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音研究員榮退演講暨新書發表會」報導

　　翁佳音教授為近代初期（十六至十八世紀）東亞史與臺灣史的研究者，本次活動為翁教授於中研院臺史所榮退演講，與《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新書發表會。翁教授的演講以〈牛皮傳說下的歷史深層：一個史學史的考察〉為題，分享自身在歷史研究中所秉持的態度與作法，並提出研究案例說明其有效性；新書發表會則由與談人為讀者提供更多理解翁教授研究的切入點，並說明新書的重要貢獻，以及未來研究者可進行的發展方向。

「我錯故我在」

　　演講一開始，翁教授先提到自我研究反省——「我錯故我在」。翁教授認為自己隨著時間與研究進展，都會對自己過去的研究自我批判，並不堅持自己的研究一定永遠正確。從歷史學的考證作業中，常勤於比對多種語文文獻，反覆思考與討論過去及當代的研究遺產，從中找到他自己認為合理的答案。翁教授也強調，對他而言，歷史是無止盡地辯論，研究有錯誤才是正常，無須羞愧。一味追求自己認為是正確或客觀的歷史，反而最具偏見的。

　　翁教授以其研究經驗，說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翁教授認為各個學科出身的人都可以自行看文獻研究歷史，但他強調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仍有它的優越性。歷史學注重史料批判與考證，並強調對於文獻的 context（時代背景）之認識不可或缺，不能光以現在的問題意識去解釋歷史。他在這次的演講中以「牛皮換地」傳說來檢討一些有趣的現象，同時也提到學界或文化界很喜歡為了強調文化多元，常過分誇大荷蘭人對臺灣的「經營」與影響，甚至誤用文獻說明臺灣人有荷蘭血統。

　　認真追究起來，「牛皮換地」傳說與流行歌謠〈安平追想曲〉，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但翁教授認為傳說不應該被實證主義的歷史學研究忽視或丟棄，研究者可以透過傳說，觀察人們流行的歷史認識與心理事實，對於進一步闡述歷史學的本質有所幫助。翁教授同時也很強調歷史結構，其所謂的歷史結構，指的就是日常的邏輯。與談人吳叡人教授稍後則進一步說明，翁教授所探討的結構為「日常的合理」，即是一種以健全的常識進行推論的研究過程。換言之，縱然缺乏文獻紀錄，我們還是可從地理生態或社會與商業行為模式等面向，進行合理事實的推斷與解釋，從而可對歷史做深入探討與辯證。翁教授舉例，臺語歌〈安平追想曲〉中的「金髮」女郎與荷蘭的「紅毛」，在結構上原本是衝突的，所以若繼續由歌曲來研究荷蘭時代有無此類的混血兒，有點走歪路。我們的〈安平追想曲〉其實是受到〈長崎物語〉等日語歌的影響，日本此類混血兒的歌謠或傳說，有它的背景，畢竟荷蘭人在日本長崎逗留兩百多年以上。翁教授反而認為〈安平追想曲〉有兩種重疊（荷、日）的異國想像，這才是那首歌的深層心理結構。翁教授在演講中也提出做研究不能單單只靠文獻或原檔史料就來斷定歷史事實是如何，或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文獻的許多細節需要留意。他認為目前清代以前的臺灣史研究似乎比較欠缺這方面的警戒與批判，有點迷信一手史料的權威謬誤。

　　翁教授還提醒，要從事二十世紀之前的臺灣「傳統」歷史研究，還是要多從中文典籍入手，多語能力反而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常說研究荷蘭與西班牙時代的臺灣史，一定要懂得荷、西語言，翁教授反而持保留態度，他認為這樣會阻礙對荷西時代更健全的認識，以及阻礙有潛力的研究者從事具有原創性的研究。翁教授最後舉出「倭」指稱對象的變化、「紅毛」的意義、清代漢籍方志的偏誤，以及關注西班牙文獻等例，說明十六世紀東亞史背景下歷史細緻考究的必要性，並應以更大的視角作為研究方針。翁教授說明，同樣的對象呈現在不同的故事與論述，也可能有一套相同的結構與認知系統。研究者若能以不同的視角作為分析工具，而不被外語權威所驚嚇，則在研究上必能有一定程度的貢獻與突破。

以小見大的歷史學家

　　吳叡人教授與談時，先輕鬆地從個人角度談起年輕時的翁教授，接著，吳教授又從思想史家的角度給翁教授一個定位，認為翁教授是一位充滿「矛盾」的歷史學家，但矛盾中又呈現出一種統一性。翁教授一件又一件看似細瑣雜亂的歷史考據，其實背後富含比較史與世界史的宏觀視野，可知翁教授是一位由小見大的歷史學家。同時，翁教授的古典歷史學方法、多語言能力，以及處理跨區域歷史的知識，令人敬服。吳教授藉由以下五點說明翁教授的研究特色：一、翁教授之研究富有歷史翻案的意圖，試圖把臺灣信史推前至十六世紀。二、透過漳泉潮「大福佬文化圈」的假設，說明十六世紀東亞海域的活動變化。三、說明東亞海域日華界線模糊的案例與前民族國家的現象，並處理海上勢力變化的過程。四、通過原住民族的族群空間考證，佐證前荷蘭時期已存在密切的原漢關係，並討論荷蘭統治的效果。五、將世界史的分期引進臺灣史，以近代初期 (early modern) 處理臺灣史，打破既有以荷蘭為中心、以鄭氏家族為主的史觀之有效性。吳教授總結，一般來說討論歐洲重商帝國主義跟東亞的關係，會著重於在地政權的能動性，翁教授的研究則是特別強調與在地社會的互動面向。其次，翁教授使用「大福佬文化圈」概念，即是要將在地社會的能動性擴大的展現。這樣研究的政治意義，即是要克服「荷蘭神話」與中國的意識形態，找到以實證史學為基礎的臺灣主體史學。

