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智教授演講「如何測量風俗變遷？坪井正五郎、田代安定與伊能嘉矩的風俗測定學」紀要

　　陳偉智教授本次談論的主題為 1880 年代前後日本人類學成立之初，在東京街頭實驗性的社會風俗調查的技術與方法，如何延伸到海外並沿用至臺灣，以及其後續影響。陳教授指出，當時這個問題意識不僅只是帝國大學學生們的實驗性想法，他們做這些調查是意識到當代的社會變遷。陳教授本次將研究聚焦於坪井正五郎 (1863-1913)、田代安定 (1857-1928) 與伊能嘉矩 (1867-1925) 三位人類學者身上，探究整體的社會意識反應。

　　坪井正五郎是帝國大學理科大學生物學的學生，這一套風俗測定的方法，可以說是將他們生物觀察的經驗，套用到街頭上的實踐。1880 年代之前的研究方法是以經典、文本為主；此後建立在現場田野觀察之基礎的測定學，才開始有系統性的展開，坪井正五郎則是於1887年開始從事此類研究，此與近代大學體制的引入有關。即便到了 1920 年代，日本談論街頭觀察的知識時，也會回溯至坪井正五郎，將其視為先驅者，該方法後續發展為商業市場調查、社會學、考現學、民俗學等學科。

　　坪井正五郎意識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街頭風貌已與過去大不相同，不管是人們的穿著打扮、建築風格，都有著明顯可見的變化。他以觀察與比較的實證主義研究法為中心，測量明治維新後社會風俗變遷在物質文化面的西化程度。他不直接探究背後的原因，而是把這些現象視為給定的事實。對坪井正五郎而言，物質變遷是指傳統日本風俗歐化的程度，而這樣的變遷是必然的，只是進程快慢的問題。

　　具體操作上，坪井正五郎在觀察展開前並未特別設定固定的觀察時間及地點，而是蒐集到一定數量再進行分析。不過，在觀察之前，他設定的觀察項目主要在於髮、服、履這三部分的西化程度，但略過穿著制式服裝者，如官吏、軍人、學生等。他也會設定一些比較項目，如性別。而後，他發展出一套速記法，以自己的名片作為速記本，方便快速記錄在街頭行走的人們——記錄在正面者為男性，背面者為女性。記錄結束後，便將結果統整，繪製為直條圖，並以數學公式計算成百分比。

　　東京人類學會在研究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該會成立於 1884 年，並於 1886 年創辦《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當時大部分成員都是東京帝大理科大學的學生。隨著風俗測定法進一步發展，研究員們將此套觀察方式應用於同一地點、不同時間，以及同一時間、不同地點的觀察記錄。同一地點、不同時間可以看出西化趨勢，同一時間、不同地點則能觀察出何地西化程度較高。使用這套觀察方法的施測者，多半為當時東京大學理科大學的在學生或剛畢業的學生，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各自領域的佼佼者。他們在各個地點觀察，並將此法應用於不同領域，亦將研究成果傳回東京，由坪井正五郎彙整、發表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上，使東京人類學會成為此測量法的研究中心。

　　1889 年 2 月，坪井正五郎被派遣至英國留學；1889 年中，東京人類學會另一位會員博物學家田代安定跟著日本海軍軍艦前往南太平洋航行，因而使得坪井正五郎這套方法也被帶到倫敦及薩摩亞。於是日本國內的風俗測定學不僅被應用於各個領域，更透過東京人類學會成員的網絡擴展到海外。

　　坪井正五郎到倫敦後，因身處西方故不再需要測量西化程度，因此他將這套方法應用於倫敦街頭商店，他統計了一千三百人，其中男性七百人，女性六百人，觀察倫敦市中心男女的消費習慣，並將一千多家商店分類，觀察倫敦街頭的男女在哪些商店駐足。其調查結論如下：吸引最多顧客（不分男女）的商家，第一名為服飾店、居次者為繪畫商店，男性第三名為書店，女性第三名則為飲食與居家用品。女性對服飾的喜好程度為男性的兩倍之多，男性對書店的喜好程度則為女性的二十倍之多。這樣的研究預示了日後 1920 年代日本百貨公司的市場調查方法。

