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偉教授演講「《彰所知論》藏蒙漢文本與蒙元以降的內亞佛教史觀」紀要

　　本次政大佛教哲學研究中心邀請孔令偉教授主講。孔教授現為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其研究聚焦於歐亞大陸交流史、科技史、滿蒙藏諸語歷史語文學等領域。

　　孔教授本次演講在先行研究及新掘史料的基礎上，新探《彰所知論》(Shes bya rab gsal) 多語文本及其佛教史觀的傳承與變異。《彰所知論》係 1278 年八思巴 (’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 為忽必烈 (1215-1294) 太子真金 (1243-1286) 所寫之教學讀本，原文係以藏文阿毘達磨文體寫成，為一佛教論典，主要目的在於向蒙元統治者闡述佛教世界歷史觀，後被分別譯為漢文及蒙文。漢譯文由元代河西譯僧沙囉巴 (1259-1314) 執筆，因被收入漢文《大藏經》而廣為中原僧人與士子所悉；蒙文譯本則直接影響十五世紀以降內亞世界的佛教史觀與政統論述。孔教授的問題意識在於論典所展現的佛教世界觀、合法性論述與歷史書寫之間的相互作用，並進一步探討佛學義理、思想與史學之間的跨學科互動。

　　首先，孔教授藉由爬梳《彰所知論》的研究史，說明個人的學術關懷與工作旨趣。就近代中國史學史而言，王國維 (1877-1927) 提出可以透過整理蒙元史，解決乾嘉學者所遺留的問題。傅斯年 (1896-1950) 則主張欲求漢學研究之發達，一定程度上須借重「虜學」梳理梵、藏、蒙、滿文等多語種史料之功。陳寅恪 (1890-1969) 進一步對《蒙古源流》和《彰所知論》進行校勘、比對，從而指陳蒙元王統觀念與佛教經典之關聯。與此同時，二十世紀初中國佛學界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亦在相當程度上與史學界相呼應，如呂澂 (1896-1989) 藉由漢藏佛典的比較與批判，提出重構印度佛學史之願景。法尊法師 (1902-1980)、歐陽無畏 (1913-1991) 等學僧則希冀透過佛典的比較研究，打破漢、藏佛教之間的隔閡與成見。

　　無論是在佛教史發展，抑或是佛教文獻比對、校勘的脈絡下，多年來學界對《彰所知論》愈發重視，然而受限於文獻流通以及資訊阻隔等因素，作為先行研究者的陳寅恪和師覺月 (Prabodh Chandra Bagchi, 1898-1956) 在二十世紀初也僅能使用漢文版《大藏經》作為材料。西方學界於二十世紀下半葉亦遭遇類似困難，即使 Constance Hoog 於 1983 年已將《彰所知論》藏文本譯為英文，但 Charles Willemen 於 2004 年將《彰所知論》漢文本譯為英文時，卻仍不知藏文本的存在，顯示直到晚近，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研究者間仍缺乏交流。近年來，藏學研究者如王啟龍、沈衛榮等根據藏文本進行闡釋，重新檢證陳寅恪關於《彰所知論》以及《蒙古源流》印藏蒙同源論的主張；蒙學研究者 Agata Bareja-Starzyńska 和 György Kara 則利用蒙文本對《彰所知論》和《本義必用論》等蒙古文獻之傳承進行梳理，並藉此探討關於蒙古史學史的課題。

　　在先行研究豐富的基礎上，《彰所知論》雖已蔚為研究漢蒙藏佛教交流史的重要文獻，至今日仍有值得繼續深究之處。孔教授以 1990 年出版的《佛光大辭典》為例，從詞條撰寫者認為《彰所知論》的藏文與蒙文版現皆已不存的認知來看，反映出學界對該文本的認識仍有其限制，也顯示藏文、漢文文本的勘同仍有待與蒙文本進行更深入的比較。此外，關於《彰所知論》和《蒙古源流》的傳承爭論源自陳寅恪的研究成果。陳氏認為《彰所知論》「於佛教之教義固無所發明，然與蒙古民族以歷史之新觀念及方法，其影響至深且久」。孔教授認為陳寅恪當時限於客觀條件無法比對藏文、蒙文文本，而佛教義理亦非其所重，因此無論就多語文獻學或佛教思想史的角度言之，《彰所知論》仍有相當值得探討的空間。至於藏傳佛教世界觀與內亞世界的互動，孔教授指出八思巴並非單純照抄藏文文獻，而是根據佛教論典對蒙古王統淵源有所闡發，從而促成後世蒙藏史家逐漸構築出一套內亞歷史書寫，即所謂印藏蒙王統同源論。

