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弘岳教授演講「江戶後期的臺灣歷史書寫：《臺灣鄭氏紀事》的編纂與其效應」紀要

　　中研院史語所 2022 年第十次講論會的主講人為藍弘岳教授，其研究關懷主要為江戶時代的日本思想史。本次演講以江戶時代水戶藩所編纂之史籍《臺灣鄭氏紀事》為軸心，藉由探討該書如何成形、日本讀者如何利用、詮釋，進而回應東亞思想交流史中資訊如何傳播，並在異地透過該地語言、文化進行再創造的問題。

　　《臺灣鄭氏紀事》係由水戶藩主德川齊脩 (1797-1829) 命人修纂而成。德川齊脩雅好文藝，且據說收藏著鄭成功的真跡筆墨。或許出於此一緣由，德川齊脩命儒者山口長孺 (1772-1835) 編纂講述臺灣歷史的書籍，遂成《臺灣割據志》一書，即《臺灣鄭氏紀事》的底稿。《臺灣割據志》呈現當時日本人理解臺灣早期歷史的特殊視角，此一特殊性可藉由該書關於牛皮換地一說之敘事方式加以說明。牛皮換地在《臺灣割據志》中，指的是荷蘭人向當時在臺灣土地上活動的日本人換地，此一說法在康熙時的中國相當盛行。直至乾隆朝後，在中國流傳的牛皮換地故事才出現內容上的變動，依據新版本，荷蘭人乃向臺灣的原住民換地。《臺灣割據志》引用康熙時的說法，加上在敘事中又有「芝龍去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的描述，從而開啟了日後日本人關於「日本舊領臺灣」的想像。此外，在文字使用上，《臺灣割據志》所引用的原文若以「倭」、「倭寇」等字眼指涉日本人，則往往將這些詞彙以「日本」代換。再者，該書使用的語法並不完全按照中文文法，如「芝龍去臺灣後」一句，若按現代中文文法，可以理解為「鄭芝龍去了臺灣以後」，然而若以日語訓讀方法閱讀，則會理解為「鄭芝龍離開臺灣後」。

　　在編纂《臺灣割據志》和《臺灣鄭氏紀事》時，山口長孺除了引用明人、清人的著作外，也引用日本人所書寫、纂輯的資料。這些日本史料成為該書的創新之處，例如關於鄭母身世，《臺灣鄭氏紀事》即根據《田川七左衛門訴狀》等新史料，提出鄭母為田川氏之說。此外，山口長孺根據《長崎夜話草》而對田川氏之死有了新的描寫，添加了田川氏「登城樓投河水自殺」，及清兵「婦女尚爾，倭人之勇可知也」的讚語。其次，透過引用《田川七左衛門訴狀》，《臺灣鄭氏紀事》亦敘述了鄭成功之弟鄭道順（即田川七左衛門），在母親死後意圖赴明報仇卻未能如願的事蹟。上述紀載皆為中國始料所無，展現《臺灣鄭氏紀事》一書的原創性。

　　《臺灣鄭氏紀事》對日後日本的臺史著述影響甚鉅，如江戶後期由齋藤拙堂 (1815-1852) 所著的《海外異傳》，即大量引用《臺灣鄭氏紀事》，並將鄭成功占據臺灣視為「皇國之餘烈」。《海外異傳》的特色為採用《賜姓始末》的敘述描寫鄭母自殺事跡，認為田川氏乃因遭汙自殺，且遺體由鄭成功剖腹、洗滌內臟後安葬。這些事蹟卻被小林道隆的《海外異傳匡謬》等相關著作抨擊為無稽之談，原因在於此時日本關於鄭成功的論述愈發重視其藉由母親身世而與日本建立起的緊密聯繫，透過因此田川氏道德貞節的形象就愈發不可侵犯。所以《臺灣鄭氏紀事》中田川氏在遭汙之前即自殺的敘事方式，對小林道隆等人而言，更能符合完美的道德形象，進而確保鄭成功作為日本英雄的資格。

　　至明治時代，尤其是 1895 年前後，「臺灣舊領論」甚囂塵上。秋鹿見橘 (1869-1954)、丸山正彥 (1859-1914) 等人都先後提出日本曾占據臺灣全境的說法。內藤恥叟 (1827-1903) 亦在一次講演及隨後整理而成的短文〈臺灣舊領考〉中，認為臺灣是日本故土，只是明人喜好誇張，恣意將日本視為屬國，才對此一事實隻字不提，而《臺灣鄭氏紀事》即為內藤恥叟主張的重要依據。除此之外，魏源所著的《聖武記》也有「海賊林道乾竄據臺灣，為琉球人所逐；天啟中，日本倭逐琉球而倨之」等語，由於《聖武記》在明治時代的日本頗為流行，該書也成為「臺灣舊領論」的重要依據。關口隆正 (1856-1926) 為教育臺灣人而編寫的《臺灣歷史歌》也採納上述說法，但有趣的是，他也想像臺灣為日本神代以來的舊土，只是先王以「不治之政治」統治臺灣罷了。但是「臺灣舊領論」的思想風潮似乎並未持久，二十世紀以後該說在日本漸趨沉寂。

