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瑪瓏教授演講「數位時代下劍橋怡和洋行檔案的解讀」紀要

　　中研院近史所朱瑪瓏教授以過去一年半在臺灣組成「怡和洋行手稿解讀班」之成果為題，於本次演講分享經驗。解讀班針對劍橋大學圖書館手稿室收藏的「怡和手稿」中，從臺灣各地寄到香港怡和總行的信件為主要討論內容。受近兩年疫情的影響，解讀班透過數位科技集結眾人力量，輔助「怡和檔」信件的解讀。例如以線上會議的形式進行，並利用切割手稿數位影像逐行切割貼上 word 檔，方便解讀班成員辦識對照手稿文字，並以 Facebook Group 的形式進行線上討論，分享線上資源與相關連結，這些都是仰賴現行的數位、網路科技才可能發生。

　　朱教授提到，會關注怡和檔有兩個緣由，其一是自博士論文以降的研究用到許多英文報刊，如 1827 年起中國最早的英文報刊——《廣州紀事報》(Canton Register)。其創辦者詹姆士．馬地臣 (James Matheson, 1796-1878) 同時也是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的創辦人，這引發朱教授對怡和洋行的好奇。除此之外，朱教授近來的研究計畫關注 1840 年以「動力煤」為燃料的輪船，燃料的產地來自何地。朱教授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怡和洋行也參與十九世紀東亞在地煤礦的產銷。1840 年代馬地臣從香港回到英國參選國會議員，在 1850 年代還擔任「大英火輪船公司」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的董事長，該公司受到英國政府的郵務補助，是最早營運從英國到印度、東南亞、亞洲航線的輪船公司，也是東亞沿岸最早的遠洋輪船公司，從中可知以馬地臣為代表的怡和洋行，涉入東亞動力能源史之深切。然而，在過去一年半怡和檔臺灣通信的解讀過程中，只發現這些少數幾則與煤炭相關的訊息。朱教授舉例，如 1864 年一封臺灣來信提到怡和洋行在基隆賣了五箱鴉片，並記錄了當時顛地洋行 (Dent & Co.) 在基隆有一處儲煤場 (coal depot)。

　　接著朱教授介紹怡和檔的組成。1935 年，怡和洋行將這批檔案從香港移往劍橋大學典藏。這些檔案被劍橋的檔案整理者分成 A 到 L 共十二類，當中 A 類是帳本，B 類是外地寄到香港的「收信」類 (In-correspondence)，也就是解讀班正在閱讀的書信，C 類則是香港寄到世界各地的「發信」類 (Out-correspondence)等等。楊聯陞 (1914-1990) 提到劍橋大學收藏的怡和檔也有不少中文檔案，可以在 H 類發現。在 I 類可以見到怡和洋行與其他公司的檔案，從檔案中的年代目錄，也可以看到石井摩耶子 (Ishii Mayako) 等學者早已注意到的，1860 年代怡和洋行或許因為鴉片生意不如以往的獲利，所以開始發展其他子公司產業，比如保險、製糖、鐵路、航運等等，目前可以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網站找到詳細的目錄。

　　B 類中有關臺灣的信件，分成「私人」(Private) 與「業務」(Business) 兩類，前者收信人為歷任怡和香港總行負責人（大班），常見與人事相關的內容；業務信函的收信人則寫成怡和洋行，討論一般性的日常公司營運，像是鴉片銷量、庫存等。第一年解讀班解讀了 1863-1878 年間臺灣發出的「私人信函」一共 36 封。第二年解讀臺灣發出的「業務信函」，該類收錄從 1855-1901 的信件，解讀班目前階段目標是解讀其中 1855-1864 年間的 274 封信。「私人信函」與「業務信函」又各自被檔案整理者分成 non-local（非中國境內）和 local（中國境內），而臺灣 (Formosa) 卻被獨立成另一個分類，與日本一樣有自己的條目。在「業務信函」中更出現了韓國的分類（圖一）。在子分類中，信件以地名英文字母排序，例如臺灣的分類，以基隆、臺灣府、打狗、淡水、大稻埕的順序編排。

