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發迪教授演講「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A Conceptual History」紀要
|
|
何謂「technology」?其涵蓋範疇為何?華語聽眾或讀者可能聯想到科技、技術、技能 (skill)、技藝 (craft)、工具 (tool),甚至是工程 (engineering) 等相關中英詞彙。然而在本場演講中,范發迪教授將「technology」的概念歷史化,首先闡述 technology 如何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被形塑為「技術」概念,進而探討此概念內涵之轉變與連續性,最後進行全球/區域間的比較與連結。
范教授自承其採取了「重上層」(top-heavy) 視角以及傳統的歷史分期 (periodization),著重國家官僚、政治及知識菁英的認知與行動,上述取徑不無侷限,但對於討論中國「技術」的概念史而言仍有意義且具可能性。除了關切「技術的政治史」,范教授亦重視「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 與「道德主義」(moralism) 對於「技術」概念的影響,以及兩種思維之間的持續張力。
「技術」成為一個領域?
直到清代早期,中國尚未出現「技術」或「科技」這樣一個今日我們所熟悉的領域,反而是許多相關語彙如:技、術、工、藝、機、械、器、具,被使用於不同語境之中。晚明雖然已經開始接觸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但統治者卻將技術與學術嚴格區別開來,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矣」一句,可知其態度。到鴉片戰爭時,林則徐 (1785-1850) 等官員見識到洋人「船堅炮利」,魏源 (1794-1857) 以此提出「師夷『長技』以治夷」,馮桂芬 (1809-1874) 力主「采西學、制洋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在傳統中國士人眼中,「西學」值得學習的部分為不至於動搖國本的器物、技藝層次,此時期經常出現的語彙有:技藝、機器、洋器、實業。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人力」之生產觀念也隨著戰爭引進中國。儘管張之洞 (1837-1909) 所強調的「西藝」,業已包含物質科學的面向,更貼近現代意義下的「科技/技術」,然仍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分類 (category)。事實上,即便在同時期的歐美國家,technology 作為一門與物理、數學、工程等科學相關的學術領域,也與當今我們所認知「科技作為一種機械技藝 (mechanical art) 的集合體」有所差異。當代意義的 technology ,須至 1920、1930 年代方見成熟。
民國時期的契機
概念得以發展或轉變,必先有其環境 (condition)。范教授認為「技術」之概念在中國漸臻完整,與日本學知的發展及傳入有關。如日文「技術士」(ぎじゅつし)意指科學、工程相關從業人員;民國時期中文語境裡,「工程」一詞比「技術」更早用來指涉一門專業,並且與「建設」(building, infrastructure) 密不可分。1920、1930 年代,「技術」的意義在中文語境中出現重大改變並確立其地位,此轉變有兩個關鍵條件:首先,以五四運動 (1919) 為斷限,此前為中/西之對立,此後變成傳統/現代的辯論,而技術也與「現代性」產生了連結,被賦予進步 (progressive) 的意義。緊接著,伴隨工業化而來的政治與社會變遷,如 1930 年代鄉村建設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等,使得「科學」與「技術」成為傳統社會蛻變之要件。鄉村的傳統手工業轉型成現代工業,「技術」尤不可或缺。
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早期的革命與主義之爭
約在 1950 年前後,「技術」、「科學科技」、「科技」等詞彙爆炸性增長,開始頻繁出現於《人民日報》等讀物,范教授認為此現象是直接受到蘇聯用語的影響。1950 年代後半,各種「科學」、「技術」革命運動迭起,亦成為「大躍進」時期常見的口號。范教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未如馬克思的構想──技術、物質革命發生後才有社會、政治層次之革命──政治革命在中國已經發生了,可是技術革命還沒有。因此毛政府必須創造一個論述,以推動技術(生產)革命,乃至於文化革命。
但是,究竟要追隨誰的科學(蘇聯、歐美)?又要學習什麼技術?起初中共政權採取了工具主義的作法,大致原則如我們所熟悉的諺語「只要能捉老鼠的便是好貓」,到了 1958 年大躍進時期,政治菁英卻主張政治與科學脣齒相依的道德主義。跨越文化大革命時期,乃至於鄧小平時期的「四個現代化」(工業、國防、農業、科學技術),兩種思維時而競爭、時而交融,關係不斷變化,在不同統治層級(如國防、民生)亦顯示不同原則。
