不關心倫理道德、只考慮實際後果的「壞人」的角度，去觀察他如何預測成本、利益與惡害（例如是否真的會受到法律制裁），以及據此行動時所考慮的規範運作方式，這才是人們願意付錢雇用法律人所希望得到的專業建議。借用 Holmes 的比喻，若要理解清治臺灣的法律情境，或許可以進行這樣的換位思考：當我們穿越成為在清治臺灣地方衙門走跳的訟師或師爺，要提供給我們的「刁婦／民」與「頑吏」什麼樣廣義的 legal advice？

　　陳教授以此連結到清代臺灣的「訟師」（當事人）如何打官司？「師爺」（地方官）又有何審案策略？由此再進一步思考循例、章程、成案等狹義的法律知識，在地方衙門的訴訟與辦案策略（即廣義的法律知識）中，又扮演何種角色。陳教授具體地以姦拐案件為例，《大清律例》存在相關規定，如通姦要杖、姦拐要徒，另有「私和姦事」一條，即不允許私下和解犯姦事件。然而這些規定如何執行？在人們的敘事與行動中扮演何種角色？又如何構成人們的行為框架？這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案件被紀錄在地方或中央的哪一個層級。作為中央刑部檔案的刑科題本之敘事，對於案件過程、審判、法律細節的運用，書寫十分詳盡，層次井然。若只看刑科題本所載錄的通姦案件，可能會有這樣的印象：人犯大多在官民合作下確實逮捕、遭受懲罰，而地方官就算同情苦命鴛鴦，但礙於考核制度無法私了結案，必須嚴格選擇適用律例，擬罪後往上審轉呈報。換言之，地方官並無彈性處理的法定權限與實際空間，制度控制其必須依法審判。

　　然而相較於刑科題本，《淡新檔案》則呈現多重的邊緣性，其涵蓋時間為清中葉以後並集中在光緒朝，事發地點乃地理上孤懸海外的臺灣島。更重要的是，產生《淡新檔案》的淡水廳新竹縣亦是帝國官僚的邊緣末梢，而檔案性質為地方衙門的內部文件底稿，諸多原始文件呈現混亂、紛雜的「野生」狀態。在帝國官僚機關的末稍，法律的存在感甚為稀薄，例如違反「私和姦事」的情形頻繁發生，卻未見處罰（詳後述）。換言之，中央檔案與地方檔案呈現相當不同的法律秩序。

　　接著，陳教授進入《淡新檔案》奸拐案件的分析，並以編號 32410 的陳彭氏案 (1874) 破題：五十餘歲的婦人陳彭氏，由兒子陳能為她「抱告」，將林番奸拐媳婦許姦之事告上衙門。縣官批示陳彭氏應自行管束，且情節有諸多仍待查明的可疑之處。隨後被告許氏亦反控陳彭氏捏造事實，並指出陳能早已過繼給名為呂熊之人，因此陳彭氏並非其真正的婆婆。案件急轉直下，由告發通姦轉為爭奪呂熊遺產，姦拐控訴便不了了之。陳彭氏之案並非特例，陳教授將《淡新檔案》中三十件與通姦拐逃有關的案件，與冊報文書交叉比對，發現均未結案或審轉，當事人受到懲處的案件僅有一例，但也僅從輕發落而未依照循例或成案處理，說明絕大部分進入衙門的姦拐案件都未有結果。

　　如此一來，該如何解釋這些「不了了之」的案件呢？陳教授依照「姦情消逝」的原因，將這些沒有結果的姦拐控訴大致分為四類。第一種類型涉及打擊涉訟女性形象，常見於家產案件中，女性多被指控通姦、與外人來往，詆毀其女性形象。然指稱姦情之人多未提出證據，也沒有積極要求縣官查明真相，最後往往與其他事件混雜不清。第二種類型牽涉到賣妻後的「找價」行為，通常為丈夫賣妻後認為賣價太低，想獲取更多錢財而誣告後夫姦拐其妻，目的僅是擴大事態以獲得錢財，並非真要使二人獲罪。嫻熟世情的地方官面對上述兩種類型的案件，通常態度消極、任由雙方和解。第三種類型為地方衙門對姦拐案件的訴追效率不彰，差役多「任催任延」，不積極辦案。第四種類型為「大事化小」，地方官不將姦拐案件依法處置，亦不往上審轉報告，少數抓到人犯的案件也是由當事人自行捕獲，此現象與刑科題本中記載的姦拐案件落差甚大。換言之，姦拐相關條文執行的實效性 (efficacy) 低落，乃是官民個人行動與整體制度交織共構的結果。

　　陳教授再以 1886 年的黃阿清案為例，回應地方官是否有彈性處理實際空間的論題。黃阿清案乃案情較嚴重的人命案件，隨著案情發展，光是原告黃阿清本人就提出了四個不同版本的案情：一開始 (1) 黃阿清稱其妻黃詹氏被賴達成擄走；接下來黃阿清改口 (2) 黃詹氏並未被擄，實為誤會一場，兩造和息。過幾天黃阿清復遞狀稱 (3) 黃詹氏的確有被擄、兩造大事化小，私下協議送回卻被賴達成餵毒而死。

　　最後第 (4) 版本的故事的形塑過程，可以看到地方官的積極介入。當黃阿清提出第 (3) 版本的故事，縣官便加以駁斥，並指出難保不是夫妻吵架造成黃詹氏自殺身死後「借屍訛詐」，並威脅黃阿清若有誣告會「加等治罪」。在潛在的刑罰威嚇下，我們看到黃阿清在口供提出 (4) 黃詹氏實為誤食「毒藤草」身死，而黃阿清情急誤控。此故事也成為縣官往上級陳報的敘事基礎：黃阿清在妻子死後情急誤控，本應「照例究誣」，姑念吐實故從寬完案。在此案中我們可觀察到即便在人命重案中，縣官仍有形塑案情、大事化小的實際空間。

