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維晟博士演講「明清東亞政經變局下的潮州商人」紀要

　　洪維晟教授此演講主要探討兩個問題：一、從東亞的政治、經濟變化，討論潮州商人的因應以及潮州商人貿易網絡的變遷；二、明清時期的潮州商人的身分為何？何以變成現今社會占有一席之地的商人？

　　演講伊始，洪教授首先定義何謂「潮州人」。地理學家司徒尚紀將三陽（揭陽、潮陽、海陽即潮安）、惠來、澄海、普寧、揭西、潮州、汕頭、南澳、饒平，大埔與豐順一部分等地歸類為「粵東福佬文化核心區」；海豐與陸豐則為「汕尾福佬文化亞區」。從地理學的概念來看，現在的粵東沿海，包括惠州、潮州沿海等地，皆屬於「福佬」文化區，其在語言上與閩南非常相近，正因如此，使得我們在研究明清時期經常忽略潮州人的存在，誤以為他們是閩南人。

　　《永樂大典．潮州圖經志》曾提及潮州地方的語言和文化分類，如「潮之分域，隸於廣，實古閩越地。其語言、嗜欲與閩之下四州頗類，廣、惠、梅、循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海豐與潮為近，語音不殊」，故現今潮州、惠州的海豐這些地方，其文化、語言與閩南的風俗習慣十分相近，尤其是漳州的東山、雲霄等地。十七世紀荷蘭殖民者曾對臺灣華人籍貫進行登記，其中漳州、泉州，以及廣東的潮州語系稱為「河洛」，同時期的英文文獻所提及的河洛即是指潮州人。

　　在現代學者研究中，黃挺指出明清時期閩粵之交的海上社群活動，是從北邊的福建東山島一直延伸到南邊潮州、惠來，彼此之間語言可以相通。陳春聲則認為宋元時期位於韓江上游的梅州和循州，其地與土音不能相通。韓江下游的語言與閩南接近，與當代韓江上游人群多行客家話，中游多「半山客」，下游人群講潮州話的情形十分類似。綜合明清時期的文獻及現代學者的研究來看，洪教授認為所謂的福佬人應該就是潮州人，其範圍不僅在漳州南部至海豐、陸豐等地，甚至現今的海南島也有這些人群。

　　洪教授接著討論明清之際潮州人興起的原因：一、就地理位置而言，潮州外海遍布大大小小的島嶼，明、清實施海禁政策時，這些島嶼遂成為走私貿易的據點；二、因為潮州商人有著亦盜亦商的性格，如明代嘉靖年間林國顯為梅嶺一帶（位於潮州與漳州交界）的海盜，林逢陽、林鳳、林道乾皆其姪孫；而在臺灣的方志中，曾有林鳳、林道乾到臺灣北港、新港、麻豆的記載，亦有明神宗時期討伐林鳳，林鳳自潮州逃往澎湖、魍港（今嘉義布袋）以及東南亞等地的紀錄，這些航路也逐漸形成潮洲商人海外移民的路線或貿易的網絡。

　　明清時期，蔗糖是潮州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也是潮州商人得以與中國國內市場和海外市場連結的商品。再者，「日本爭貢」與「朱紈抗倭」事件，使得中國沿海的貿易中心由江、浙轉移到閩、粵沿海一帶。據《熱蘭遮城日誌》記載，從中國沿海運至臺灣的糖，主要自潮州南澳、惠來。除了潮糖之外，潮州的船隻也帶來了劣質的布料、茯苓、糖漬蘿蔔、鹽、鐵、勞動力等。

　　就民間信仰而言，三山國王廟是屬於客家人與潮州人共同祭祀的神明，並不單屬其一，所以不能僅以三山國王廟來判斷是否為潮州人或客家人的信仰，必須以碑刻裡捐題的人來判斷群體為何。如臺南三山國王廟是由粵東的商民捐款建立，如果在三山國王廟裡可見另有祀奉韓愈、天后，才能夠較確定其廟為潮州人的信仰。很多三山國廟其實同時作為潮州會館，無論在臺灣或汕頭、海南島、天津皆有設立，故有商業、宗教並存的功能，以此凝聚潮州商人。

