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教授演講「陳寅恪的歷史解釋——以『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與俞樾〈病中囈語〉為例的討論」紀要

　　王汎森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王教授研究領域甚廣，包含明清至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和史學史。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專書。

　　演講伊始，王教授首先說明，過往學者談及陳寅恪歷史詮釋的方法論，皆以陳寅恪自身的言論為研究材料，然陳寅恪為人卻是惜墨如金、言論甚少，因此王教授利用陳寅恪現有的著作，延伸其 2021 年在臺大「潘寶霞女士講座」發表「史家的技藝：陳寅恪的歷史解釋——以《柳如是別傳》及《論再生緣》為例」中的觀點，透過重新檢視陳寅恪〈「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解釋〉與〈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二文，展示陳寅恪的歷史想像，及王教授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關於「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新解釋

　　五四運動時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後，錢玄同在《新青年》中舉「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例熱烈響應，贊同胡適「須講文法」的理論，批判「古書中亦多此病」。王教授推測陳寅恪應是受到此特定時代背景的激盪，進而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歷來對於「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的解釋諸多分岐，共有三派說法：一、為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的「倒句例」說，認為燕國（今北京）薊丘所植之竹，乃從齊國汶篁移植而來。二、為陳寅恪〈「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檢視〉，主張此二句並非倒裝，應作最直觀的解釋，指戰勝的燕軍將植物種在戰敗的齊國土地上。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史學最精彩的部分，在於其擁有非常高遠的歷史想像，將生活閱歷化作歷史詮釋的資源，認為戰爭時不僅只有單向的掠奪或搬移，常駐某地的軍士亦可能在當地遺留其生活習慣的點滴。三、為楊樹達《詞詮》，指出「於」與「以」同義，只要將介詞改換即可，顧頡剛、錢鍾書、周振甫亦認同此主張。

　　上述三派的共同點是將「植」單純視為某種植物（竹類），觀點不同之處在於竹子究竟是從薊丘跟著軍隊到齊國汶水流域種植，抑或是將齊國汶水流域的竹子當成戰利品移植回薊丘。王教授援引當代生態環境史對竹類分布的考察研究，說明移植會因氣候、濕度、土壤、地域等條件差異，導致竹類無法生長（關傳友，〈「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辯〉，《竹類研究》總 50 期，頁 95）。另外，王教授列舉當時的戰利品，如「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台（即燕台）」、「大呂陳於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乎磿室」等，這些與「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一類價值相差過於懸殊，要將戰敗國的竹子移回國都種植，思維實有可議之處，因此以上三派論點恐怕都難以成立。

　　近來亦有學者質疑「植」並非植物，如董珊〈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新解〉主張「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應作「薊丘之鶴，植於汶篁」，「鶴」當讀「桷」，意指「屋椽」，或許因時日久、字跡磨損誤作為「植」，意思是將齊國的木料帶回燕國。然而，王教授的看法與前述觀點略有不同。王教授研讀南宋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北京：中華書局，2018）中〈田子方〉的解釋（頁 874-875），說明「植敗群散」一語並非解作植物，而是「植木以為界」（疆界）之意，與《周禮．地官．司徒》中「封樹」係指堆土植樹，以固疆界，以及《周禮．夏官司馬．掌固》中「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意如之」用法相同。因此，王教授認為最適當的解釋應為——在齊國汶水一帶的竹內種植燕國薊丘的社樹，以作為燕國的邊界，意即將燕國國界推展至齊國土地上。最後，王教授並指出，《史記集解》早已引用東晉徐廣的解釋：「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卻為後人所忽略。

　　王教授解釋他是從褚伯秀這部《莊子》註疏中所引范無隱之說，開始注意到陳寅恪〈「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解釋〉一文可能有誤。近來又注意到，明人楊慎的《丹鉛總錄》、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等書也有同樣的看法，亦為援引范無隱之說而來。雖然東晉的徐廣多少也喻示「疆界」這一點，但並未明確說出「植木以為界」的意思。因此，王教授藉此再延伸出一個學術觀點傳遞的議題：為什麼上述徐廣、范無隱的觀點並未傳續下去？俞樾、章太炎、錢玄同、楊樹達、陳寅恪等人又為何未曾見及或採用？顯然地，徐廣的觀點是因為司馬貞《史記索隱》的反駁而逐漸淹沒。

