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代研究學會「明代科舉與士習」學術座談會報導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舉辦「明代科舉與士習」線上學術座談會，邀請張藝曦教授演講「思想史外的思想：明中晚期江西社集與思潮」、徐兆安教授演講「名氣家的風度：晚明時文刊刻的習慣與儀節」，並邀請王鴻泰、廖肇亨、楊正顯三位教授與談。

　　張藝曦教授的專長為明清學術思想史，本次講題「思想史外的思想」旨在反思傳統思想史研究的取徑。傳統思想史多聚焦於已成系統的學術見解，然而思想實際上有很多層面，學術思想僅為其中一環。當思想與人、社會、制度等產生關聯時，將會呈現不同的面貌。張教授由此切入，嘗試探問晚明八股文的流行與思想之間的關聯。

　　張教授注意到，明代中晚期江西地區有三股風潮，分別為明中期以來的心學運動、文學復古運動，以及較少為人注意的八股文熱潮。明人多以「制藝」稱呼八股文，故以「制藝風潮」稱呼明末的八股文熱潮。張教授認為，制藝風潮應置於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後續發展的脈絡下觀察，並指出此風潮的規模到明末已凌駕於前面兩場運動之上。

　　明初以制藝為應試文體，但制藝僅被視為考取功名的工具。弘治年間王鏊 (1450-1524) 等四大家的改革主要在於提供可揣摩應試之文，並未改變制藝的地位。萬曆朝後，制藝、房稿選本的流行與制藝文社的大量成立，揭示制藝地位的轉變。時人開始給予制藝正面評價，認為制藝不僅是可以與詩古文辭並列的文體，更可用以解經，具有結合經學與詩古文辭的價值，使得制藝從附屬上升為具有獨立地位的文體，如艾南英 (1583-1646) 形容制藝為宰相、古文辭為百官，而認為制藝更勝古文辭，便可見一斑。

　　明末制藝風潮與陽明心學運動、文學復古運動的關聯為何？張教授留意到原為江右陽明心學重鎮的江西地區，於萬曆中期出現中衰現象，不僅少見大儒，講會規模也不復盛況，然而實應視之為江右陽明學派的轉向。儘管大儒與講會的規模萎縮，但心學的影響力卻擴及制藝，於是心學家的文集、語錄，不僅可助人徹悟良知，還成為士人寫作制藝的靈感來源。同時，不少坊間的科舉用書亦採用心學之說，如湯賓尹 (1568-?) 的《四書脈》即為一例。明末講會中也可看到人們在談制藝，如李日宣（1613 年進士）是江右陽明心學大儒鄒元標 (1551-1624) 的門人，但他在講授心學時，卻被聽講的士人當作是在講授制藝。

　　除了陽明心學之外，江西的文學復古運動也受到制藝風潮之影響。明中期由宗室與士人共同參與的江西復古派詩社，出現了士人因科舉所需而逐漸投向制藝文社的現象。雖有部分讀書人跨足於不同社團中，但也是以制藝為主、詩社為輔。

　　原先各自發展的陽明心學運動、文學復古運動與制藝風潮，在明末交織在一起。然而三股風潮在不同地域有比例上的差異，如江西陽明心學盛行、文學份量較少；蘇南文學盛行、理學份量較少，但整體仍以制藝為主軸。明末制藝已跳脫考試問題，凌駕於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之上，成為當時主導思想文化的力量。

　　張教授指出，在整體變化過程中，小讀書人具有重要影響力。明中期心學與文學復古兩場運動有擴大參與的傾向，參與這兩場運動者即為小讀書人。小讀書人對於「應舉」與「窮經」的焦慮，影響了這兩場運動的走向。對於小讀書人而言科考至關重要，然而心學與文學並無利於科考，因此小讀書人的意願促使兩場運動走向制藝寫作，解決應舉與窮經的困境。

　　總而言之，明末的制藝風潮為不可忽視的一環，而明末制藝、理學與文學的纏捲，以及制藝作為三合一文體的誕生，不僅因應小讀書人舉業的訴求，也重新反向定位理學與文學成為專門之學。

　　第二位主講人徐兆安教授的專長為明清及近代思想史、制度史，本次講題「名氣家的風度：晚明時文刊刻的習慣與儀節」結合了科舉史、書籍史與晚明士人「求名」的現象，探究時文的意義與內涵。

　　徐教授首先介紹崇禎四年 (1631) 因刊刻進士時文而引起的一場風波，即吳偉業 (1609-1672) 該年中舉後，將中舉稿與日常時文稿交予同榜張溥 (1602-1641) 刊刻印刷，而非給其房師李明睿 (1585-1671) 序定，致使李明睿為此大怒，吳偉業亦須向其賠罪。徐教授留意到記載此事的時人陸世儀 (1611-1672) ，認為房師李明睿所爭者為「體例」而非私人恩怨。然而陸世儀所謂的「體例」為何？房師又是什麼呢？

