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成教授演講「惡之華：秦淮詩社、私人寫作與愛情神話」紀要

　　楊教授本次演講由「花榜：徵歌選妓」、「交際：秦淮大社」、「江湖：浮華世界」、「愛情：青泥蓮花」四個面向，討論晚明性別文化、私人寫作、愛情觀念的發展。花榜的遠源可上溯至白居易 (772-846)〈荔枝圖〉、李格非 (1045?-1105?)《洛陽牡丹記》等植物圖、譜錄，南宋出現「花譜」、「百花榜」、「花魁」，在與煙粉小說結合後開始聲色化，形成青樓的「花榜」。花榜經常由文人、官員或富室名流召集，是花費龐大的交際活動，也是一種性別的表演文化 (performance culture)。妓女們各自展露姿色才藝，仿效進士榜舉行公開競賽；男性文人則藉由品評，執行觀看的權力。

　　《煙花品藻》、《煙花詩集》為現存最早的品妓文獻，前者共品藻二十八位妓女、二十八種花；後者像是續編，品藻妓女二十七名、花木二十七種，無一與前書重複。品藻的內容既有讚美也不乏貶抑，香豔且具有色情意味。如名列《煙花品藻》第四名的蕭瑢，被比擬為茉莉以「喻肌體香美」。茉莉花直到晚明仍是為妓女喜愛的媚惑象徵，堪稱中國的惡之花。

　　花榜於中晚明進入全盛期，嘉靖年間最富盛名的花榜是「金陵十二釵」，王穉登 (1535-1612)〈馬姬傳〉將馬姬及其前、後輩共十二位名妓稱為十二金釵。潘之恒 (1556-1622) 的品妓書籍《亘史》，收錄大鄣生〈秦淮士女表序〉，文中提及現已亡佚的《十二釵女校書錄》，內容包含馬湘蘭、趙今燕等十二位名妓傳記和詩作，具有文人色彩；加上大鄣生以「士女」一詞稱呼青樓女子，皆反映此時妓女的文人化趨勢。

　　花榜後來與青樓詩社結合，其中尤以秦淮詩社最具代表性。秦淮詩社折射出中晚明冶遊風氣、文人社集、品鑑文化、青樓文學的細緻面貌，同時涉及寫作與出版。秦淮詩社集結縉紳、名流、山人清客、流寓文人、青樓名妓，形成社交性濃厚的暫時性社團。如錢謙益 (1582-1664)《列朝詩集》〈齊王孫承綵〉小傳，記錄孫氏在萬曆三十二年 (1604) 召集秦淮大社之事，與會者高達百二十人，其中包括以馬湘蘭為首、約共四十餘名的歌妓。這是「大社」最早的用例，以「大」為名，可能取義其規模盛大，並與文人、青樓等小眾社團區別，往後成為青樓詩社慣用名稱。秦淮大社因聚集人數眾多的陌生文友，較文人相互切磋文藝的傳統詩社更富社交性。

　　袁中道 (1570-1623)、潘之恒不約而同地於萬曆三十七年 (1609) 的秦淮河畔舉行社集。袁中道稱其社集為「冶城大社」，從周暉 (1546-?)《續金陵瑣事》的描述可知，名妓朱無瑕、傅靈修、張似玉都參與其中，眾人的創作後來集結刊刻為《秦淮社草集》。潘之恒出身徽商世家，其人多才多藝，創作涉及品勝、品豔、品藝、品劇眾多領域。潘氏不僅在《亘史》〈初豔〉、〈虹臺〉記載隆慶四年 (1570) 蓮臺仙會、萬曆三十四年 (1606) 的秦淮社集，更於《亘史》〈朱無瑕傳〉中，記錄自己於萬曆三十七年夏到翌年除夕間，多次號召規模更大、有更多名妓參與的秦淮社集。萬曆四十七年 (1619)，茅坤 (1512-1601) 之孫茅元儀 (1595-1641) 舉行規模超越前人的秦淮大社。由茅氏〈秦淮大社集序〉可知社集的參與者遍及社會各階層，包括卿公大夫、有道都講、隱流遊士、禪伯女彥、土著之俊。

　　晚明復社創於崇禎元年 (1627) 也受秦淮大社風氣的影響，將其集會稱作「大會」、「大社」。吳應箕 (1594-1645)〈國門廣業序〉云：「南京故都會也。每年秋試則十四郡科舉士，及諸藩省隸國學者咸在焉。衣冠闐駢，震耀衢術，豪舉者挾資來，舉酒呼徒，徵歌選伎，歲有之矣。⋯⋯自崇禎庚午秋，吾黨士始合十百人為雅集」。雖然吳氏刻意以「吾黨士」稱之，將復社集會區別於徵歌選伎的秦淮社集，但姚澣 (1612-1663) 於崇禎九年 (1636) 召集的復社大會，還是融合了徵歌選妓活動。

　　除了上述菁英、審美的特質，青樓文化也具有民間、世俗的一面。晚明新興的日用類書常見「風月門」，《風月機關》（《嫖經》）是其主要收錄內容。現存最早的《風月機關》見於萬曆二十五年 (1597) 刊行的《五車拔錦》，書中〈風月門〉上欄標示「情書紀要」，下欄標示「青樓規範」，後者收錄《風月機關》。余象斗 (1560?-1637?) 萬曆二十七年 (1599) 所刊的《萬用正宗》中，將《風月機關》改稱《青樓軌範》，收入〈商旅門〉上欄，顯示商人是青樓的主要顧客。書林安正堂劉雙松於萬曆四十年 (1612) 刊印劉子明輯《萬寶全書》，書中〈風月門〉上欄《洞房春意妙方》中，收錄春藥藥方；下欄《風月機關》中，附有妓院宴飲投壺圖像，此後常為日用類書襲用。可見青樓文化逐漸滲入庶民的生活常識。

