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代研究學會「明代思想文化史的諸面向」學術座談會報導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舉辦「明代思想文化史的諸面向」線上學術座談會，除了邀請吳兆豐教授、何威萱教授、侯潔之教授與劉勇教授，以分享、互評的方式交流近期研究成果，何創時基金會主任研究員吳國豪博士亦於座談會的最後，介紹基金會中的數位典藏。

　　吳兆豐教授專長為明代政治文化與思想文化史，著有專書《有教無類：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動研究》，及〈〈聖學宗傳〉初本、改刻及其相關問題〉等論文。此次座談會吳教授以「『化宦』行動與中晚明思想文化的面向」為題，分享研究所得。吳教授將一般被視為政治良莠議題的明代宦官課題，納入政治文化與思想文化的脈絡，並以此提出幾點觀察。首先，是對於「攻宦」這種常見思維的評估。吳教授指出，成化年間王恕 (1416-1508) 的「攻宦」行動，與其後來名聲的建立有關。王恕的政治行動重點可能在於政治姿態的表達、政治運作的手段。

　　吳教授接著考察經典著作《大學衍義》在明中葉的反應。《大學衍義》在述及脩身、齊家時，指出皇帝的「齊家」範圍同時涵括妃嬪與宦官。此外，書中對於宦官的書寫方式，以及時人對於書中論述的回應尤值得注意。吳教授注意到宋儒真德秀 (1178-1235) 於書中對宦官的言論，在明中葉的政治氛圍影響之下，已為時人揚棄。

　　「化宦」新言論的出現，則與明代諸多思想人物，如丘濬 (1421-1495)、湛若水 (1466-1560) 等有關。宦官在理學家的政治理念中原是受鄙視的一群，然而如丘濬即指出宦官亦為人，同具「秉彝好德之良心」，而這也進一步涉及政治面向的思考。又如王畿 (1498-1583) 於《中鑒錄》指出，現實上宦官與皇帝的相處時間較多，因此應該教化宦官而使皇帝得以涵養德性。作為宦官教育機構的內書堂於明代中後期受到部分士大夫的重視，並嘗試於內書堂注入一些涉及宦官的歷史教育，藉以教化宦官。《中鑒錄》的撰寫，即受此風潮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中鑒錄》作為教化宦官的讀本，重要的兩個刊本皆由宦官刊刻，形成晚明政治文化中獨特的風景。

　　最後，吳教授指出，雖然一般士人多認為宦官是得君行道過程中的阻礙，但如王畿等則將宦官視為行道途徑，故而認為應教化宦官，由此可見儒者對於政治現實的權衡。此外，宦官教化議題在明代出現，亦是道學大眾化的體現。

　　何威萱教授，專長為宋明理學與明清學術思想，著有〈「格物」何以「無工夫」？——聶雙江、黃久菴之比較〉、〈宋元理學家從祀明代孔廟小考——兼論明代孔廟與理學道統的關係〉等論文。此次座談會，何教授主要分享自己近三年的研究動向，主題集中於明中葉心學家聶豹 (1487-1563) 及晚清宋學家方東樹 (1772-1851)，關懷的議題主要在學術與現實之間的統合與互動。

　　聶豹為王陽明第一代弟子中的重要人物。一般談及明中葉思想時，皆會述及陽明學的重要性，然而王陽明思想的重要性除了思想本身的創發之外，陽明弟子們在各領域的突出成就也影響了陽明學的普及，聶豹即為其中之一。目前對於聶豹的研究主要著眼於「歸寂說」與陽明學的比較，實際上，聶豹晚年才接觸陽明學，並進一步提出「歸寂說」。因此，除了陽明學之外，聶豹早年的經歷對其思想的形成亦值得注意。何教授嘗試梳理聶豹早年的經歷以及思想變化，留意到聶豹早期興趣廣泛，涉獵範圍涵括明儒湛若水、宋儒張栻 (1133-1180) 等人的學說等，並不僅限於陽明學。

　　在研究聶豹的過程中，何教授也留意到了黃綰 (1480-1554) 與徐階 (1503-1583)。黃綰是王陽明早期弟子，與王陽明有姻親關係，但黃綰與聶豹在談論良知工夫時，皆深受《大學》影響，將工夫集中於「致知」而非「格物」。徐階則是王陽明的第二代弟子，對於義理之學並未提出太多見解，其陽明弟子身分常被忽略，然而何教授注意到陽明學在中晚明能獲官方承認，實與徐階有關。此外，明代著名講會——靈濟宮講會得以興盛不衰，與徐階的首輔身分有著密切的關聯。