　　最後，陳教授提出三個結論。首先，經由分析姦拐案件，可以看到複數、重層的清代中國法律傳統。美國當代的法社會研究中，強調所謂「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law in books vs. law in action) 之間的落差。經過篩選、層層上報、精細定罪論刑的刑科題本的案件，固然也是法律實踐傳統，但《淡新檔案》中對於姦拐案件的實踐，可能比較接近大多數人們日常所經歷「行動中的法」。以通姦罪為例，若要探究婦女的法律地位，除了對律例、成案與刑科題本的分析，也要從較底層的地方檔案著手，觀察法律在地方的實踐傳統為何，才能完整地了解女性的法律處境。另外，陳教授附帶補充，日治時期的刑法通姦罪條文（書本上的法律）雖與大清律例相似，但執行的實效性（行動中的法律）卻增強許多——姦拐案件的定罪數量也更多，日治臺灣監獄中女性囚犯不少乃因通姦罪而服刑。這顯示出前近代至近代（清代至日治）國家力量的增強，但也呈現了丈夫可以藉由官方的力量控制妻子，或許可說是法律近代化的一個面向。

　　其次，法律史的研究向來關心地方衙門依法審判的問題。陳教授則建議我們可以從全有全無的 “rule of law”(是否依法審判／行政) 概念轉向，重新從 “role of law”(法律的角色) 的角度，來思考清代中國∕臺灣法律的敘事脈絡中的實際作用，此即前述「預測論」∕「壞人理論」的指引下所能真正理解法律的視角。例如從《淡新檔案》可以看到地方官選擇性的提及、引用律例，卻不一定執行的狀況。地方官援引律法時，有時是提示背後的刑罰，以威脅「刁婦」、「刁民」們各退一步、和解銷案；而對於層出不窮的「捏控」，地方官雖常斥責這樣的誣告行為，最後卻往往從寬處置。司法檔案中常見的「本應⋯⋯姑念⋯⋯」句型，以依法追究為原則，法外施恩是本案特殊情況的例外處置，呈現出提出法律但不執行的現象。然實際執行上的原則與例外是恰恰相反的——只要是有經驗的參與者都能「預測」「不依法追究」才是實踐上的原則。

　　最後，陳教授分析既有論述中關於地方官的「彈性執法」是合法抑或瀆職的兩種論點，並提出替代的詮釋論點。一為權衡論∕授權論，主張地方官「彈性執法」為合法，因「不依法審判」是傳統中國法內建的模式，希望細事由縣官依照情理法判斷，而非機械性地使用官方法。陳教授認為彈性處理的確是當時重要的價值，依法審判容易過於嚴苛而窒礙難行，但地方官其實並未正式獲得官方授權得不依律審判，且在清代臺灣，仍有傳統中國脈絡下依律審案、擬罪的制度要求。二為混亂失序論，主張不依律審判僅是清末國家資源不足、官方控制力薄弱導致的混亂現象。陳教授則認為不依律判案的作為實際有一套運作模式，而非無法預測的混亂狀態。作為替代的觀點，陳教授提出此種官員審判不依律的現象，可以理解為被默許的非法行為。上級將與現實有相當差距、甚至難以執行的規定加以保留不改革，然卻默許下級官員從寬解釋，可以彈性執法、創造例外，也因此發展出「上下交相賊」的灰色地帶，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存在著許多「潛規則」，故也可預測有一定的法秩序存在其中。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蘇成捷教授指出，陳教授多以晚清臺灣的案件為例，自有其特殊性，然是否都能呼應傳統中國法及傳統中國文化？而較輕微的案件多由地方官彈性處理的情況相當普遍，很難說是非法，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的意義？陳教授回應，如前所述《淡新檔案》確實有其特殊性與邊緣性，若要探討清帝國統治遺留下的法律傳統，晚清的《淡新檔案》有其優點，也很適合與接續的《日治法院檔案》進行法律運作的轉折比較。但若是要回應較為整體的清代中國法問題，確實要更加謹慎，取材上若能包含巴縣等縣級檔案會更加全面。不過，關於「代表性」的問題，或許聚焦具體議題上較容易釐清。就「彈性執法」的議題而言，今天的報告與其他運用縣級檔案的既有研究，幾乎都肯定此現象的存在，因此觀點之新穎便在於對於這種現象的詮釋。至於地方官彈性處理的普遍存在，陳教授認為此現象與「陋規」（官員收取正式制度上並未給予其權限收取的費用）的存在，在本質上十分相似。陋規是官僚體系中被默許的普遍性存在，然而並不代表此事合法或被正式肯認，甚至在某些特殊狀況仍有可能被追究。

　　另一位與談人臧東升教授首先感謝陳教授精彩的演講，並表示相較於重大案件，透過《淡新檔案》中諸多沒有結果的法律案件，或許更能如實反映底層人民如何面對法律，也更能看見案件審理的細節，如縣官並沒有足夠權威派遣差役、傳召證人，都會使案件未果的機率上升，而誣告也頻繁發生的情況。此與現在中國面臨的情況十分相似，囿於底層縣官沒有判定案件事實的能力，發展成人民須討價還價、將事情鬧大後，官僚體制才會更認真的面對人民的問題。這些法律層面上的技術因素，如程序設計、技術規則等，都會影響當事人（即身在其中的縣官、差役、人民）之行為。因此臧教授認為，在考察案件「不了了之」、「和解」的現象時，可以將這種法律技術性的因素納入探討，或許能更全面地解釋底層社會的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