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仁教授演講「唐人與唐人研究：以 Selden Map 為例」紀要

　　陳宗仁教授長期研究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史，並關注圖像與地圖史料的整理與分析，本次演講的主題「唐人與Selden Map」為陳教授近年研究的重心，延續其長期以來對東亞海域中流動人群的關注，並結合對於古地圖的研究，以「唐人」概念為主軸，梳理此一概念之緣起及建構的過程。主持人鄭維中教授指出，作為一個專業的學者，在進行一段研究後反思自己的學術貢獻並提出一個比較宏觀的概念，是學者生涯自我評估的一個要點，而陳教授本次演講所述便是一個重要概念的提出。

　　演講伊始，陳教授便展示 Selden Map 原尺寸複製品，娓娓道來他與 Selden Map 的相遇及十年來對這幅地圖的研究歷程。以即將出版的專書《Selden Map 與東西洋唐人：地理知識與世界景象的探索 (1500-1620)》為契機，陳教授反思自身的學術生涯，如何逐漸確立「唐人」作為一個研究概念的主體，以及從事「唐人研究」的想法與經過。

　　演講的第一部分先以「何謂唐人？」為題，講述此一概念從發想至成熟的學術歷程。對於陳教授而言，「唐人」是一個發現的過程。1990 年代就讀碩士班時期，陳教授以漢人拓墾史的視角考察閩粵移民在新莊平原的拓墾活動，在碩士論文改寫出版的專書《從草地到街市：十八世紀新莊街的研究》中，使用「漢人」一語來稱呼這些移民。攻讀博士期間，因為研究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活動，在翻譯西班牙文獻中 Chino 一詞時，對應的用語是「中國人」、「華人」，到了 2000年代在臺大任教時，在相關論文中都是「漢人」與「Chino/中國人」兩個系統混用，這種現象其實是受到當時臺灣學術與文化環境的影響，亦即外文中的China/Chino對應的是「中國人」，從中國沿海移徙來台的人是「漢人」、移民到東南亞的是「華人」。

　　2009 年陳教授至中研院任職時，開始懷疑上述的用語習慣，並提出「Chino /唐人」的想法。此一疑問源自於陳教授撰寫博士論文時，發現東南亞學界將「陳」的羅馬字譯寫為「Tan」所受到的衝擊，因為在自身的教育過程中，已認知自己姓氏的羅馬拼音是「Chen」。此一衝擊促使陳教授反思同樣是使用閩南語的福建移民後裔，為何在認同上會有「Tan/華人」、「「Chen/漢人」的不同，而進一步懷疑過去使用「漢人」、「中國人」或者「華人」等框架，去理解早期東亞海域生活的福建移民群體是有問題的。

　　2010 年陳教授進行北臺灣 Basay 人的研究時，重新面臨如何翻譯西班牙文獻中「Chino」的問題，西班牙人在北臺灣會接觸到 Basay 與 Chino 這兩群人，當陳教授思考何種自稱才是他們的主體認同時，不再用凱達格蘭族一語描述 Basay 人，也放棄以往使用的「中國人」、「華人」來翻譯「Chino」，而是改稱「唐人」，不過，陳教授當時仍以「漢人」指涉那些十八世紀的福建移民。2015 年至檳城考察時，在街頭發現一塊招牌，上面寫著「唐人厝」與「China House」，以及廟宇牌位有「唐番地主神」，並於田野口訪時聽聞當地祠堂管理人以閩南語自稱「Tn̂g-lâng (唐人)」等經驗，又喚起陳教授對於「唐人」用語的思考，讓他意識到唐人不僅是一種存在於文獻上的書面語，且至今仍是東南亞某些所謂「華人」的自稱。

　　接著，陳教授以「唐人研究」為題，說明這項研究的開展與一些基本定義。2016 年陳教授嘗試為「唐人」確立定義：「唐人」乃是在「中國人」、「華僑」、「華人」等用語流行以前，東亞海域各地對於中國大陸出洋之人的稱呼，不論這些人的籍貫或語言為何。例如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在東亞海域一帶均稱這些來自 China 的人為 Chinese（西班牙人稱 Chino）。在彙整文獻中關於「唐」與「唐人」的用語時，陳教授認為，身處海外異域需要一種區別自我與他者的語詞，促使「唐人」從他稱轉變為自我認同的用語，而這個唐人的概念持續且穩定地出現在近一千年的東亞海域。至於外文文獻中出現的「Sangley（生理，西班牙人的用語）」、「Minh Hương（明鄉人，大越的用語）」、「Perankan（馬來人的用語）」等，則是其他族群對於唐人的稱呼。