　　房師即房考，在會試或鄉試時，考生會根據所專長的經書而被編到不同房中，各房中負責直接提拔考生者即為房考。房考將考生推薦至主考官處，而主考官多會採納房考的決定。因此，房考制於明中葉確定之後，房師成為最重要的座主、提拔者。顧炎武 (1613-1682) 對於房考文化多有批評，認為房師是朋黨的根源，考生將房考視為老師只是為了追求功利。然而徐教授認為房師與門生共同為科舉文章的名譽負責，並不盡然如顧炎武所言，因此「房稿」成為提供我們更具體觀察此問題的切入點。

　　晚明大儒如顧炎武、黃宗羲 (1610-1695) 等，多將時文起源歸諸於房稿，然而過去研究者對於房稿的定義並未有定論。徐教授從所見一百餘篇與房稿相關的序文，指出房稿應為同出自一房的新科進士彙整平日時文，由房考官序定之後集體刊行的出版物，並且最晚在萬曆晚期已成慣例。

　　房稿如何成為時文風潮的開端？首先，房稿帶來價值觀的變化。對於進士而言，房稿出版意味著評價範圍不再侷限於科場內的表現；對於房考而言，房稿則成為向大眾證明自身眼光的方式。房稿出現後，進士文章開始大量流通。馮夢禎 (1548-1606) 於萬曆初年估計市面上流傳明初以來的四書文墨卷僅有 1800 篇左右，而《書經》大概是 1200 篇，但在刊行房稿後，則出現上萬篇文章。由此可見相較於之前僅有程文的狀況，房稿的出現確實使文章數量呈現飛躍式的提升。

　　徐教授透過分析目前可見最早的房稿刊行者馮夢禎之經歷，指出刊刻房稿的慣例創立時，主要並非受經濟利益推動。馮夢禎於萬曆五年刊刻房稿《藝海玄珠》，徐教授推測其刊行房稿的原因，與當時輔臣子弟陸續中榜有關。馮夢禎中榜同年，張居正 (1525-1582) 次子張嗣修 (1553-1627) 中榜眼，萬曆八年三子張懋修 (1558-1639) 中狀元、長子張敬修 (1552-1584) 中進士。除了張居正之外，其他輔臣呂調陽 (1516-1580)、申時行 (1535-1614) 之子亦先後中進士，引起時人議論。馮夢禎刊刻房稿除了以平日作品證明自身文章造詣之外，收入同房文章也可避免被解讀為排擠同榜的張居正之子。萬曆十一年馮夢禎擔任房考時，輔臣申時行之子中舉，馮夢禎又在此時刊刻《得士錄》，恐怕也有證明自身公正，並且減輕與輔臣衝突的用意。

　　徐教授進一步指出房稿的雙面性，即當房稿成為慣例後，確實成為進士博取名聲、選家與書商牟利的工具；另一方面，房稿之「名」背後有其文化內涵。時人湯賓尹 (1568-?) 提出時文的評斷應該可以有客觀標準，即考官的標準與外界的評選能互相應和。

　　回到崇禎四年那場風波，陸世儀所謂的「體例」，即是上述種種文化底蘊。雖然房師與門生的關係並不如主考官深遠，但在科舉的名利場中，房師與門生乃同舟共濟，並非僅是求名而已。

　　最後，徐教授指出應留意一個小舉動對於歷史的影響。過往研究留意思潮的轉變、商業市場的興起等對於科舉的影響。事實上，從上述討論可見，細微的近因也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何以時文風潮發生。此外，本研究從制度與實作的視角出發，把握看似瑣碎的儀式與修辭，如何在士人的立身處世與政治行動中扮演關鍵作用。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熱烈討論。與談人王鴻泰教授指出，過往討論多視制藝文字為功名的敲門磚，而兩位報告者的研究皆嘗試處理制藝文字對讀書人的意義與價值，提供研究者新的思考面向。針對張教授的研究，王教授提出幾點討論：制藝文字是讀書人不得不為的知識活動，過程中多需觀摩他人作品以求精進，是以其重要性是否得到萬曆年才明顯提升？提升的社會因素是什麼？是否與出版市場、教書市場有關？

　　與談人廖肇亨教授則談論出版文化的問題，認為書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這兩篇文章都可以著墨的地方。尤其是徐教授文章中所提及的體例，無論是成就或是破壞，書商角色或許都可再加以探討。關於張教授的研究，廖教授則提醒需要注意社集的比較標準為何？此外，廖教授也提醒心學勢頭削弱之際，恰為佛教勢力大漲之時，而佛教又與出版文化有明顯關聯，可以再留意佛教的影響。

　　與談人楊正顯教授針對兩場講題，提出一些建議與看法。關於張教授的研究，陽明心學是以去欲為主，與制藝文字的本質不同，兩種是否真能相融？從科舉到詩社的重要變化主要在萬曆年間，此時佛教大盛，科舉、詩社、佛教之間的關係為何？關於徐教授的研究，楊教授則提醒房稿出版的動機並非僅有追求名外之名，而是受到書商所鼓舞。

　　針對與會學者的提問，張教授回應三股思潮是多元競逐的思潮，所關注的是時人眼光的變化，同時也回應佛教的重要性，並指出江西佛道流傳不廣，其具體影響尚待進一步觀察。徐教授則針對晚明出版文化現有研究等問題，認為市場不一定居於主動地位，就房稿的案例而言，推動市場的力量來自於觀念的改變，觀念改變才形塑了市場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