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偉教授演講「清代漢滿蒙藏佛教中的《金剛經》」紀要

 
講題: 清代漢滿蒙藏佛教中的《金剛經》
主講人: 孔令偉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主持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時間: 2022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視訊會議
撰寫人: 李心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孔令偉教授演講「清代漢滿蒙藏佛教中的《金剛經》」紀要
 

  「漢傳佛教四百年」系列演講,第一場由孔令偉教授主講。孔教授現任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其研究聚焦於歐亞大陸交流史、科技史、滿蒙藏諸語歷史語文學等領域。本次演講以多語種的《金剛經》為題,梳理元、明、清佛教傳統的承續,並以多語版本《金剛經》的比勘,說明滿、蒙、藏佛教之間的交流,探究《金剛經》之於滿洲族群與文化的意義。

  首先,孔教授闡明其問題意識與學術關懷。研究清代漢、滿、蒙、藏佛教與多語種《金剛經》,旨在探尋不同時空脈絡下佛教經典詮釋的差異,並且探究佛教的多元性,及其與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融通。其次,孔教授說明自身的研究取向,乃通過佛教文獻學進行比較研究,以剖析多元佛教傳統之間的互動,同時藉由追溯佛典的書籍史脈絡,進而探討與族群認同、文化思想關聯之佛教知識史議題。此外,孔教授回應陳寅恪先生 (1890-1969) 的比較校刊學 (philology) 之說,強調語文學之於史學、佛學研究的重要性。最後,孔教授評釋《金剛經》的世界史意義,其不僅為現存最早的中國印刷品,多語種的譯本,更促成歐亞大陸文化之交流。

  國際學界研究《金剛經》者眾多,孔教授以三個面向,回顧《金剛經》的相關先行研究,首先是梵、藏、蒙、滿等各版的刊行與介紹,其次是文本流傳與經典詮釋,最後是清代佛教史與滿蒙文獻學。值得注意的是,《金剛經》的滿文本研究於十九世紀末就已開始進行,係 Charles de Harlez (1832-1899) 發表之道光年間宗室綿榜譯本的研究。此外,由於蒙文譯本的發現數量較多,俄羅斯學界的研究成果亦相當突出。

  明清時期,宮廷不乏有皇帝注經與宮廷寫經的事例。例如永樂年間,明成祖 (1360-1424) 即欽定《金剛經集注》;及至清朝統治時期,雍正帝 (1678-1735) 亦纂《御注金剛經》。宮廷寫經方面,則如明楊悟明寫《金剛經》(1629)、清康雍乾諸帝親抄《金剛經》、清張照寫經 (1729)、清內府造玉片《金剛經》(1732) 等,足見明清宮廷抄注經典的傳承脈絡。

  孔教授以崇禎二年 (1629) 楊悟明《金剛經》寫本,與清雍正十年 (1732) 內府造玉片《金剛經》二例,考證明清宮廷中佛教典籍的延續性。崇禎二年,楊悟明於皇家敕建之青塔寺(元代大永福寺),以泥金字與青黑紙抄寫《金剛經》。其抄寫形制與鄭和《金剛經》寫本 (1414) 相似,且明廷內大量中官信仰佛教,呈現明廷與佛教的密切關聯。值得注意的是,楊悟明係以元代無聞思聰禪師注釋本為底本。無聞思聰禪師注釋本與以往漢傳大藏經的版本不同,不僅以漢字書寫經文,還以硃筆附上藏文咒語。因此,觀楊悟明的寫本,其藏字的練習、藏文咒語的塔型展現、泥金裝飾與紙張的運用,一方面顯示明廷對漢、藏佛教的崇禮,另一方面反映漢、藏佛教之間的交流與融通。

  即使明清易代,宮內佛典仍有所傳承且產生影響。雍正八年 (1730),怡親王允祥 (1686-1730) 薨逝。翌年,雍正皇帝命內務府鎸刻玉片《金剛經》。雍正十年,內府造玉片《金剛經》即是以無聞思聰禪師注釋本為底本。由此可知,無聞思聰禪師注釋本於明清內廷有其流傳的系統,係以此為底本,進行抄經的活動。因此,清廷《金剛經》的抄寫,在展現明清宮中佛教傳統承繼的同時,亦呈現漢傳佛教發展的內在理路。

  由於清朝統治特質兼具中原與內亞特徵的多元性,是故除了漢傳佛教的經典以外,清代亦形成了多語種的佛經。孔教授推究多語種《金剛經》形成的歷史意義,指出其與滿、蒙、藏共同認同形塑之關聯。蒙古通過《彰所知論》,建立印、藏、蒙王統同源論的歷史記憶與想像。十七世紀初,源於滿、蒙間的密切關聯,滿洲對藏地有深切的關注,亦透過《金剛經》的翻譯,將自身納入內亞佛教世界,與蒙、藏進行連結。

  順治十七年 (1660),順治帝 (1638-1661) 首次下令大規模以泥金抄寫蒙、藏文《金剛經》,共 108 函(蒙、藏文各 54 函)。此舉不僅強調《金剛經》之於滿洲皇帝的特殊地位,更為滿洲入關後,刊刻與抄寫佛經的濫觴。其開啟後世一系列的抄經工作,諸如藏文金字《甘珠爾》(後世稱《龍藏經》)的抄寫 (1667-1669)、藏文《甘珠爾》(又稱「正藏」)的刊刻 (1683)、藏文《丹珠爾》(又稱「續藏」)的續刻 (1724) 等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抄經為一具組織性、系統性的工程,需進行長時段的準備。如蒙文《甘珠爾》、《丹珠爾》分別於康熙五十九年 (1720)、乾隆十四年 (1749) 進行刊刻,然而早於康熙四十四年 (1705),已進行將藏文目錄譯成蒙文的預備工作。