與《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的對話

　　新書發表會的與談人為史語所陳國棟教授，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所長康培德教授。首先，陳教授提到翁教授的作品令人佩服，相信翁教授這樣文思泉湧的學者，即便退休也仍舊筆耕硯田，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接著，陳教授以翁教授在《故宮學術季刊》發表一篇關於林亨萬 (Hambuan) 的研究為例，除了考訂荷蘭文獻中的 Hambuan 身分之外，更旨在說明 Hambuan 作為十七世紀往來於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貿易商，在當時扮演的重要角色。陳教授認為，翁教授的研究對於想要了解當時歷史情況的人來說非常重要，而商人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也可以在《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見到。

　　接著，陳教授提到翁教授對於手寫體解讀與考證的專業，使讀者能夠更有效地理解文獻中人、事、物的意義。以翁教授譯註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一書為例，通過翁教授的譯註，即可讓讀者輕鬆而順利地閱讀文獻。同樣的，《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一書也有同樣的幫助，例如書中提到的「茯苓」亦稱作「山尾薯」，過去有治療梅毒的功效，翁教授指出此種稱呼方式為漳州語系的指稱。陳教授進一步補充，雖然翁教授沒有以專文說明茯苓一物，但是透過閱讀翁教授的註釋，仍可以從中知曉臺灣指稱方式的脈絡與淵源，像是可以看出「尾薯」與「荸薺」的閩南語發音相似性等。

　　再者，陳教授提到，讀者可以由本書的兩篇附錄理解翁教授的心路歷程與自我反思，陳教授也以自身在澎湖從事口述記錄的經驗，來呼應翁教授在文中提及的民俗儀式，與《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一書的貢獻。本書不僅可以讓讀者反思傳統的歷史視野，也提醒學者將民間傳說與海洋文化研究作為新取徑的可行性。

　　而康培德教授與談時，首先說明作為後輩向翁教授學習的過程，回想過往和翁教授討論的情況，儘管翁教授不一定會直接地正面回答後輩的疑問，但是透過每一次的對話過程，都能有所獲益。此外，康教授認為《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的構想與雛形應可追溯至 1990 年代末期，而翁教授至今仍不斷地透過諸多個案的考證，告訴後輩自身研究與反思的過程。接著，康教授說明翁教授自 2004 年以來慢慢形塑的「大福佬文化圈」概念，實可參照荷蘭學者 Pieter Geyl 提出的「大尼德蘭文化圈系譜」。康教授認為翁教授的討論要更加詳盡，自然也釐清許多案例，包含從臺灣海洋史的角度討論漳、泉、潮系統中的海域活動等研究。康教授指出翁教授與 Pieter Geyl 皆不以國界的區隔作為研究取徑，而是從語言的共通性來討論深藏在文獻之中的細節。例如 Pieter Geyl 提出大尼德蘭文化圈曾有的一統性，在獨立戰爭時被裂解。此外，Pieter Geyl 透過地理因素說明結構性的現象，和翁教授在說明臺灣的例子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康教授補充，在近代初期的生活中有些自然環境條件無法被克服，自然就會限制當時人類行動與思考兩者的方向。

　　接著，康教授說明《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一書亦可以看見史學家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的影子，例如第三章討論原住民族群可以看見實證學派方法的展現，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僅可以釐清東亞海洋史的脈絡，也可以看到翁教授提出「大福佬文化圈」框架的影響。康教授認為，本書可以看作是翁教授慢思細推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果。換句話說，翁教授透過該書呈現出自己的思考歷程，也點出後續研究的發展指向與可能性。康教授舉出書中提到福佬海盜離開福建的移動過程，並探討他們在經濟、社會層面的影響。過往所見大多是以臺灣史為主的切入面，如閩客關係、文化社會、傳說的互相對照等，但若從翁教授提出的「大福佬文化圈」概念出發，即可發現同時期在中國大陸、東南亞等地都可能發生同樣的現象，從這個宏觀的視角來看，便能提供研究者後續續的研究方向與深度探究的發展路線。專長為歷史地理學的康教授甚至認為，讀者可以透過《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看到空間地理的結構，看到行動者在不同地點，因應相異的對象而做出不同的文化反應，並探究兩者摩擦的結果。這些辯證的過程，都是翁教授以考證與結構為視角下的研究成果。康教授總結，《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除了能夠給予後輩學者重要的研究啟蒙之外，也令人期待未來翁教授可以寫作出更深入、更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