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靜菲教授、唐慧博士演講「全球貿易與中國藝術的變革：一場關於技術與市場的對話」紀要

　　本次演講採取頗具創意的形式，由兩位講者先就各自的論題發表後，再進行對談。

　　首先演講的是施靜菲教授，講題為「實驗與創新：景德鎮青花瓷如何成為一項全球商品？」，該講題乃施教授以博士論文為基礎之後的延伸。施教授提到，近年來學界對陶瓷貿易中的商業性議題興趣盎然，但是面對十四世紀的時段，可供研究的材料，尤其是文獻資料，其實非常匱乏，讓研究的進行變得非常困難；另一方面，在全球史研究的熱潮中，陶瓷由於不會腐化，有大量的物質遺存，反而比絲綢、茶葉等材料更適合進行研究。近十幾年來，伴隨著世界各地大量新出土和出水材料的出現，讓陶瓷研究得以更順暢地加入全球史研究的行列，並補足文獻匱乏的情形。

　　十四世紀時期，歐洲霸權尚未進入亞洲，但亞洲地區其實已經形成一個自有的貿易體系，將東亞、東南亞、南亞和西亞緊密聯繫。從十三世紀後半到十四世紀前期，在貿易網絡中最風行的陶瓷商品是中國的龍泉窯青瓷，青花瓷則是到十四世紀中期才出現，而後到了十五世紀晚期，景德鎮的青花瓷已經取代龍泉窯，成為最暢銷的陶瓷商品。青花瓷作為一種新商品，如何介入既有的銷售網路，並成功取代已經存在多時的龍泉窯青瓷，是施教授此次演講所聚焦的重心。

　　就陶瓷史而言，亞洲貿易瓷約莫始於八、九世紀，當時還是以中國的單向輸出為主，呈現賣方市場的特徵，銷售地的買方並沒有太多選擇空間。到了十三、十四世紀，龍泉窯青瓷開始崛起，接替以前其他中國窯場的生產地位，並且開始形成一個陶瓷貿易的亞洲網絡。此時就不再僅是中國的單向決定商品的類型，如阿拉伯地區就開始出現尺寸超大的大盤，是西亞區域的專門定制。另外，世界各地對中國瓷器也有明確的偏好差異，如東南亞地區就流行某種小樣特殊器形。至十四世紀中期的陶瓷貿易中，景德鎮開始崛起，而龍泉窯仍占據主流，譬如 1323 年的韓國新安沉船中，龍泉窯有 12,000 件，景德鎮則有 6,000 件，說明此時景德鎮已經開始進入由龍泉窯時期建立起來的緊密貿易網絡中，然而仍處於市場追逐者的位置。

　　景德鎮之所以能夠後來居上，一大原因是其非常善於進行技術創新。景德鎮最開始燒製的陶瓷品類是十世紀時中國內地廣泛流行的青瓷和白瓷，而後又燒製一種介於青瓷和白瓷之間的青白瓷，且很快地占據了內銷及外銷市場，成為主流陶瓷商品，變成南方各地窯場的主流品類。1300 年代前後，景德鎮開始生產一種被稱為樞府型白瓷的新品種，將白瓷的白度提升。更有趣的是，此後景德鎮開始燒製在瓷器表面上以顏料繪製圖案的作品，例如釉上的紅綠彩，釉下的鐵繪，以及用銅和鈷作為著色劑的釉裏紅和青花瓷。並因應青白瓷、樞府型白瓷及釉下彩瓷，發展不同的釉料配方。而在燒製技術上，景德鎮也將北方流行的饅頭窯和南方流行的龍窯進行融合，後來演變成一種類似於雞蛋形狀的窯，被稱為鎮窯。在瓷胎的原料上，景德鎮為了應對瓷石耗盡的問題，在胎體中添加了高嶺土，成功解決此問題，同時還增加了製成品的硬度和韌性。

