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凱教授演講「世界史與東亞史中的臺灣近代化：劉銘傳與後藤新平改革事業的比較」紀要

　　林文凱教授是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專長包括臺灣社會經濟史、臺灣族群史、臺灣法律史、歷史社會學。近年來以「統治理性」、「調查學知」等為關鍵概念，在《臺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大歷史學報》等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主持人陳宗仁教授開場時指出，與大部分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不同，林教授治學的一項特點，在於擅長將研究個案放置在更宏觀的社會、歷史脈絡中進行比較。與談人張隆志館長長期以來提倡類似的研究觀點，現正借調至臺灣歷史博物館擔任館長，亦以「世界中的臺灣」推動博物館的典藏、研究、展示與教育活動，因此特別邀請張館長擔任此次演講的與談人。

　　林教授表示，今日演講的構想來自於目前撰寫「劉銘傳與後藤新平改革事業的關聯與比較」書稿之導論，以方法論的角度討論如何將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的改革事業，置於十九世紀後半以降世界史與東亞史的近代化脈絡中進行考察，並關注兩人的事業和晚清的洋務自強運動及日本明治維新之間的關聯與比較。而欲討論此一課題，則須針對十九世紀後期以來臺灣近代史與此前清代前、中期歷史的關聯加以分析，故亦須與晚近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等人有關清代、近代早期世界史與東亞史之比較史的修正理論，試圖展開對話。

　　林教授首先指出，臺灣歷史與世界史及東亞史的密切關聯並不是從晚清臺灣開港之後方才開始。事實上，自十六世紀以來，臺灣從南島語族原居地，及其後陸續接受荷蘭、西班牙、明鄭殖民的近代早期歷史，就已經體現臺灣史與世界史及東亞史變動的緊密關聯。即便是十七世紀末，臺灣收入清帝國的版圖到 1860 年臺灣被迫開港的清代前中期的臺灣史，雖不似開港後明顯受到世界史與東亞史的激烈衝擊，但若要完整理解該時期的歷史，仍須將其置放在同時期清帝國與東亞及世界歷史之關聯的脈絡下，方能有效掌握其歷史特徵。林教授也說明曹永和院士 1990 年代所提出的「臺灣島史」觀點，提醒研究者除了從長時段與多元族群平等的角度來了解臺灣島上人群的互動歷史外，也強調研究者不應孤立地探究臺灣史，而應持續考察不同時期臺灣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交流。

　　其次，林教授指出，以往關於東西方近代化的比較史學往往上溯至十六世紀以來東西方近代早期歷史。而晚近彭慕蘭、濮德培 (Peter Perdeu)、羅威廉 (William Rowe) 與岸本美緒從世界史與東亞史比較觀點出發，提出有關十六至十八世紀清帝國歷史的修正主義觀點，主張東西方社會並非在十六世紀，而是在十八世紀晚期或十九世紀初期才開始分流。因此在討論晚清臺灣劉銘傳與後藤新平以近代化為目標先後展開的改革事業之歷史時，有必要先從世界史與東亞史比較的角度定位清代臺灣前中期的歷史。

　　林教授認為彭慕蘭等經濟史學者深具洞見地指出，雖然西方於十九世紀領先東方，然而並非如過往學者指出在十六、十七世紀東西方便已出現大分流。十六到十八世紀，東西方經濟發展程度相當類似，晚清落敗於西方是十八世紀晚期以後工業革命的偶然結果。而濮德培、岸本美緒、羅威廉等學者不是以經濟史而是以政經制度史的比較為主題，儘管細部論點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也都主張十六至十八世紀間，支撐東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政經體制有其類似性，並認為十九世紀以來東西方的政治與經濟大分流，乃肇因於東西方歷史的一些偶然性。

　　針對以上觀點，林教授主張若單就東西方經濟水準與運作效率來說，在工業革命之前，東西方的確皆具有類似於亞當斯密式市場經濟的發展，東亞也絕不落後於西方。但是林教授認為，十六至十八世紀市場經濟的發展乃分別以兩邊不同的國家建構以及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為基礎，正是這些制度發展上逐漸累積的差異，而非所謂的偶然性因素，從而導致十九世紀以來的大分流。