　　另一方面，田代安定則將風俗測定學往東發展。田代安定於 1889 年初加入東京人類學會，也參加東京植物學會、東京地質學會。他在 1895 年來到臺灣，成為總督府殖產部門技師。他到太平洋進行農商、植物、人類學等項目的調查，並在抵達薩摩亞後，將坪井正五郎的觀測方式應用於此，除了觀察髮、服、履三個部分以外，田代安定調整坪井正五郎的操作，將髮型做更細緻的分類，也加入當地的民俗項目進行比較觀察。田代也將觀察結果發表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向讀者介紹薩摩亞土人的風俗及其變遷。

　　同為東京人類學會成員的伊能嘉矩，則將此法應用於臺灣。伊能嘉矩於 1893 年加入東京人類學會，並於 1895 年來到臺灣進行調查活動。伊能嘉矩將風俗測定學應用於對臺北的觀察，他在臺北城門或火車上，觀察路人的髮、服、履，但他也配合臺灣風俗增加一些項目，例如是否辮髮，或是否持有鴉片煙桿。這樣的調整與田代安定的研究相似，都是根據觀察地區的特性增加觀察項目。可惜的是，伊能嘉矩僅將此法應用於臺北街頭，並未應用於其他都市或鄉村。伊能嘉矩的問題意識與坪井正五郎不同，他透過測量臺灣人風俗的變遷，研究臺灣人採用日本物品的程度，進而討論同化的議題。這個方法到臺灣後，風俗測定學從都市之間的西化程度差異，轉化成測定異民族之間的差異。

　　這一套街頭風俗學的測定方法，從東京乃至海外的應用，從原先設定為探測社會意識變遷的學科，隨著帝國的擴張，變成測量進化程度的田野科學。當時重要的問題意識乃是如何談論正在變動的風俗，原本是日本的西化，但到臺灣後轉變為臺灣的日本化；從同一民族國內地區差異的比較，變成異民族之間的比較。坪井正五郎在 1890 年之後，便停止施作這個測定技術，反而是其他成員將此技術帶到日本以外的不同地方繼續發展。

　　演講結束後，由與談人中研院史語所的戴麗娟教授發表評論。戴教授首先介紹了田野調查的發展歷史。人類學成為正式規範以後，人們一開始認為田野科學一定要到偏鄉進行，去調查原住民或少數人種，但其實廣義的人類學到當代、後現代的人類學，田野的概念已經被推翻而不限定於偏鄉，坪井正五郎的例子正是見證了人類學早期的發展階段。

　　田野科學的重點在於「觀察」，強調親身所見。因為該法是從自然科學而來，因此注重採集對象，從自然到人文都可以，坪井正五郎的風俗測定對象便是人為文化產物。田野也強調記錄，記錄的方式與工具改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做田野的方式，包含測量、數字化呈現、標準化記錄卡。記錄完成後，便要進行分析、分類、歸納，之後或許會使用統計學。1860、1870 年代歐洲受到 Francis Galton 的影響，開始喜歡使用統計學進行分析，坪井正五郎便應用了統計學。田野的最後階段是結果報告的呈現，伊能嘉矩的結果報告便有很強烈的應用面發展，反而坪井正五郎的沒有。

　　坪井正五郎收集的數據其實並不多，在統計學上缺乏代表性，也無法控制變因，這樣的比較其實意義不大。但透過學會發表，號召更多人投入，獲得更多數據後才能發展出比較。只是，這樣的學會組織發展還是相對鬆散。

　　戴教授也指出，應先釐清風俗的定義為何？儘管我們都知道坪井正五郎等人的測量對象是風俗，但在當時的日本語境中，「風俗」為何？風尚、土俗的指涉為何？有無指向的意涵，像是文明開化的指標？如果有，那麼坪井正五郎的田野調查就不僅是風俗變遷的問題，而是具文明開化與階序的問題。

　　最後，戴教授建議，可以多關注坪井正五郎的人際網絡，坪井正五郎的父祖輩和妻子的父祖輩（箕作家族）都是蘭學學者，相信這樣的身分對坪井正五郎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從他的出身背景，或許我們便能理解為何坪井正五郎在此時開始進行風俗測量，進而理解這個測量方式是在何種脈絡之下引進日本而開始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