　　景德鎮風行貿易瓷市場的另一個原因，為其善於把握市場喜好，順應潮流。景德鎮繼承龍泉窯已知的不同偏好並精進之，譬如在伊斯蘭地區以非常精美的大型器為主，東南亞部分地區是較為簡單的小型器，在中國內地則是酒器和訂制器，可見景德鎮青花的銷售會因應不同區域而各有側重。同時景德鎮也將青花瓷釉下彩繪的圖案特性加以利用，不斷運用中國本土的圖像素材進行改造和重組，以適應不同區域市場的喜好，尤見於對繁複裝飾圖樣特別喜愛的西亞。多重因素造就景德鎮在十五世紀以後占據市場主流，可見其善於應變、積極經營市場的特點。

　　接著，由唐慧博士演講「多彩的追求：十八世紀中國歐洲釉上彩瓷器貿易」，為唐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唐博士研究的時間段往後推到十八世紀，相對於十四世紀，十八世紀可供研究的文本材料變得非常豐富，包括清宮造辦處的檔案和東印度公司的紀錄等；而且物質遺存呈現爆炸性地增長，僅荷蘭和英國就進口多達 7,000 多萬件中國瓷器，涵蓋各種中國瓷器品類。和施教授一樣，唐博士關注的同樣是在全球瓷器貿易網絡中作為生產地的中國，如何因應消費地區需求的各種變化進行調整。具體而言，唐博士研究的是十八世紀新的瓷器品種——釉上彩瓷——出現後，和其他瓷器品類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如何影響中國當地的生產銷售網絡。

　　首先，作為背景，歐洲開始追求一種新的瓷器風格，進而引發了一次重大的技術革新，其中包括新的釉上彩料（可以變化出各種顏色的色階，讓色彩表現更豐富）、新的繪法（需要用油來進行調和，視覺上有堆積的效果而非以往的平塗），以及新的燒造方式（由於明爐、暗爐的使用，對燒製溫度的要求降低到大約攝氏七百度左右，更便於窯工進行操作）。中國到 1720 年代後期，已經從需要仰仗西洋進口的琺瑯彩料，發展到自主研發各種彩料，並成功地將中國製的釉上彩瓷銷往歐洲。

　　在具體的交易細節上，雙邊貿易主要的進口商英國東印度公司會在每艘船上配備記錄員，巨細靡遺地記下航行中的所見所聞，其中關於瓷器貿易的記錄就涵蓋了價格和質量，以及在廣州瓷器商店的交易情況。唐博士利用這些紀錄進行詳盡的數據統計，進而將十八世紀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從 1720 年代到 1750 年代，此時釉上彩的價格高於青花，主要為此乃新發明的品類，且符合英國方最新款、最時髦的潮流需求。

　　第二階段是 1750 年代到 1780 年，此階段釉上彩瓷器的出口激增，對此，唐博士解釋，從 1750 年代開始，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開始成為主要的加彩地，從而能夠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和規模。產銷同地讓瓷器的銷售變得更加專業化，出現很多行商以外的小商販，甚至連商店街的規模也一併擴大。隨著貿易量激增，整個銷售網絡也開始呈現精緻化、複雜化的特徵，譬如出現了私人訂製的中間人、瓷器成套成組進行販賣、製作樣品進行打樣，以及開設陳列室 (showroom) 等。也就是說，清代的陶瓷史並不只是從一種瓷器類型轉向另一種類型那麼簡單，在社會史層面，還涉及到一整套生產和銷售的社會系統的重組和變革。

　　在討論環節，賴毓芝教授總結，以往學界的關注點主要是在藝術的生產端，較為忽略藝術的接受端或是消費端，這樣的視野實際是有所偏差的。賴教授進一步追問，當藝術開始不再只關注生產端的時候，催生藝術變革的動力到底是生產端？抑或是消費端？施教授回應，就十四世紀的情況來看，其實品位的改變並非一夕之間就發生，而是持續了很長的時間；至於品位的仲裁者，具體是哪方也很難說，更像是不同地域以及生產接受鏈條不停互動的過程。唐博士回應，就十八世紀的情況來看，在中國國內，應該是以宮廷為品位的主導者，而放到國際的環境，中國宮廷的品位多是受西洋的影響，但作用也並不一定是單向的，情況其實頗為複雜。此外，在場學者也就東南亞的元青花、彩瓷的民間消費、成套成組的具體概念、具體上彩原料的來源，以及此時的製作分工體系中是否已經出現類似設計師的角色等議題，充分交流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