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 教授

　　魏丕信教授 (Pierre-Étienne Will) 為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退休教授。曾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副教授、教授等職，並於 1991 年至 2014 年間擔任法蘭西學院「近代中國史」講席 (Chaire d’histoire de la Chine moderne) 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為明清中國社會史、官僚制度研究等主題，代表專書著作有 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XVIII siècle（《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1980，英文版於 1990 年出版、韓文版於 1995 年出版，中文版於 2002 出版）、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與 R. Bin Wong 合編，1991）、Nombres, astres, plantes et viscères : sept essais s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en Asie orientale（《數字、天體、植物與內臟：七篇關於東亞科學與技術史的文章》，與 Isabelle Ang 合編，1994）、《溝洫軼聞雜錄》（與白爾恒、Christian Lamouroux 合編，2003）、La Chine et la démocratie : Tradition, droit et institutions（《中國與民主：傳統、法律與制度》，與 Mireille Delmas-Marty 合編，2007，英文版於 2011 年出版）、Official Handbooks and Anthologies of Imperial China: A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Bibliography (2020)。

與中國史的緣分

　　魏教授 2020 年出版 Official Handbooks and Anthologies of Imperial China: A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Bibliography，本書搜羅了大量中國官箴書、律例註解等著作，魏教授與其合作者不僅分門別類地進行註解，魏教授更針對這些文獻撰寫了批判性的介紹。這本巨著的出版總結了魏教授學術生涯中不同階段的關懷，以及他長期進行中國官僚體系研究後的思考。是怎樣的經歷與歷程讓魏教授接觸到中國歷史？又是何種機緣讓魏教授投身官僚系統的研究呢？

　　魏教授早年在法國高等師範學院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攻讀文學與古典學，至於為何會踏入中國歷史的研究？他坦言並不知道為什麼。當時魏教授並沒有一個明確的願景和研究意識，對中國也缺乏具體印象。如果真要舉出一個原因的話，可能是想做一些當時很少人做的事情吧！畢竟，在1960 年代法國的大學環境裡，中文乃至於關於中國歷史的課程都相當稀少。因此，魏教授從歷史語言學開始他對中文、中國歷史的學習，最早接觸到的課程是 由Nicole Vandier-Nicolas 所開設的課程，並在她的課堂上學習到戰前法國漢學的學術成果。在傳統中國文獻與史學問題方面，魏教授是在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的課程中，學習到對傳統史料的理解與分析視野。至於在中國現代史方面，則是隨後在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 與畢仰高 (Lucien Bianco) 的課程中開始觸及。不過，真正著手從事研究的契機，則是在高等實踐研究院第六部門（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即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之前身）擔任研究助理一職後才開始。當時該部門另一位研究同事賈永吉 (Michel Cartier) 邀請魏教授一起進行中國人口史的研究，而正是這個研究主題，將他日後諸多的研究主題與作品一一串起。

　　雖然魏教授之所以踏入中國史研究純粹出於偶然，但自當時就有個問題始終縈繞在心：「身為一個非中國人，能在漢學領域貢獻什麼？」在各國國別史的研究中，幾乎都有著程度不一的民族主義式的排外情緒，意即既然無法嫻熟一國之語言與文化，何以能做出好的歷史研究？魏教授提到即便是傅斯年，他雖然很推崇西方學問的工具和概念，但傅斯年的目標在於將這些工具學好之後，於中國史的研究領域中打敗西方學者。然而是否非華人學者便無法做出好的中國研究？這種情況亦並非中國研究獨有，例如在美國史領域，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如果不是美國人就不可能作出嚴謹的美國史研究。因此，魏教授認為漢學研究應是全球性 (cosmopolitain) 的學術領域，建立在跨國交換、合作的基礎上共同進行。這一點也充分反映在魏教授的國際合作經驗上。

國際合作視野下的法國漢學

　　魏教授曾到日本、美國等地大學訪學，尤其曾在日本待過兩年，他也自述在日本的兩年，是在治學方法、探討問題等層面上影響他最深的歲月。那麼，在魏教授的印象裡，日本、美國的漢學風格，跟他所接受到的法國漢學有何不同呢？日本漢學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日本歷史學家們對史料、文獻細節的專注與深入程度。在他訪學日本期間，時常參加密集舉行、一連兩到三個整天的專題課，課堂上沒太多別的活動，就是專注細讀一、兩份文本，對史料細節的執著，令他印象深刻。除了歷史學家們的研究方式外，日本大學館藏的中國史文獻也讓他折服，且館藏之廣博、資源利用之便捷，皆讓他印象深刻。然而，在當前漢學界主流語言為英文、中文的情況下，日本漢學家們的研究與日本的文獻資源或許因此較不為國際學界所知，是較為可惜之處。