　　陳教授將「唐人研究」放回研究史的脈絡，解釋其與華僑史、海外華人研究、華僑華人研究之間的差異。此發想源自文化人類學「客位觀點 (etic)」與「主位觀點 (emic)」。etic 意指人類學者對部落的外部觀察紀錄；emic 則是在地人的想法，如何認知、分類、想像和解釋世界的在地知識。陳教授所提出的「唐人研究」，即是希望進行一種由「唐人」主位角度出發的研究，在這樣的角度下，諸如西班牙文獻 Boxer Codex、巴達維亞的公堂案簿與帳冊、航船使用針路簿、海域各地留存的碑刻等由唐人留存下來的文本，皆是重要的資料，另外，戲曲、語言、與民俗信仰面向的研究，亦是重要的取徑。近年來，陳教授與清華大學李毓中教授合作編印「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出版十七世紀馬尼拉唐人的辭典、帳冊、宗教書籍等史料。

　　最後，陳教授以 Selden Map 與唐人之間的關聯性做總結。在過去的研究歷程中，兩個重要的研究主軸——「地圖史料」和「唐人」，最終聚集於這幅地圖的研究。Selden Map 雖然近十年來廣受學界關注，但是關於繪製年代、繪製者、繪製地點、繪製手法等討論皆未定論，仍有許多論述空間。陳教授認為 Selden Map 是一幅「拼合」出來的地圖，亦即地圖的圖資涵蓋數個不同的知識來源。在即將出版的專書裡，透過各個局部圖幅內容的剖析，整理 Selden Map 三種主要知識來源：大明福建的日用類書、歐洲人的地圖資料，以及唐人船商與水手的地理知識。此外，藉由分析繪製者對於海域知識的認知特點、圖中地名的閩南語讀音等面向，推論此圖的繪製者與十七世紀生活於馬尼拉的唐人有高度的關聯。

　　總結而言，Selden Map 所展現的是「唐人」的地理觀與世界觀。從東亞海域史的角度來看，此圖呈現的是唐人群體的活動範圍，並沒有太多其他活動者的訊息，是屬於唐人視野下的東亞海域認知。 Selden Map 的存在，意味著唐人群體在十六、十七世紀這個知識交換整合的年代中並未缺席。然而，Selden Map 收藏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並被遺忘了數百年，或許因為它是英國（歐洲）文化的他者，唯有回到海域唐人的文化脈絡，Selden Map 才能被閱讀。

　　演講結束之後，與談人康培德教授提及過去自身也曾經對「漢人」、「華人」、「中國人」等用語面臨類似的困惑。1999 年出版《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書中處理荷屬時期部分時，首次將當時國內學界慣用的在臺「漢人」改成「華人」一詞，其後在討論東南亞史時亦使用「華人」，取其離開中國、出洋的概念。康教授認為陳教授不只打破戰後長期以來，以東亞大陸北方系漢人南下擴張史所延伸而來的漢人開發史視角（如以何偉恩 (Herold. J. Wiens) 1954 年出版 Han Chinese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一書為代表），也重新反省今日我們刻意避談政治中國，但想像文化中國的大中華概念下諸如「華語」、「華文」、「華人」等用詞，進而提出主位觀點自稱的「唐人」概念，可謂一項值得學界參考的創舉。