　　過往對方東樹的研究討論，多著眼於《漢學商兌》對漢學的批判以及維護宋學的立場。事實上，仔細檢視《漢學商兌》，方東樹的宋學並非完全跟隨程朱，對於漢學的態度亦非全然批判。因此，何教授企圖跨越《漢學商兌》的框架，從方東樹的其他著作重新檢視方東樹的學說主張。

　　侯潔之教授，專長為儒家思想與宋明理學，著有《晚明王學由心轉性的本體詮釋》等專著，及〈晚明心性分合——以李見羅、胡廬山、許敬庵之論辯為例〉等論文。侯教授關注晚明學術多元路向，並聚焦於晚明學者省思王學流弊以後對於心性的思考，以及《大學》詮釋歷變與晚明思想遞變之間的關聯。侯教授由《大學》八條目的「誠意」切入，進一步梳理「格物」、「脩身」，藉由觀察思想家對《大學》想法的轉變，探究思想變化。此次座談會，侯教授分享以下近年作品與研究所得。

　　〈顧涇陽、高景逸的脩身知本說——以李見羅為參照系〉一文，旨在探究李材（號見羅，1529-1607）關於脩身的討論如何影響顧憲成（號涇陽，1550-1612）與高攀龍（號景逸，1562-1626），以及三人論述之異同。傳統心學家普遍以心性為本，認為心性既定，脩身自然水到渠成。然而，李材質疑心性論，認為不應以心為本而應以脩身為本，此說引起東林學者顧憲成與高攀龍的注意。侯教授留意到，顧、高二人受到李材影響，擴大對於「身」的了解。在此基礎上，顧、高進一步修正李材的說法，將脩身與「致知」、「格物」結合。

　　〈顧憲成的《大學》改本與「格物」説——兼論顧憲成、高攀龍的格物之辯〉則是在晚明格物說紛紜的背景下，探究顧憲成的《大學》改本及其格物說。顧憲成因反對朱熹窮理說，遂改動《大學》以嘗試止息當時關於格物的眾說紛紜。過往對於顧憲成的印象多流於靠近朱熹之學，然而侯教授注意到，事實上顧憲成自始至終均反對朱熹窮理說，並展現於他的《大學》改本中。此外，因顧憲成反對性體無善無惡的說法，故而在其《大學》改本中也很重視「識性」。

　　最後是〈晚明許敬庵「格物」説的思想建構〉，關注許孚遠（號敬庵，1535-1604）的思想建構過程。許孚遠一般被視為承繼甘泉學統，由湛甘泉傳許孚遠，再傳劉宗周 (1578-1645) 與馮從吾 (1556-1627)，其中對於許孚遠的主要關注點則在於與周汝登 (1547-1629) 的「九諦九解」。侯教授指出，「九諦九解」並非許孚遠的最終主張。在此之前，許孚遠受心性、格物等思想影響，而這些也影響其弟子劉宗周。

　　劉勇教授，專長為明史及中國近世思想文化史，著有《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硏究》，以及〈明末出版業中士人的商業習性——以陳仁錫撰李贄《藏書》序的文本竄亂為例〉、〈新見明儒湛若水〈格物之說〉手蹟的文本問題與文獻價值〉等論文。劉教授以「明代史學研究的個人省思」一題，分享近年研究工作與未來展望。劉教授攻讀碩、博士期間，所關注的課題主要圍繞於心學的發展、心學領袖的塑造經過、心學領袖的易代等，近年則嘗試探究晚明的政治史、制度史等課題。劉教授分享早年對乾嘉思想的興趣，以及中山大學經濟史、典章制度史以及歷史人類學的傳統，此段學習歷程啟迪了劉教授對於研究的思考。

　　劉教授接著分享其研究體會，即以市場的觀念重新思考中晚明菁英與理學之間的關係，倘若士人有意競逐理學菁英之位，出版《大學》改本就會成為重要策略。劉教授以「核心產品」的概念，解釋不同的士人於《大學》改本中提出宗旨的行徑，而講學、講會則成為士人營銷新學說的手段。劉教授也提醒，不應逕自認為明代士人皆將王陽明視為不可超越，「陽明後學」一詞的使用更應小心，避免忽視當時人的主動性。此外，劉教授指出師承、地域等分類雖有助於我們宏觀性地把握當時的學說狀況，但也必須注意避免忽視個體對於個性化的追求。

　　最後，劉教授提及未來展望，分享自己近年轉向政治史、制度史，探究晚明內閣與督撫體制運作。晚明巡撫、總督的出現，等同於從舊有的政治架構中插入新的結構。因此，劉教授好奇這套新的體制與原有體制如何互動，他透過內閣閣臣遺留的文集，留意到閣臣主要通信對象即為總督、巡撫，當中可窺見多面向的互動過程。

　　座談會的最後，何創時基金會主任研究員吳國豪博士和與會者分享基金會的典藏，並希望此些書畫作品能提供給明史研究者不同的觀察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