　　在明治文人中，宮崎來城 (1871-1933) 所著的《鄭成功》是影響後來鄭成功歷史敘事的重要著作，而該書亦大量引用《臺灣鄭氏紀事》中諸如牛皮換地、田川七左衛門的事蹟等。此外，宮崎來城捨棄《臺灣鄭氏紀事》所使用的漢文而改以明治時期的日文，並且將該書內容與西洋的史料和歷史敘事加以比較，肯定西文資料對鄭成功研究的重大貢獻。但他也指出，西人資料忽略某些鄭成功的重要面向，例如漢文材料通常十分強調鄭成功的忠烈性格，但此一人格特質在西洋視角的敘事中則略而不提。

　　《臺灣鄭氏紀事》及上述相關文本的敘述，應於清末民初時期從日本流入中國，影響當時中國文人的民族主義敘事。當時中國的文人圈開始流行建構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即為其中一例。例如陳匪石 (1884-1959)〈愛國英雄鄭成功〉、柳亞子 (1887-1958)〈鄭成功傳〉以及劉師培 (1884-1919)〈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等。這些敘事大量引用日本關於鄭成功事蹟與臺灣歷史的著述，《臺灣鄭氏紀事》的內容也隨之影響鄭成功形象的建構。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日本文本原本傾向將鄭家史事塑造為日本海外英雄事蹟，但在中國文人的筆下，相同的事蹟卻轉化為替中國民族主義服務的歷史敘事，田川七左衛門的復仇計畫被詮釋成「歸國復仇」，田川氏的自殺動機也被理解成為了不愧對中國。而鄭成功的形象也不再是忠於明室的忠臣，而是忠於中國民族的民族英雄，柳亞子甚至將之視為中國民族帝國主義的可能先驅。劉師培則因自身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遂將鄭成功視作「廢君」、「廢家」的家族革命者。

　　藍教授最後總結，在東亞知識史和思想史中，中國與日本的文本互相傳播。但在傳播的過程中，由於江戶日本與大清帝國的天下秩序並不相同，且日文與中文畢竟不同，日本讀者往往用訓讀來書寫、閱讀漢文，導致中國傳往日本的文本經常受到日本學者改寫，而日本學者創作的新漢文本也會日本化。當日本的文本再度傳回至清末中國，中國的文人也會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下重新解讀這些文本，進而產生對文本的再詮釋。由此可見，在東亞間流傳的文本因社會、政治脈絡和語言歧異性而產生出曲折的過程與複雜性，這些複雜性值得進一步探究。

　　在演講後的討論時，李貞德教授提出三個問題。首先，在「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所以鄭成功也是日本英雄」的邏輯背後，是否有日本獨特的社會脈絡支撐，導致日本人是如此理解鄭成功的族裔，又或者並無這類社會脈絡，上述論述僅反映時人為了想像可以有所憑恃而需要的連結？再者，要如何在日本史的時代脈絡下理解藍教授所提出每一個鄭成功的記述，譬如「臺灣舊領論」或許就是為服務甫開始殖民臺灣的日本帝國而產生的論述。最後，李教授質疑「去臺灣」一詞在藍教授的論述中是否成立？因為「去」在漢文本就有離開之意，就此而言，與日語其實並無不同。

　　藍教授回應，「去」在中文本來就有離開之意，但是相較於日語，中文語境中卻更常理解為離開的反義，這種差異顯示日語和漢語兩種語言在此的語感不同。而關於社會脈絡的問題，藍教授認為當時並沒有特殊的社會脈絡可以直接支撐這樣的連結，但是相較於中國重視父系血緣，日本比較沒有這麼重視血緣關係，或許因為這個緣故，「母親是日本人，所以鄭成功是日本人」這樣的連結模式在日本更易於建立。最後，藍教授認為臺灣舊領論的出現與消失和日本當時對臺灣知識的多寡較有關係。領臺之初的日本對台灣的認識仍相當淺薄，因此臺灣舊領論的論述易於建立，但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隨著對臺灣的理解相對豐富，此一論述也就隨時間消亡。

　　李教授認為知識多寡與虛構論述的建立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藍教授亦同意此一觀點，同時指出鄭母是日本人，所以鄭成功是日本英雄的論述就相對地屹立不搖。只是臺灣舊領論的基礎太過薄弱，因此更容易隨著相對深入的理解而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