　　王教授認為，這個現象讓人聯想到歷史上許多書籍每每在傳印時，作了「偏差的選擇」，使得原來比較好的版本或比較好的說法，就此淹沒。其中有時代風氣、有偶然性、有個人偏好、有商業考量等等因素；這裡涉及知識的 “transmission” 或 “reproduction” 的問題。知識的傳遞與「傳印」一樣也有種種問題，譬如相對於現代人，前人所能見到的各種文獻的數量及近便性，也是不能不注意的。

俞樾〈病中囈語〉詩的一種新解釋

　　接著，王教授談及俞樾 (1821-1907) 的〈病中囈語〉，表示他在四十幾年前撰寫《章太炎的思想》時，曾研究俞樾《春在唐全書》中對經書、子書的考證，以及與今文學、章太炎的關係，之後便沒有再接觸相關議題。近年因關注俞樾之書信，有機會重新思考其晚年思想，認為他自身的推論與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中的見解有所出入，因此決定重新詮釋〈病中囈語〉一文。

　　〈病中囈語〉據說是俞樾臨終前所吟之九首詩，陳寅恪於 1928 年從俞樾的孫子俞平伯手中獲得這組詩後，書寫跋語並發表於《清華周刊》。陳寅恪主張人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猶如點、線、面的關係，具有規律與可預測性，前因影響後果，其發展看似「偶然」，實為「必然」，推論〈病中囈語〉為針對往後局勢之「預言」。往後學者亦多從此說。

　　然而，在爬梳多方文獻後，王教授發覺〈病中囈語〉並非如陳寅恪所言，僅為俞樾依循清末變局預言未來的發展，其中第五首至第八首的內容，一部分實是俞樾晚年表達為解決中國所面臨的時代困境，中國應重返「封建」制度的政治理想。王教授表示，俞樾的思想在 1890 年前後，開始醞釀對中國當時代的深刻危機感，並於〈三大憂論〉中如此敘述：「一曰中國之號將替也，一曰孔子之道將廢也，一曰天地之運將終也。」（俞樾，〈三大憂論〉，收錄於《賓萌集六》補編，頁 7-10，《春在堂全書》第3冊〔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頁 2209-2210）因此在同一時間，俞樾發展出一種倒溯式的政治思想，反覆提及「復古而中興」，要讓地方人民自治以強健勢力，方能與西方相抗衡。

　　在《俞樾函札輯證》中，收錄許多俞樾寄給孫詒讓、王棻等人的書信，內容亦充分表達類似主張。舉例而言，寄給王棻信中所作之〈詠古〉長詩，強調四海之廣，不能僅有皇帝一人集權而治，還指出若方圓數百里自治，長期下來力量互相制衡，不僅可以厚植武力，更可以達於治，並感歎自己不能親眼見證世界成為「一大合」的將來。

　　除了「封建」這一點，另一觸發王教授重新思考〈病中囈語〉意涵的是其中「山巖野壑訪遺書」一句。俞樾曾在私人函札中，到處囑人鑿石洞收藏他的經學著作，以待將來風氣改變之後，人們重新挖掘出來閱讀。顯然俞樾的這一祈願，正與「山巖野壑訪遺書」相應。

　　王教授提醒，〈病中囈語〉自問世後廣為流傳，民國以來諸多筆記小說亦多有轉載，可惜的是研究學者多為經學家，因此俞樾對現實局勢的政治思想就被遮掩在經學考證之下，無人覺察。然而晚清舊派經學思想世界的不安與各種微小的位移、變動，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

　　最後，若欲更深入理解陳寅恪對歷史證據、推理、解釋的處理方式，亦可參照王教授 2020 年 7 月刊登於《北京大學學報》中〈陳寅恪的歷史解釋——以《柳如是別傳》及《論再生緣》胡適眉批本為例的討論〉一文。王教授在文中對於陳寅恪如何更全面地重建古人面對各種情境時的決斷及表達的意向，多有抉發。王教授亦補充指出，他一向崇敬陳寅恪先生，並以陳寅恪〈論李栖筠自趙徙衛事〉一文印證其史學想像的宏闊。不過，綜合此次演講提及的陳寅恪這兩篇短文，以及王教授在〈陳寅恪的歷史解釋〉文中所述：就《論再生緣》的考證上，胡適對陳寅恪高度想像的地方往往打上了問號，足見陳寅恪與胡適的史學風格（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證據不能說八分話」），分別代表了對待歷史證據與歷史想像的兩種不同態度。王教授認為，陳寅恪在《論再生緣》、〈「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解釋〉、〈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這三篇文字中的不盡妥當之處，似乎也顯示了歷史想像有其適用的範圍及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