　　在史料運用上，孔教授以《薩迦五祖全集》作為現存藏文本依據，而漢文本追溯至《磧砂藏》，至於蒙文本則是比對黑水城文書以及清果親王允禮 (1697-1738) 舊藏的回鶻體蒙文抄本。透過比較語文學的方法對勘《彰所知論》各版本，從歷史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視野進一步闡釋該文本的歷史意義。

　　接著，孔教授梳理《彰所知論》的成書脈絡。八思巴本名羅卓堅贊，於 1251 年繼承薩迦班智達 (1182-1251) 衣缽，後世尊為薩迦派五祖。1253 年八思巴在六盤山與忽必烈會面，於 1260 年獲封國師，領總制院，創八思巴字，身後封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元廷下令各地郡縣建廟通祀。《彰所知論》作為八思巴集大成的佛教思想論述，然而其成書年代卻有所出入。比對各語言版本，蒙、藏文本皆記載成書時間為土虎年（即戊寅年，1278），但漢文本則記稱為壬寅年 (1242)。《彰所知論》係由真金皇太子求法而著，但壬寅年時八思巴僅七歲，真金才一歲，不符常理。孔教授認為此乃刊刻譯文時的錯誤，同時也體現多語種佛經比勘的重要性。

　　1278 年藏文本完成後，於十三世紀末被分別翻譯成漢、蒙文時，已流傳兩種以上的藏文版本。因為不同藏文底本的存在，致使後世流傳的蒙、漢文譯本間有細微差異。蒙文本以八思巴字流通於蒙元帝國，而漢文本則由八思巴弟子沙囉巴翻譯，因其與王惲 (1227-1304)、劉敏中 (1243-1318)、程鉅夫 (1249-1318) 等人過從甚密，孔教授推斷漢文本對漢地士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管主八在主持補刻《磧砂藏》的過程中，於1306年將《彰所知論》補入，後世的漢文《大藏經》亦有收錄。至於藏文《丹珠爾》，原則上僅收印度梵文論典譯本，藏地大德釋論則收入各自文集。

　　後續，孔教授更進一步強調《彰所知論》的經典化過程。虞集 (1272-1348) 的〈佛祖歷代通載序〉提及《彰所知論》是蒙元統治者建構世界觀的重要依據。

　　《彰所知論》所論分為五品，分別為器世界、情世界、道法、果法和無為法。八思巴在論著中相對持平，但受薩迦班智達影響，雖宗中觀論，卻也不排斥唯識論，因此部分內容也引用唯識學基礎，如《阿毘達磨俱舍論》等。歷史學界多關注於情世界對六道輪迴、轉輪聖王和印藏蒙王統的論述，較少談及其餘四品。孔教授認為其他四品的討論不可偏廢，如此才能從徵引的內容探究與其他論典之間的傳承關係，進而理解《彰所知論》的內容如何受人詮釋，以及如何影響後世蒙古、滿洲的史學史觀。

　　《彰所知論》最重要的論點莫過於強調佛教法統與蒙元政統的聯結，並且為證成統緒的正當性提供了所需的歷史知識。內文提到成吉思汗猶如轉輪王，而且該書按照印度、西藏、蒙古此一順序排列王種。雖然《彰所知論》並未將三地王種詮釋為血緣關係，然而其書寫方式卻成為後世宣稱印藏蒙同源的楔子。以此，八思巴對蒙元佛教史觀的形塑影響甚深。無論是說明吐蕃往事，抑或至元年間佛道辨偽，八思巴皆徵引佛教經典中的歷史記載，作為合法性論述的依據。