　　接著，林教授回顧 1970 年代以來清代臺灣民間社會發展、行政制度史、分類械鬥與抗官民變、熟番地權史等面向的研究成果，說明促成清代臺灣農業商品化的市場經濟發展之政經制度，並指出清代臺灣雖然可以看到具體的國家建構，並奠定了清代臺灣以農業開墾、兩岸貿易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發展，但若與西方同時期之國家建構的官僚體制與統治理性的近代化發展加以比較，可以發現清代臺灣的官僚體制一直維持家產官僚制的型態，並以國家授權民間團體協助統治的原額主義行政與財政文化，來間接統治地方社會。

　　就東西方的國家建構比較而言，林教授認為西歐社會於十六世紀伴隨軍事征戰、民族國家確立及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快速的國家建構發展歷程，乃逐步發展出家產制 (patrimonialism)、家產官僚制 (patrimonial bureaucracy) 的國家，並於十九世紀初確立科層官僚制 (modern bureaucracy) 的國家體制。與此相對，清帝國承繼明朝以家產官僚制為基礎的國家建構，雖然原先比起西方社會要相對成熟，但並未伴隨著帝國征服崛起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進一步轉型為科層官僚制的近代支配體制。若以韋伯 (Max Weber) 的支配類型與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統治理性理論來說，十九世紀初的西方社會科層官僚已經透過各種近代科學知識與調查建立了「近代統治理性」(modern governmentality)，官僚必須具有專業性，並依循法理邏輯來執行職務。相對而言，通過科舉制支撐的清代家產官僚，其各級行政人員專業程度低、正式法規難以有效地規範行政作為，也並未發展出近代行政運作所需的科學知識與調查制度，因此難以建立近代統治理性來支配社會與個人，而發展出倚賴民間團體與地方菁英來間接統治地方社會的傳統統治理性。

　　如果進一步運用 M. Mann 與 C. Tilly 的分析概念來看，清代的家產官僚制雖然擁有專制權力 (despotic power)而無須與地方團體協商便可逕行決定政策，然而由於缺乏基礎行政權力 (infrastructural power) ，因此無法穿透地方社會，也無法壟斷社會武力並清除民間地方團體的武裝，造成清帝國必須與地方菁英分享權力才能達成間接統治 (indirect rule)，難以如同西方近代國家遂行直接統治 (direct rule)。這種依賴民間團體與地方菁英的間接統治模式，雖然可以支持土地拓墾與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但是國家對於地方社會的控制卻日益弱化，族群間亦相互對立，使得社會陷入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秩序困境。

　　演講的後半部分，林教授以晚清臺灣開港、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與清法戰爭等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衝擊為背景，說明沈葆楨與劉銘傳等官員來臺推動洋務自強運動的世界史與東亞史脈絡，並略談上述官員的改革事業，比如增設府縣與建省、海防、練兵、開山撫番、土地清賦等各種政治、軍事與財經改革，以及煤礦、鐵路、輪船、電報、郵政與軍需工業等新式工業建設。其次，林教授談到日治初期因武裝抗日與財政無法自足等殖民統治不力的問題，藉以說明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等人在 1898 年來臺的背景脈絡，討論後藤新平在兒玉總督的支持下如何參照明治維新的經驗，進而在臺灣推動行政與財政改革、各種社會調查、理蕃政策、公共衛生及產業政策等相關事業。

　　林教授指出在討論晚清東亞的近代化時，羅伯特．埃斯基爾森 (Robert Eskildsen) 《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一書值得參考。該書精彩地從日本帝國史的角度解說牡丹社事件的歷史意義，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帝國逐漸取代清帝國成為東亞秩序主導者的過程。不過，若就東亞史中的清帝國與臺灣的近代化脈絡來說，該書相對忽略清帝國的自強運動 (1860-1895)，也未注意清帝國透過自強運動在甲午戰爭前仍然有效維繫並重建其於朝鮮等藩屬國的宗主權，也強化對臺灣的統治等面向。因此，討論東亞的帝國轉型有必要分析自強運動的歷史意義，以及甲午戰前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相互競爭抗衡的歷史。