　　康教授亦從學術史的角度，提出幾個可以繼續開展的方向。首先，針對「唐人」的概念，可以進一步思考如何與「唐」的概念連結，如「唐人」概念的緣起，可思考 Marc S. Abramson 在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書中討論唐代中國對「華」、「夏」、「秦」、「唐人」等的用法，以及唐代之後「唐人」一詞的變化。至於十七到十九世紀間自稱唐人者，當面臨「諸番」時用於文化認同辨識的知識內涵，我們可在萊登大學收藏的十九世紀荷印唐人私塾教育內容文本中略窺一二，該資料是以漳州語為主。康教授進一步以研究中國西南土司制度 Jennifer Took 的 A Native Chieftaincy in Southwest China: Franchising a Tai Chieftaincy under the Tusi System of Late Imperial China 為例，提及清代壯族精英如何藉由建立漢式族譜、習漢字、寫「唐詩」，一般族人則藉由掃墓、慶端午等節慶方式，甚至將祖源與宋代狄青的南征建立交集，建立身分認同，此與閩人建立「唐人」身分認同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是創始的歷史時代稍有不同。此類具有批判思維的學術研究議題，如雷國俊 (James Leibold) 等編著的 Critical Han Studies: The History,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of China's Majority 已有所觸及，值得臺灣史學界思考。再者，針對 Selden Map 繪製的「唐人」圖像，康教授提及，據藝術史學者 Thijs Weststeijn 等 “A new identity for Rubens’s ‘Korean man’: Portrait of the Chinese merchant Yppong” 一文考證，「Yppong」乃是一位史料確載其事，並留有肖像畫與筆跡的「唐人」，其曾在北大年行商、後隨荷蘭人回國造訪，這位「唐人」的事跡首由陳國棟教授於中研院史語所專題演講時介紹給國內學界。此外，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駐臺灣的尤紐斯牧師，曾委託「唐人」畫師繪製一幅 1643 年對蕭壟社族人佈道成就的彩繪圖，圖繪本身顯現著「唐人」工匠技師具有歐洲元素的知識與技術，亦促使我們思考「出洋唐人」如何表現出異於傳統「華夏」文化的特質。最後，康教授認為陳教授關於唐人的討論，可以破除傳統國家疆界的史觀 (post-national history)，放置在「重新定義福建 (Hokkien) 閩人的歷史與地理」的角度來理解，即將十六世紀末以來福建、臺灣、東南亞等閩人活躍之處定位為平行位階，而不是僅以「出洋」的單一觀點看待「唐人」的歷史，可讓我們對「唐人」或臺灣海洋史的理解提出不同的新視野。

　　之後，臺史所陳偉智教授首先針對為什麼會出現 Selden Map 這樣的一幅圖提出疑問，詢問此幅地圖的受眾若是給在書房的臥遊者，那這些知識的需求者又是何人。對此，陳教授回應由於現存史料沒有相關記載，很難給予一個準確的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幅地圖不是畫給自己人（唐人）觀賞，就像是我們不會去蒐集一份臺北捷運地圖，但可能會蒐集一份東京或者是巴塞隆納的地圖一樣，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這幅地圖最終流落至英國。陳教授進而猜測可能是通過歐洲人的委託，唐人才繪製此地圖。而 Selden Map 與《順風相送》、《指南正法》這兩本針路簿出現在牛津大學，可能涉及十七世紀英國對於東方知識的追求。

　　李佩蓁教授則針對「唐人」概念的延續性進行提問，李教授以一份十九世紀臺南長老教會文獻提及「郡城唐人捐銀」的記載為例，詢問十九世紀史料中的唐人，是指臺灣的本地人，或者是外地人？陳教授認為十九世紀晚期，臺灣社會裡的「唐人」用語可能是自稱，也可能用來指稱剛從中國來的人，這個問題需要仔細地閱讀資料後才可以判定。因為唐人的認同在十九世紀出現很大的轉變，隨著條約的簽訂、殖民地的劃分，也開始使用「華人」、「華商」、「華工」等辭彙，使得東南亞各地唐人社會出現「中國化」的現象，產生「中華」的認同。而臺灣社會的「漢民族」認同，也與東南亞唐人社會有著相似的歷程，是屬於近代的變化。

　　延續上述對於十九世紀認同轉變的討論，陳教授最終補充說明「唐人」概念的提出，並不是說過去的臺灣史研究或者是漢人的說法有任何問題，而是「唐人研究」可以是臺灣史研究的一個新領域。我們的祖先離開福建時，並沒有想到來臺灣會變成「漢人」、到了東南亞變為「華人」，就其實質都是「唐人」。如同與談人康教授所補充，「唐人」的領域與複雜性其實遠超乎現有的理解與想像，尚有許多值得開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