　　至於美國漢學界，則又是另外一番景況。美國漢學雖然相當多樣化，但許多學術資源與人才的建置直到戰後才慢慢成形，因此比較沒有如歐洲、日本漢學於戰前所累積成果的規模。但隨著大筆金錢、資源的投入，美國漢學很快便超前發展。相較於魏教授求學時期的 1960 至 1970 年代，日本、美國的漢學無論在教學或資源運用上都更具系統性，當時法國漢學教學所依循的，都是由幾個主要人物在課堂上講授各自研究專長的模式。當然後續隨著時間發展，現在法國的漢學講授也越來越系統化。而美國漢學讓魏教授甚感驚訝的另一特點，則是對理論的執迷。在美國的課堂或會議上，講者經常以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傅科 (Michel Foucault) 的理論作為開場。甚至，一篇沒有理論反思的論述，對美國學界來說似乎都不算是好作品，此種差異也連帶地體現在期刊論文或是學術專著的呈現方式上。魏教授曾於 1992 至 2016 年間擔任歐洲漢學刊物《通報》(T'oung Pao) 等刊物的編輯，而須處理來自國際學界的投稿，他因此注意到比起歐洲、日本漢學更著重於從文本細節建立論證的方式，美國（當中也包含大量留學美國的中國、臺灣學生）學界的文章寫作方式明顯偏好運用理論概念。與之相較，魏教授還是希望法國漢學能保有歷史語言學的視野，持續專注在文獻的字句與細節上。

投身官僚、法律與地方志的研究

　　魏教授的研究以中國官僚體系見長，而這一切的起點源於其探討十八世紀中國荒政的博士論文。時任研究助理的魏教授，與賈永吉合作探討中國人口史的研究，讓他開始對中國諸如饑荒、瘟疫等各種自然災害現象產生興趣，也注意到在地方志中關於饑荒以及如何因應的各種紀錄，讓他開啟了對於相關問題的探究。此外，由於地方志的文類特性，使得魏教授可以更加著墨於縣級的地方政府運作，其中以自《周禮》以來便被認為是官員主要行政工作之一——賑荒，作為主要考察重點。在他撰寫博士論文的 1960 至 1970 年代，不僅沒有網路資料庫，連地方志的各種翻印本都為數不多，更遑論開放使用的檔案。因此，他主要運用的材料是收藏於巴黎的地方志，以及日本東洋文庫中的史料。這兩個地方幾乎是當時所能觸及的文獻中，收藏量最廣博的中心。魏教授博士論文中的荒政研究在其他領域引起了不少迴響，除了在中國史學界引起對中國官僚行政能力的重新討論外，也有其他從經濟學角度來理解饑荒成因、如何因應等議題，都在各別的著作中論及魏教授這本專著，例如早期研究如何處理印度饑荒問題的 Amartya Sen，與 Mike Davis 談論第三世界國家饑荒問題的歷史作品中，都可見到魏教授的研究理論。隨著之後檔案陸續開放，魏教授也相當樂見有更多研究者運用其他檔案來研究荒政的各種面向。魏教授特別提及由中國人民大學夏明方教授主編的《中國荒政書集成》(2011)，代表了新一階段荒政文書的蒐羅成果。

　　由於在博士論文中大量使用地方志，使魏教授成為法國漢學界中相當早引介、使用地方志此一文類的學者之一。魏教授指出地方志是中國史上相當特殊的一種文類，從宋代開始發展，盛於明清。其一開始的發展與某種地方性的民族主義有關，對地方的驕傲、自豪感衍生出地方志的寫作。以歐洲來說，巴黎是地方志史料館藏最豐富的地方，因此在還只能查閱紙本資料的時代，巴黎的館藏提供魏教授的研究過程中相當大的便利性。很快地，出版界開始出現地方志的重印浪潮，一開始是臺灣的成文出版社、學生書局等出版社重新刊印過往的地方志，中國在 1980 到 1990 年代也開始另一波重印潮。近年來史料數位化也促成愛如生等方志資料庫的出現，使得資料查閱相對簡單，但有時由於原始資料文字書寫的問題，也會讓檢索過程發生一些困難。此外，當研究者的目的是查閱政策性文件時，使用檢索系統反而不易閱讀。因此，魏教授提醒兩者應當並重，同時熟悉紙本資料與數位資料庫；在熟悉紙本資料的全貌後，不僅能夠避免被檢索資料中的單一詞條所迷惑，甚至研究者反而能夠更有效率地找到所需資料的數位路徑。

