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玲玲教授演講「製作新文類：晚清期刊的社會調查」紀要

　　連玲玲教授現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研究專長為婦女史與城市文化史。本次講題為連教授研究五四時期婦女生活調查時，針對社會調查這一文類延伸的研究成果。

　　談及中國社會調查的起源，社會學家多半以美國傳教士步濟時 (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 於 1913 年進行的人力車夫調查為開端。然而，歷史學家則認為社會調查應始於晚清《農學報》1897 年的調查。從這兩者來看，起源上就有學科史的差異，那麼社會學家所言的調查與歷史學家所言的調查是否相同？非社會學出身的知識分子又如何認知社會調查、對哪些主題有興趣，以及調查如何成為一種傳達知識的書寫方式？

　　因此，連教授從社會行動的視角出發，探討社會調查做為一種新興文類，如何在晚清社會脈絡化及運作。社會調查由十九世紀末，受到日本影響的留日學生發動。學生將調查視為現代國家的指標，於是在組織同鄉會的同時，也組織各種調查會，除了增進同鄉地域的認識，行動也含有實施地方自治的期待。

　　甚麼樣的文本會被視為調查？連教授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以「調查」為關鍵詞搜尋 1900 至 1911 年共計七千多筆文章。這些文章所談的調查類型未必相同，通過各個同鄉會對調查會的規範來看，親自採集、經驗的一手資料，或是訪問調查員得出的文章即是調查。其次，調查報告與新聞記事被區分為不同文類，但是文類界線不明，新聞有時會出現於調查欄。因此，徵稿啟事便會強調調查報告與新聞記事的不同。第三，調查必須切實有用，對現代國家建設有益。

　　連教授指出，從刊物編輯與來稿的互動得以看出，調查其實是一種邊界尚處於游移不穩定的文類。接著便以《浙江潮》(1903)、《江蘇》(1903)、《雲南》(1906-1908) 為例。首先，這些期刊皆設有獨立的調查專欄，但是其他專欄亦會收錄類似調查的文章。其次，《浙江潮》、《江蘇》等期刊文本的高頻詞彙中，比如表、述、統計等，具有前述詞彙的文章也會出現於其他類別。本文所分析的語料 (corpus)，包括調查專欄的所有文章，以及其它欄目中具調查意義者。

　　連教授繼而談到調查的內容組成，首先是主題，過往研究採用樹狀階層的分類，易因研究者的主觀判斷以及類別的多重性而出現偏誤；而一篇文本的最小單位是「詞彙」，藉由數位人文的技術，連教授通過詞彙分群的方法來探測，將文本全文繕打、數位化，再以斷詞系統進行分詞、設置停止詞，並篩選常見詞彙，在分析前進行上述工作、建置語料庫。減少干擾後，通過 gephi 進行計算、分群，每一篇文章、詞彙都是節點，每一個節點至少與五個節點相連，進而呈現共現詞的詞彙網絡圖。最後，分析節點間的連結密度，歸納出邊防、吏治、揭弊、物產、學務、產業共六個主題。

　　統計結果顯示，邊防、揭弊、學務的詞彙量占多數，物產主題則多與農作物有關。在空間詞彙中，如「國家」，常出現於邊防類；城市詞彙則在學務、產業類的出現比例較高。另外，設施、情感、觀念的詞彙量較少。設施類有鐵道、鐵路、建築，出現在設施類的多是簡單且容易與他類相連的詞彙。情感類則常見負面情緒的詞彙，如無恥、痛心、傷心等。除此之外，連教授提到陳建守教授在進行漢語新詞研究時，建置了漢語新詞資料庫，目前已蒐集 15783 組詞條。對照資料庫與文本後，得以發現日語借詞廣泛用於各個主題，僅物產類較稀少。

　　最後，調查的特色在於圖表運用，晚清知識分子、官員對圖表學有極大的興趣。圖表可以作為對外交涉的工具，也能協助墾荒；且圖表所需的知識程度不高，能夠使知識快速傳播，協助推廣調查。作為一種新文類，傳統的影響亦不能忽視，通過比對傳統物產志與當時的物產調查，進而認識時人如何認知並分類知識。地方志給予調查許多養分，地圖亦如是，如《浙江潮》將地圖製圖視作調查，可見地圖與調查之間的關聯性。通過比對《浙江潮》與方志的地圖，方志在資訊上較為精細，《浙江潮》則顯現較多現代元素。