　　因此林教授回顧晚近學界有關劉銘傳與後藤新平改革事業的研究文獻，雖然先行研究對於了解兩人改革事業提供重要洞見，但這些研究過於著眼於單一時期、人物與事業，缺乏世界史與近代史的關聯與比較視角的觀照，導致比較分析上的重要限制。林教授認為有必要將兩人的改革事業放在更大的比較脈絡來考察，並且可以運用傅柯、韋伯、M. Mann、C. Tilly 所提出的幾組社會史比較概念——傳統統治理性∕近代統治理性、家產官僚制∕科層官僚制、專制權力∕基礎行政權力、間接統治∕直接統治——來分析劉銘傳與後藤新平各項改革事業的歷史關聯與比較意涵。

　　利用這樣的比較研究框架，林教授簡要地評價劉銘傳與後藤新平的改革事業。首先，劉銘傳的改革僅在海防、練兵、交通與產業建設層面利用了西方的技術，但支撐與實際執行改革的行政與財政體制，以及針對建省與清賦等政經體制的改革，仍然是清代傳統國家建構模式的延續，並未改變清代臺灣的家產官僚體制，以及國家間接統治地方社會的傳統統治理性。林教授重新分析過往劉銘傳改革事業相關研究所提到的官紳合作近代化，指出劉銘傳並未能夠建立近代化的行政與財政體制，因此不得不依賴板橋林家、霧峰林家等擁有人力、財力的地方豪強來推動改革，而這樣的官紳合作並未顯現出近代國家建構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近代轉型。

　　至於後藤新平等殖民官僚，運用明治維新的近代化經驗，逐步在臺灣建立以科層官僚體制為基礎的近代統治理性。臺灣總督府不僅擁有獨斷的專制權力能夠遂行統治政策，也能壟斷社會武力並解決武裝抗日與地方軍事化問題。同時，這種統治模式配合近代學科知識加以運作，除可確立殖民地社會的集體人口與個人主體的細密規訓外，並可精確掌控地方社會關於土地與人口的各項資訊，從而達成對殖民地人民的直接統治。林教授並未否定後藤新平的改革是在劉銘傳的改革基礎上展開，但那是一種歷史先後與路徑依賴面向上的延續性，不必然表示前者奠定後者改革的制度性基礎。林教授透過後藤新平與劉銘傳同類改革事業的制度性比較，從改革事業的技術與組織模式，說明了後藤新平的改革不同於劉銘傳改革事業的近代性內涵。

　　最後，林教授簡要介紹目前規劃的書稿章節：前三章分別探討、比較晚清到日治時期，臺灣在行政體制（行政區劃與警察保甲等）、財政體制（關稅與專賣等）、土地與人口治理（族群分化以及土地與戶口調查）等三個面向的變革與近代化發展。四、五兩章討論、比較晚清到日治時期，兩種時期的國家機關如何逐步鎮壓漢人與征服蕃地，藉以壟斷社會武力並有效支配漢番所在的地理與社會空間。結論則回應曹永和院士的臺灣島史觀與杜正勝院士的同心圓史觀。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張館長相當肯定林教授的企圖心與理論深度，並且讚佩林教授高度用功且博學多聞。張館長亦提出幾點建議，首先是確定讀者的定位，倘若設定讀者為世界史、帝國史、國家理論相關研究社群，書寫策略必然不同於臺灣史與東亞史的讀者設定。其次，林教授為了與更多學者進行對話，鋪陳過多其他學者的論點，反而難以凸顯作者本人的具體論點，建議林教授調整寫作策略，試著更直接地提出自己的核心論點。再者，針對演講中提及晚清臺灣的內地化與土著化理論，應該有更適合的對話方式，可以考慮比較臺灣與清帝國的其他邊疆地區，如新疆、滿洲，並探討臺灣土著化的方式與移居東南亞的漢人有何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