　　明末德聚堂梓刊印沈弘宇輯《嫖賭機關》，上、下卷名稱分別為「嫖論」、「賭論」。此書曾被收入明末書林種德堂熊冲宇刊《談笑酒令》卷五，改以上、下兩欄分論賭、嫖。《談笑酒令》編輯者署名「江湖散人」，暗示本書可能也是民間的通俗讀物。「江湖」一詞自南宋江湖詩人開始流行，在晚明通俗書籍中已成常用詞。《談笑酒令》的編者署名，加上《風月機關》「經營遊楚館」中有朱元亮注語云：「舊曰江湖嫖」，顯示妓院也被視為「江湖」一部分。「江湖」也在晚明戲曲選本中頻繁出現，如萬曆年間程萬里選《大明春》（《新調萬曲長春》），卷一中欄有「六院彙選江湖方語」、「江湖俏語」，卷六中欄有「江湖方語」。「六院彙選江湖方語」意味著妓院、酒肆乃是各種「江湖方語」的匯聚處。晚明金陵書肆刊李子彙編《詞林雅調》，是以舉子為預設讀者的系列出版物，其中也收錄名稱包含「風月」、「江湖」詞語的《風月詞珍》、《江湖遣懷雅調》。以《風月詞珍》首卷小令為例，就有〈風月新詞〉、〈贈妓〉、〈妓女閨情〉、〈私情小令〉諸題，屬於青樓文學的一部分。

　　陳寅恪 (1890-1969) 深切關注晚明青樓文化，其《柳如是別傳》是此領域的重要著作。陳氏認為明晚以柳如是 (1618-1664) 為代表的名妓，因身處社會邊緣，反而能「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較傳統閨秀更具優勢，成為時代先聲。陳氏也談到蒲松齡 (1640-1715)《聊齋志異》中狐女，隱含「理想中之女性」隱喻。合山究 (1942-)《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在此脈絡下，以「理想女性」為線索，藉由尤侗 (1618-1704) 的扶鸞活動、史震林 (1693?-1779?) 的文學想像，與《紅樓夢》的女兒國，探討明清時期的情愛觀。

　　潘之恒《亘史》外紀〈楚豔〉收錄現已亡佚的丘齊雲《遙集編》，丘氏以第三人稱口吻、效法小說描寫愛情的橋段，敘寫他在萬曆初年與江夏營妓呼文如的戀愛故事，使此書不流於一般尋芳文學俗套。《遙集編》不僅有男性文人的序、和詩，還有秣陵女子徐翩〈紀事〉、金陵女子李素素跋語。她們的文字既反映丘齊雲、呼文如故事受秦淮青樓圈關注的情形，也展現不同於《遙集編》男性讀者的異性觀點。

　　在鹽商汪道昆 (1525-1593) 萬曆十四年 (1586) 所作〈慧月天人品〉中，徐翩被擬為天人（理想女性），汪氏以「函大士」自稱，為她宣說佛法。〈慧月天人品〉中「慧月」是徐翩的字，「品」兼具佛經章節與品花義。文中「優缽羅華」(utpala) 為睡蓮，汪氏取其出淤泥而不染的意象，對應徐翩妓女的身分。收錄於陳仁錫 (1581-1636)《無夢園初集》中的〈慧月天人品〉有多人跋語，其中屠隆 (1543-1605) 云：「慧月穢體，乃有淨性。無穢無淨，亦穢亦淨。在所轉爾，是故摩登伽即佛弟子」。梅鼎祚 (1549-1615) 進一步發揮此觀念，於萬曆三十年 (1602) 匯集歷代妓女事跡為《青泥蓮花記》。他在序言說明書名取自鳩摩羅什 (344-413) 所譯《維摩詰所說經》中：「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語。將妓女喻為從污穢中綻放的花朵，並試圖給予世俗情慾某種宗教救贖。

　　演講結束後，與談人王鴻泰教授指出，本次演講具有反思「五四」思潮下，晚明個人主義、近代情性思維論述的文化史意義。王教授認為陳寅恪作《柳如是別傳》，可能寄寓他對自身處境的反抗意識。不同於一般對妓女的認知，柳氏憑藉個人文字才華融入當時文人圈、並獲得肯定，可謂「力爭上游」的妓女。陳氏考證其事蹟，同時也深入晚明文人文化脈絡。本講標題中「惡之華」，指向與晚明文人文化發展密不可分的城市文化，文人、商人、妓女在城市中，進行大規模的社交活動、創造新的文化商品、建構文化資本，綻放出炫麗的文藝花朵。本講聚焦的晚明南京，既是留都，也是考場江南貢院所在地，是當時文人社交的重要場域，在其間蘊育出許多新的美學觀念。廖肇亨教授提示《楞嚴經》及相關佛教義理，對深入晚明文人的情欲觀、理解妓女與佛教關係，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江寶釵教授則對本講衍生出的「自由戀愛」問題感興趣，有意進一步瞭解這些作品背後的作者意圖。楊教授針對上述問題，一一進行回應。

　　最後，主持人劉瓊云教授進行總結，指出本次演講兼及菁英／庶民階層，不僅討論文人文化，更觸及其幽暗的背面。青樓中的愛情在明末清初，既取得某種近似信仰的文化地位，也為解讀此時宗教、政治事件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