　　在博士論文完成之前，魏教授曾參訪臺北故宮，這個機緣讓他遇見了下一個研究階段的主要材料——糧倉檔案。當時美國哈佛大學舉辦了一場關於饑荒的工作坊，他與王國斌依據該次工作坊的討論成果，並以該批糧倉檔案為基礎，編纂了 Nourish the People 一書。在結束饑荒與荒政的研究後，魏教授轉向對官僚體系的一般性研究，大量地閱讀、搜羅各種討論為官之道的官箴書、公牘等材料，對於中國官僚的為官之道進行深入的討論。隨後在 1990 年代初期，魏教授於當時主持的專題課上，遇到了當時還是年輕博士生的鞏濤 (Jérôme Bourgon)。透過彼時以清末律學改革家沈家本為論文主題的鞏濤，魏教授開始接觸到中國的法律文書，從《大清律例》到幕友、律學家的律例註解，這些文本皆成為補足官僚研究另一面向的重要素材。這段時期的研究，也成為魏教授學術生涯中最具顯要地位的里程碑。首先，經過長年針對官僚與司法文書的收集、註解，魏教授於 2020 年出版 Official Handbooks and Anthologies of Imperial China: A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Bibliography 一書，旋即成為理解中國官僚與司法體系文書的重要入門與索引著作。其次，也正是這段時期的研究，加以在法蘭西學院任職期間內進行的學術交流活動，讓魏教授的作品和其他地區、學科的研究產生對話，亦讓魏教授開發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

　　於法蘭西學院任職期間，魏教授曾與法國法學家 Mireille Delmas-Marty 合作，也曾和社會學家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討論國家、官僚等議題。如何和非漢學家進行合作？又該如何跨越歷史脈絡的差異，找到共同討論的基礎？關於這一點，魏教授也自陳並不容易，有時非漢學家只對一些最讓他們感到不一樣的事物感興趣，反之亦然。在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尚未獨立出來時，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便曾於 1955 年至高等實踐研究院第六部門的漢學中心聽課，並與漢學家白樂日 (Étienne Balazs) 共同開設課程、舉辦會議。不過，就魏教授個人的回憶，當時許多討論停留在對於異國風情的好奇。不同區域研究的互相理解、交流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舉例而言，法國歷史學界頂級期刊之一《年鑑》(Annales)，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無法排印中文方塊字，若真有需要則必須另行特別處理。在某種程度上，此種學術期刊出版的技術問題也顯現了不同區域研究間的隔閡。雖然如此，魏教授仍然從跨學科、跨區域的合作中得到許多不同的思考切入點，例如 Delmas-Marty 教授特別關注的司法、人權等問題，讓魏教授注意到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在草擬之初，中國代表張彭春居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而布赫迪厄的研究則讓他留意到國家、秀異 (la distinction) 等核心問題，讓他進一步去思考中國「國家」的特色，以及秀異在中國官僚體系中的表現。

明清研究中的潮流：新清史與歷史人類學

　　對於過去二、三十年間，曾掀起一股討論熱潮的新清史，魏教授雖熟讀新清史學者的作品，但也坦言如今這個詞似乎也很少被提及了，如同更早關於「公共領域」的討論一樣，這些學術流行也正逐漸退燒。相較於新清史在美國退燒，中國學界針對新清史的反應則是更加激烈，充滿批評。相比於新清史，魏教授則認為強調文本與田野並重的「華南學派」，或說歷史人類學，讓他感到相當有趣。他提及了和藍克利 (Christian Lamouroux) 在陝西針對水利設施所做的田野調查，實地考察這些村莊、和村民談話，讓他感受到田野調查確實能與文本互為補充。魏教授也特別提及另一位結合田野調查的中國法律史學家張小也，其作品透過針對湖北黃家進行的田野調查，考察法律在地方社會的運作。此外，魏教授強調，我們同樣不能忘記在法國漢學發展的早期階段，如馬伯樂 (Henri Maspero) 等人，都是結合實地考察與文獻閱讀兩種方式來進行研究。這的確是未來值得期待的發展方向，但他也提醒，不能單純沉溺在田野的細節之中，而忽略了歷史學家應當著重的文獻工作。

漢學研究中的傳統與當代？

　　漢學是否只是針對傳統中國的研究，而與現／當代中國無涉？魏教授表示，至少在法國，漢學研究中傳統與當代的割裂完全是戰後的產物。由於當時許多研究者對共產運動的興趣，導致在課程設計上區隔出傳統與現代的分野，對於傳統中國史學的議題較不關心，而將研究焦點擺在資本主義、共產運動等現代問題上。但魏教授本身對於民國時期與共產中國的歷史相當感興趣，且他並不認為前現代與現／當代是兩個必須割裂的領域。許多民國時期或是共產中國時期的人物，都與清代體系密不可分，例如許多人都經歷過科舉考試，或對中國傳統經典相當嫻熟。魏教授舉民國時期重要的地質學家、政治人物丁文江為例，說明此種生硬的斷代區分並不可行。魏教授曾偶然於德國的期刊上，發現丁文江對早期法國漢學家葛蘭言 (Marcel Granet) 作品的長篇書評。丁文江在書評中指出葛蘭言書中誤讀、誤用、誤譯《詩經》、《尚書》等經典之處。在丁文江身上，魏教授看到了身為民國時期的地質學家、政治人物，同時熟稔這些中國傳統經典，彼此完全不衝突。因此，區分傳統中國與現／當代中國的研究並沒有太多實益。身為老師，鼓勵博士生投入撰寫關於現／當代中國的學位論文，並同時鼓勵學生從事奠基於傳統文獻的學術研究，兩者反而能夠相互滋養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