　　清代初期清廷為削弱在臺灣的鄭氏抗清勢力，故實施遷界、海禁政策，但根據日本江戶時期《華夷變態》的記載，仍有潮州地方的船隻航經臺灣至琉球，再前往日本貿易。由此可知，儘管在遷界、海禁期間，潮州商人在東亞地區的貿易活動仍非常活躍。海禁開放之後，潮州商人的貿易網絡又產生新的變化。清人藍鼎元〈潮州風俗考〉記載潮州商人至福建、寧波、上海、交廣、海南、日本等地貿易，其中呂宇官家族及陳啓瀛家族為潮州兩大對外販運的家族，足跡遍布東南亞一帶。此時，中國對日貿易的重心又從福建、廣東回到江浙沿海，潮州商人在江浙的勢力也逐漸被江浙商人所取代。

　　當時日本為防止白銀大量流出而發布貞享令，故潮州商人轉往東南亞貿易，其中最重要的國家為暹羅。暹羅的華人多為潮州人，暹羅王室也給予潮州人許多優待，使潮州商人得以藉此擴張貿易網絡至中國東北，例如將暹羅的蔗糖運至東北換取豆粕，再將豆粕運至江南換取絲綢。

　　十八、十九世紀的潮菸、潮糖、潮藍（藍靛），為潮州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此時潮州商人的勢力也逐漸回到江浙沿海，將烏糖、菸絲運至乍浦貿易，並透過葡萄牙人自澳門運鴉片賣往上海，也在江浙地方從事金融業、紡織業。同時，定居海外的潮州商人也回到汕頭活動，建立了南商、暹商、醬園以及果業四大公所。最後，當這些潮州商人經商有成，就開始透過科舉、捐納提升社會地位，進而培養族內子弟，在社會、政治上發揮影響力。

　　演講結束後，黃富三教授針對臺灣漳州客、福佬客的來源與分類提問。洪教授指出，現今雲林的二崙和崙背二鄉以潮州人為主體，人們也常稱這地方的人為「福佬客」，其在各種祭祀儀式中，皆會使用客家語和閩南語。洪教授認為可以再進一步討論臺灣「福佬客」，若從語言分類來看，福佬客是否就是潮州人？在廣東的海豐和陸豐沿海地區，人們所使用的語言就是福佬話，但現今臺灣社會中則多誤以為只要來自海豐和陸豐的漢人一定是客家人。而在潮州和惠州的沿海一帶的人，使用的語言也是福佬話。

　　林玉茹教授也補充，晚清之際臺灣也有潮州來的軍隊，其在恆春開山撫番之時，造成不少傷亡，之後恆春縣還將釐金一部分用於祭祀這些亡故的潮州軍人。另外，除了東港之外，從臺南的三山國王廟仍可看出潮州人與臺南關係密切，且臺灣北部的茶有一部分也是透過潮州外銷。

　　洪教授總結，潮州商人受到明清二代的海禁政策，與日本貞享令、暹羅的潮籍華人鄭信 (1734-1782) 創建吞武里王朝 (Thonburi Kingdom, 1767-1782) 等影響，使得其活動網絡從江浙沿海轉向閩粵沿海，又至東南亞一帶從事貿易與定居。十九世紀中葉後，潮州原有的出海口樟林港逐漸淤積，在開港後汕頭興起，汕頭港就此成為海內外潮州人活躍之處。潮州商人立足於汕頭港，重回江浙沿海做貿易，其商業實力掌握了上海當地金融業、典當業、紡織業等。順此脈絡，臺灣與潮州的關係，自明清以來就十分密切，但因為語言與文化之故，使得潮州人隱匿在閩南人（福佬人）的群體中，或許我們可以透過三山國王廟、潮州地名尋找臺灣潮州人的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