後毛時期以來:研究展望
范教授以諸多歷史實例指出,技術的工具主義與道德主義之間張力持續存在,且相互交織於當代的政治與國族論述、文化價值及其想像。最後,他也提醒我們國際連結在上述討論的時期之後發揮更大影響力,「技術」概念的演變可能遠比我們想像要複雜、寬廣,其意義之轉化與連續性仍然是值得關注的歷史現象。
綜合討論時間
與談人王憲群教授長期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科學」傳入中國的歷史,近期擴展至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及戰後臺灣科技史。王教授大致同意范教授的論點,並就其個人研究專長提出幾點發想與建議。一、技術的「術」在傳統中國語境有更加複雜的意涵,如法術、術數等;二、補充清末庚子新政以來新式教育理念與技術的關聯,以及蔣介石時期「資源委員會」(1932-1952) 對中國工業及 1949 年後其人力流向對臺灣國營企業的影響;三、中央官員以外的知識菁英如楊杏佛 (1893-1933) 對於技術與革命的觀點。最後,王教授提醒,中國的「技術」概念至今仍強烈受到國族主義左右。
范教授對王教授的建議表示認同,認為民(國)族主義的確深遠影響了技術概念之形成,但他更想探討的是技術「如何」在每個歷史階段與民(國)族主義結合;其次,本演講較多著墨於民初中國輕工業(實業)的發展,資源委員會則呈現了重工業的面向,兩者確實可以更加平衡。
開放討論時間,現場各領域學者踴躍提出問題及想法。許多問題仍回到「科學」、「技術」或「科技」之間概念的區別,如張谷銘教授提問,今日我們傾向視技術為應用層面,科學則是較為基礎的知識,這樣的語境約在何時成立?范教授強調,歷史研究終究必須回歸使用者的語境,及特定時空脈絡下,這些詞彙如何被認知、構想及運用,在不同時期的中國與臺灣,情境會十分不同。此外,「概念」必須透過「語言」表達,因此他並未試圖將兩者劃清界線。針對「工藝」、「手作」等近似於 craft 的概念在當代回歸,范教授認為正因為科學與技術發展至今,提供(即便非專業的)人們足以追求這些質樸技術的環境。
張谷銘教授進一步點出「比較歷史」(comparative history) 的問題,表示演講中提到了歐洲、美國、蘇聯等例子,那麼這段近代中國技術概念史位於其間什麼樣的位置?又顯示什麼樣的特殊性?前一個問題,范教授在回答趙一穎先生的問題時也呼應了此討論,誠如本演講開頭所闡明,范教授使用的是一個傳統的歷史分期,意即從清末開始,幾乎是以「外力干涉」、「戰爭」來劃分,而范教授認為,外力介入中國,對其技術「概念」的演變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故以此做為研究取徑。若今天要談的是「技術」的另一個層面,或許能從不同視野展開截然不同的故事。范教授並舉德國的例子,說明「技術」一度作為反省「現代性」的隱喻,而中國的特別之處在於「技術」的概念始終牽繫著「國族主義」。的確,「技術」在不同地方、脈絡下有著非常多不同的故事,這些故事其實是可對話的。孔令偉教授亦補充「中國」內在歧異的例子,指出蒙藏民族至今仍使用佛教術語指稱或翻譯「技術」。探討不同中國或東亞不同民族、語言中的「技術」概念,或許可作為今天演講的延伸議題。
順著國族主義之議題,吳孟軒教授及童永昌博士好奇有無技術/科技「反國家」或「反科技」的脈絡?雖然未必有鮮明的例子,但范教授指出,政體/國家 (state) 在近代中國(至少本次演講討論的時間範疇內)並非一個穩固的概念。到了 1958 年大躍進時期,受到政治干涉,被視為屬於資本主義的技術是不被接受的,在類似論述下,被反抗或排斥的對象往往是「某一類」的技術或體制。此外,李梅君教授提問「物」如何影響技術的概念與想像?范教授舉出大躍進時期「土法煉鋼」的例子,說明物如何連結起傳統(土)與現代(洋)的技術,又如何暗示著一套政治論述或構想。
洪廣冀教授從水利史史料的觀察切入,質疑中層技術官僚實際上到底掌握多大程度的科技知識,以及供技術發展的先備條件(物質資源、基礎調查等)?又是否礙於政治等諸多考量,使得近代中國培養了許多身懷技術的基層技術、工程人才,卻幾無施展空間?范教授贊同此觀點,並指出夾在上層政治菁英及基層勞力之間的技術官僚,往往須在階級、政治、社會經濟現實、理想與責任等複雜的張力中,作出他們的決定與行動。
身為主持人的祝平一教授則一語點出最根本的問題,今天這場演講討論的主角「Technology」究竟是「科技」還是「技術」?范教授笑著表示是後者。因為這是一個以中國為對象的研究,「技術」一詞不僅在西方科學傳入前就已存在,被賦予新意義後反覆成為民國時期、毛時期政治論述的重要詞彙,儘管意義與「科技」略有不同,但直到 2000 年代,仍然普遍被使用。
如兩日後另一場演講中郭文華教授所言,今日范發迪教授帶來的演講實際上是一個絕妙的時事梗。2022 年 7 月 27 日,科技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正式更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顯然,科學、技術/科技的概念 (both concept and conception),依然在移動並變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