  清代漢、藏、蒙文本《金剛經》的流通,使得滿文本的翻譯有所依據。孔教授列舉以下四種滿文本進行文獻的分析:乾隆皇帝 (1711-1799) 與章嘉國師 (1716-1786) 合校滿蒙藏漢四體本《御製重譯金剛經》(以下簡稱四體本)、《清文全藏經》內府朱印本(以下簡稱清文本)、佚名《金剛經注疏》、宗室綿榜譯本 (1836)。不過,四種滿文本的形成原因不盡相同。相較於《金剛經注疏》、宗室綿榜譯本乃因個人信仰成書,四體本與清文本為官方出版,更多地展現出國家建構與族群認同的意識形態,強調滿洲文化優越性。

  四體本的滿文翻譯,係乾隆皇帝向章嘉國師學習佛法時,參酌「西藏舊本」與諸漢文本對勘而成。值得注意的是,因皇帝比勘佛經的意識,使清朝官方資助許多相關的文化工程,間接推動西域史地之學,乃至於乾嘉學術的校勘之風。對乾隆皇帝而言,滿文《金剛經》之於滿洲佛教舉足輕重,故將滿蒙藏漢四體本的滿文部分,納入《清文全藏經》。不過,《清文全藏經》實為政治運作下推動的產物,翻譯與內容參差不齊,與長時段形成之漢文、藏文大藏經有所差異。而四體本的漢文部分,曾另外形成單行寫本,卻僅流通於內廷,如乾隆年間倪承寬 (1712-1783) 的寫本。至於《金剛經注疏》與宗室綿榜譯本,二者的用詞和句法與清文本差異甚大,無顯著同源關係。

  四體本與清文本中的滿文部分,主要係參考藏文而來,是以更接近藏文、梵文版本,保留許多漢文譯本所沒有的內容。孔教授以「四句偈」的翻譯為例,比對乾隆、鳩摩羅什和玄奘的譯本,指出四體本的滿、漢譯文係依據藏文語順,且參考玄奘本漢譯。又四體本保留「星 (tārakā)、翳 (timiraṃ)、燈 (dīpo)、幻 (māyā)、露 (vaśyāya)、泡 (budbudaḥ)、夢 (supinaṃ)、電 (vidyud)、雲 (abhraṃ)」九喻,鳩摩羅什本僅存「夢、幻、泡影、露、電」五喻。而清文本中,佛教名相多用梵文對音,鮮用漢文借詞,且運用許多蒙文、藏文借詞。以「金剛」一漢文名相為例,其滿譯 wacir,即源於梵文 vajra;再以「格隆」一詞為例,其滿譯 gelung,即為藏文 dge slong 之借詞。

  此外,四體本與清文本文末書有藏密傳承之〈金剛經心咒〉,昔諸漢譯闕。其應源於章嘉國師教授乾隆皇帝的口傳教法,後輯入四體本,再被譯成漢文。而清代民間〈金剛經心咒〉有些許流通,如清末民初,西康寧瑪派高僧諾那活佛 (nor lha ho thog thu, 1865-1936) 曾將此咒法傳授給漢人上師吳潤江居士 (1906-1979),並稱其〈金剛般若無盡藏真言〉。值得注意的是,《金剛經》的版本差異,亦影響滿洲人的歷史記憶。如《天咫偶聞》中,震鈞 (1857-1920) 提出四句偈「原本甚長冗,凡十數句,唐人譯本節之耳」。事實上,縱然鳩摩羅什本節譯該段,玄奘本則完整譯出九喻。惟四體(乾隆)本特補漢文本闕軼之藏文本咒語入滿文本,再譯成漢文。

  通過清宮文化,得以窺見《金剛經》文本的實踐層面。宗教儀式方面,如《大清會典》記載日常與特殊時份唪念《金剛經》之規範。物質文化方面,則如雍乾二朝的玉片《金剛經》、宋元明清一系列的《金剛經》塔圖、清代的《金剛經》如意等實物,作為《金剛經》的實體展示,被賦予特殊的意義。

  演講尾聲,孔教授總結多語種《金剛經》研究的歷史意義,並提出其史學方法與關懷。首先,通過不同語種的《金剛經》對勘,回應陳寅恪先生的比較校刊之學,嘗試以多語佛教文獻出發來進行史學思考。由此,孔教授進而連結多語佛典比勘與乾嘉學風,強調乾嘉學術中,西北史地之學、內亞文獻比較之學的多元面向。其次,《金剛經》反映出元、明、清內廷佛教傳統的延續與發展。元代無聞思聰禪師注釋本流通於明清時期的宮廷,始與藏傳佛教發生互動。又因清代滿文佛典的翻譯工程,進一步推展蒙、藏、漢佛教之間的交流。再次,《金剛經》官方滿文譯本展現滿洲認同的形塑,顯示滿洲文化認同、族群認同與不同佛教傳統之間的互動。最後,藉由《金剛經》的翻譯,滿洲得以與蒙、藏世界拉近關係,乃至於構成滿、蒙、藏佛教世界觀與王統同源論之想像。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廖肇亨教授和與會學者據孔教授的演講內容,延伸出許多議題進行探討,諸如明代以降漢藏佛教的交流、漢地儒士的佛教理解、滿文《金剛經》的版本與裝幀、非漢語《金剛經》的流通、《金剛經》與不同宗教傳統的互動、清朝的政教關係、藏傳佛教與女性的關係等重要問題。在熱烈地討論與交流之下,演講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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