圖一：怡和檔「收信類」(In-correspondence) 的編排組成

　　關於怡和檔的研究，時至今日成果很多。在怡和檔輾轉到英國不久後，1930 年代就有學者使用怡和檔進行研究。此後，諸如英國學者 Michael Greenberg (1914-1992)、劉廣京 (1921-2006)、香港學者張榮洋、日本學者石井寬治 (Ishii Kanzi)、石井摩耶子、村上衛 (Murakami Ei)、杉山伸也（Sugiyama Sinya）等。在眾多學者之中， Alain le Pichon (1944-2020) 的 China Trade and Empire: Jardine, Matheson & Co.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27-1843（《中國貿易與帝國：怡和洋行與英國在香港的統治（1827-1843）》）就系統性地以釐清香港殖民地源起為目的，將怡和檔做擇錄整理。解讀班日後解讀完畢，將效仿 Alain le Pichon 的體例將成果出版成冊，將可釐清怡和與臺灣開港之關係，並呈現開港前後臺灣對外貿易的實況。臺灣早期研究怡和檔的學者有黃富三教授與葉振輝教授，兩位都曾到劍橋大學抄閱怡和檔。葉教授在〈怡和檔臺灣史料輯要目次〉就提到他曾到劍橋大學抄閱怡和檔 1463 封，當時手稿部的主任告知葉氏所抄僅為怡和檔的百分之一。

　　解讀過程中，即使對單字片語、商業書信慣用語感到陌生，都能藉由網路協助，像是已有前人把蘇格蘭商業用語表格化，中研院所提供的眾多資料庫，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製作的「新加坡報紙資料庫」(Newspaper SG)，甚至海關資料也已製成中英地名對照，都提供解讀史料上的便利。解讀班團隊就利用海關的中英地名對照，發現「Chimoo」是指「深滬」，而過往研究則將「Chimoo」誤讀成「金門」。不過，朱教授也強調，即便現今數位及網路科技進步，我們仍不能過度仰賴科技，紙本仍有其不可取代性。

　　與談人陳計堯教授認為，朱教授的團隊使用數位技術，從過去已經有很多人研究的怡和檔，帶給我們一個新的視野。首先，在一個很強調數位科技的時代中，藉由新技術突破過往研究的侷限。其次，研究過程中必須關注網路世界有作偽的問題，因此必須重視資料的真偽性，比如資料庫收集大量資料且不易更動而具有公信力。再者，現今 AI 技術的進步，使得 AI 技術可以幫助我們辨認檔案。AI 技術也從原先僅能辨認印刷品的字體進階到辨認手稿，因此我們也要考慮到是否可以利用 AI 技術來協助我們辨認怡和洋行的手稿，減少辨認的錯誤。復次，商業書信及其表達在十九世紀中期，很多舊有的詞彙因為標準化而流失，所以需要關注當時的時代脈動。最後，朱教授的討論也有助於大家了解開港初期怡和洋行對臺灣的想法與關注，若能從中發現清政府如何看待臺灣開港，以及開港後各個口岸的發展，進而更全面地解答十九世紀各國以及清政府對臺灣的看法。

　　另一位與談人李佩蓁教授也是解讀班的成員之一，解讀班所解讀的業務信函，即是李教授就讀博士班時，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手稿室翻閱怡和檔而攜回。李教授也提到，因為怡和檔經由劍橋大學的條目式分類，導致檔案的原始脈絡被打散。舉例來說，如果在 B 類發現一個信件，該信件提到有一個會計報表附件，則需要到 A 類閱覽該信件的附件，又或是信件中提到他們有簽屬法律文件，那就必須到 F 類（契約類）調閱。李教授又以「率洛文 (Thomas Sullivan) 案」為例，率氏在怡和洋行擔任船長，在臺灣尚未開港之時，率氏即在淡水從事走私貿易，而被淡水同知要求繳稅。在書信中，僅提到當地官員生事，因此要將怡和檔中有關率洛文案的附件搜齊才能還原全貌。其次，率洛文案是一個外交事件，所以也有可能記錄在英國的外交部檔案。另一方面，率洛文案也有中國官員涉入，所以也要關注中文檔案。因此，從率洛文案脈絡爬梳的過程，若要使用怡和檔，則需要多角度的資料爬梳，才不會落入五里霧中。

　　會後，賴毓芝教授提問，近期閱讀史料發現，在東印度公司時期，國際溝通是多語對話。因此賴教授認為應該注意交流過程之中是誰擔任翻譯，而轉譯的過程又是如何？朱教授則以顛地洋行的打狗糖倉為例，在《倫敦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的介紹中提到洋船的船員有黑人、馬尼拉人、智利人等等，是非常國際化的組成。亦有學者提到該糖倉負責人的家世背景，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美國人，從小在南美洲生活。儘管有這些海上經濟成員的多元組成，但就怡和書信所見，須動用到翻譯的場合並不多見。例如怡和與府城商人金合和的中英文契約對照，推測可能透過銀師 (shroff) 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