　　十六世紀後期，藏傳佛教於蒙古再度弘傳，《彰所知論》的印藏蒙王統論廣興。孔教授認為王統論的廣傳影響了後世《本義必用論》和《十善法白史》講述的政教二道觀念，以及十七世紀的《蒙古黃金史》、《大黃冊》、《蒙古源流》等蒙古史學著作。而後十八、十九世紀由蒙古僧侶撰寫藏文版本的《如意寶樹史》、《蒙古佛教史》，又重新將印藏蒙同源論的觀點傳回西藏佛教世界觀中。

　　在內容的傳承上，尤其是關於器世界、情世界的論述，《本義必用論》大量徵引《彰所知論》的內容，間接影響了《蒙古源流》。孔教授以七隣虛的佛教名相為例，說明八思巴在《彰所知論》中對佛教世界觀的詮釋，復經沙囉巴翻譯時再次獲得新詮釋，從而影響後世。此外，「劫」此一概念的意涵也有所轉變，從《俱舍論》的壞、成、中、大四劫，至八思巴增為中、成、住、壞、空、大六劫，其後或許是透過《本義必用論》，間接形成《蒙古源流》中的成、住、中、壞、空、大六劫之說。

　　《彰所知論》是否建構了印藏蒙王統同源論？歷來學者如陳寅恪、蘇魯格和沈衛榮，皆針對此一議題有所著墨。陳寅恪曾將《彰所知論》按照印、藏、蒙的王種排序內容，對比《唐書》加以考訂，遂奠定了譜系的基礎。而孔教授藉由比對《薩迦世系史》等藏文文獻後，進一步說明羅列吐蕃三王的目的，並非單純僅為了向忽必烈陳述藏地歷史，而是結合祖孫三王與佛教菩薩化身的關係，建構佛教王統合法性的論述。沈衛榮則認為，《彰所知論》雖無逕稱印藏蒙血統同源，但有意建構出佛法與王統的傳承系譜。孔教授延續佛法傳承系譜的討論，認為其歷史意義在於十六世紀後期，格魯派依託於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前緣，以此建立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 (1543-1588) 和俺答汗 (1508-1582) 之間緊密的關係，並在此一基礎上開展政教二道觀念在蒙古的宣揚。而《彰所知論》經由《本義必用論》的再詮釋，影響了十七世紀以降的蒙古史學家。

　　最後，孔教授分析佛教文類的「論」在蒙古、滿洲文化脈絡中的意義分化與轉變。他指出滿蒙文化解讀「論」是在原有的「續藏」認知上，又新增「史傳」（蒙文：šastir；滿文：ulabun）的意涵。其原因正來自《彰所知論》的王統觀，在徵引佛教論典時傾向於強調歷史而非義理，用以論證印、藏、蒙、滿政權一脈相承的普世合法性。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林佩瑩教授指出，東亞僧侶在撰寫史書時，其敘事經常帶有民族神話的色彩。相比之下，藏蒙僧侶未在論典中書寫民族起源而因此好奇這樣的差異應該如何解釋。孔教授說明《彰所知論》之所以沒有神話論述，是基於其為以阿毘達磨文體寫成的著作，多闡釋佛教義理，未將蒙古文化納入。而《本義必用論》之後的著作始納入蒙古傳說，這也可說明論典的歷史化傾向。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陳乃華教授則提問，對於征服王朝時期佛教世界觀的建構，除了宗教領袖、知識份子的貢獻外，在滿蒙中間地帶的部族，如衛拉特蒙古等，乃扮演何種角色？孔教授以土爾扈特蒙古為案例，說明衛拉特大庫倫在土爾扈特人和西藏政府間扮演中介的角色，促成土爾扈特數度繞道北京前往西藏的朝聖之旅。而在十八世紀土爾扈特東歸，納入清帝國邊疆秩序後，衛拉特蒙古被編入駐防八旗，勢力逐漸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