　　總結來看，晚清的調查作為一種新的文類，定義處於模糊，易與當時的新聞記事混淆不清。連教授利用數位工具的方式，釐清調查之主題及風格，進而描繪出調查文類的輪廓。其次，社會調查與傳統方志雖有相似之處，但是從排版、地圖繪製乃至於詞彙，都可看出晚清社會調查的新軌跡。

　　演講結束後，評論人邱偉雲教授首先讚許連教授是史學界第一個運用數位人文的方法處理晚清的社會調查文本，並提出重要命題——如何發現、定義新文類的「新」以及意義的學者。本研究揭示社會調查折射出學科史、國族思想的內涵，嶄露社會調查作為新文類的特殊性。邱教授指出，社會調查的思考與梁啟超 (1873-1929) 的歷史統計學可能有關，歷史統計學運用統計原理，以宏大數據辨認歷史趨勢，產生新型知識。二者雖然皆為新型的知識型態，但仍具有中國傳統的連續性，特別是清代文獻學者，如顧棟高 (1749-1759)《春秋大事表》。連教授今日發表有別於過往的人工研究，且具有重複操作的特性，與梁啟超的主張若合符節。

　　接著，邱教授提出討論。第一，如何發現、定義新文類。邱教授提起芝加哥大學 Hoyt Long 教授、萊頓大學李友仁教授 (Paul Vierthaler) 的研究。Hoyt Long 教授討論私小說與浪漫小說的定義，通過模型發現部分文本游移在兩種文類之間，與社會調查、新聞相互混淆、越界的現象雷同。通過對經典的社會調查、新聞建立模型，進而形成光譜，當模型光譜建立時，就能以報刊思索當時對社會調查的認知程度，是萌芽、抑或是普及。李友仁教授研究明清文學，以詞向量建立野史、小說、正史模型，發現模型與社會階層之間有所關聯。社會調查作為新文類是否與晚清社會階層、市民階層有所聯繫？抑或是傳統士人在精神轉化下的產物？通過上述討論，針對傳統文類在演變過程的連續性、非連續性，進而論證社會調查對於知識分子在近代轉化中的內涵。另外，本研究將 1903 至 1906 年視為一體，然而時間序列擴大以後，就得考量時間因素。因此，未來在進行長時段的研究時，可思索如何將時間序列與世界變化納入討論。其次，或許能將本研究整理的 168 篇文章作為基礎，使 AI 學習進而分析更大量的文章，進行更長時段、龐雜的研究。

　　第二，日本的調查是配合政府文明開化的需求而來，柳田國男 (1875-1962) 與井上圓了 (1858-1919) 對民俗學的調查，將過往的迷信安定於現代性底下。因此，日本的調查蘊含著現代國家轉型的意義，留學生是否也受到此一思考的影響？第三，從行動者的角度出發，《雲南》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浙江潮》、《江蘇》也傾向革命，但是底下作者各有群體，未來可以將三者各自視為行動者，觀察其異同。最後，對分類思維的討論，可以將類書的物產與期刊的物產調查進行比對。唐宋迄今，從分類再分類的現象發掘概念的現代性，揭示近代轉型的思維，通過數位方法，進而開拓更多可能性。邱教授認為，連教授結合報刊篇目及關鍵詞，將過去不曾留意的細節並列，以雙模甚至多模網絡觀察，展現數位人文的亮點，未來或許有更多數據，可以發掘更多傳統研究難以察覺的現象。

　　連教授回應時，首先談及花費最多時間的部分在資料建置。針對時段的變化或可從詞彙改變切入，然而本研究所使用的文本，因為發行期間短，並不適合討論連續性。若從《東方雜誌》(1904-1948) 這一類發行時間長，也具有調查欄目的文本著手，或許可以更好呈現詞彙的改變。其次，雖然以數位方法進行研究，但是最終不能背離或脫離人文學、歷史學的語境，比如近代知識分子轉型、概念轉變，原本就是歷史學的重要題目，只是轉以新方法處理大量數據。另外，在東學影響上，留學生的確受到很大的刺激。關於行動者的問題，期刊編輯的身分容易掌握，但是調查作者的身分、作者與期刊之間的關係等問題，就較難處理。比如《浙江潮》與《江蘇》即闡明不公開調查者的身分，保護資料來源的作法，比較像是新聞而不是調查。至於其他方法，連教授指出先前以 LDA 處理，但結果不易解釋，因此才回到詞彙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