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會∙經濟∙環境史研究暨劉翠溶院士八十大壽誌慶」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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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本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合辦之「近代社會．經濟．環境史研究暨劉翠溶院士八十大壽誌慶」學術研討會，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三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為祝賀劉翠溶院士八十大壽，邀請多位學者就制度、經濟、環境等層面，探討近代社會型態之變遷。會議首日邀請中研院黃進興副院長、臺史所許雪姬所長主持開幕式。此次研討會分為一場專題演講與五個場次，共計發表十六篇論文。因篇幅所限，與談與討論爰以省略。
12 月 1 日
第一場
專題演講
主持人：許雪姬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發表人：劉翠溶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講 題：臺灣的口罩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之一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國大陸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臺灣的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便向中國大陸疾控中心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國際衛生條例 (IHR) 窗口確認疫情訊息，以及落實標準作業程序，啟動邊境檢疫措施。然而，直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新型冠狀病毒所引發之病情仍未趨緩，且鄰近國家接連出現自武漢移入的確診個案，因此為確保國人健康，疾管署宣布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由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擔任指揮官。劉翠溶教授在上述背景下，以口罩措施為主軸，有系統地整理防疫時期的口罩制度，探討臺灣對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近兩年來的措施及成效，如：建立生產線、市場供應機制、實名制、援外行動等。未來劉教授也預備從臺灣的防疫政策及疫苗的取得與接種方面，檢討臺灣的作為，並更進一步從國際上研究相關議題，期待能完整記錄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之現象。
第二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林文凱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發表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題 目：從同治朝巴縣檔案竊盜類失物來看地方的物質消費
發表人：邱澎生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題 目：由律學檢視明代商業法律的建構和運作
發表人：潘敏德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Oswego 分校歷史學系）
題 目：The li in Qing Criminal Adjudication: Tianli (heavenly principle) or qingli（天理抑或情理：論「理」在清代刑事審判中所起的作用）
巫仁恕教授發表的內容為其專書中的一部分，近年來討論中國消費文化與消費史時，幾乎都局限於上層階級、宮廷、官員等層面，缺乏關於大眾、中間階層的物質消費歷史紀錄；因此，巫教授利用《巴縣檔案》竊盜類中的失物清單，來探討地方物質消費的問題。此類竊盜案中的失主或事主剛好為傳統文獻中的「中人十家之產」，正好可反映其物質消費。從討論贓物失單的真實性、失竊主流物品的類別變化中，可知相較於乾隆時期，服飾、貴重金屬器皿、首飾、日常用品等比重上升，而牲畜比例明顯下降，另外還多了書籍、文具（以硯臺最多）、骨董、字畫等文化收藏，說明當地物質消費提高及持續發展。另外，也能從物品的類別看到社會階層化的有趣現象，例如擁有「狐裘」代表上流社會，「羊裘」則代表中流社會；而有些身分職業並不特別高，如佃農、兵勇、幫工等，卻擁有昂貴物品及一定的物質水平；或如退休的鄉紳、幕友、職員與生員一類社會群體，傾向收藏文化商品作為其身分象徵。
邱澎生教授以十六世紀以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主軸，隨著全國長程貿易與國內市場成長的經濟增長，透過制度變遷的角度探討社會結構的改變，將法律、國家與權力的部分拉回明清市場經濟的發展，擺在全國脈絡底下考察。邱教授首先分析明代法律書籍本身格式演變，指出明清中國的法律專家流行的推理方式，是「以犧牲法理的複雜性與精確性為代價，轉而追求同一性 (uniformity) 與通貫性 (comprehensiveness)」。中央政府為因應全國各地程度有別的經濟發展，調整了既有的財稅與市場管制政令，並反映在明代法律條文的增修與刪改過程中。接著，從欠債、市場秩序、特定商品的財稅與規範三部分，談及法律註釋家對於法條的詮釋。由明至清，司法體系內部「就法律論法律」的專業知識與法理解釋能力都有所提升，實為協助改善當時中國經商環境的重要制度基礎，此種能力也展現在明代律學家對《大明律例》商業相關條文的註釋內容與方式上。
潘敏德教授針對情（人情）、理（天理）、法（國法）中的「理」，在清代刑事司法審判的實務中如何表述、定義，在審判過程如何作用，以及對審判結果的影響作出研究。潘教授梳理《刑案匯覽》和《成案續編》中明確使用「理」字，或是法律術語及準法律術語的案例，推論刑事審判中的理與儒家的天理概念並無關聯，並表示「理」在清代刑事司法審判中的三個表達面向，分別是「理直、理曲」、「情理（案卷中案情表述的邏輯）」、「約定俗成的社會習慣」。若「理」之表述意涵為曲直，在司法審判中會起到決定生死的作用，理直可減輕刑罰、理曲則會加重；若為口供或題本中所陳述案情邏輯的情理、常理，則有可能成為法司駁案重審的原因；若為社會公認之常規，則或可引用為減輕刑罰之理由。上述三類「理」皆會影響刑事案件審判的結果；另外，在個別案例中，社會公認的常理甚至會進而以「例」的形式在《大清律例》中固化。
第三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謝國興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發表人：曾美芳教授（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
題 目：明代的財政數字及其對財政管理的意義
發表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題 目：喜啦茶：浙江之貢茶與商貿
發表人：陳國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題 目：道光廿五年福建的福州杉貿易
發表人：江豐兆（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明清至民初淮北食鹽生產與管理的變化
談及財政研究，過去主要探討的多為財政數字的分析與整理。曾美芳教授在回顧過去研究及蒐集財政數字時，卻因數字差異過大，且大多缺乏連續性比較的基礎，導致難以復原明代的財政狀況。因此，曾教授聚焦於冊籍的數字、國家財政總數及其收支變化三個面向，觀察明代財政制度的運作，試圖建立一個有邏輯的財政管理系統。曾教授指出，明代無論在冊籍的編制或國家財政系統的數字管理中，其實都有內在運作的成熟制度及理性邏輯，從明代縝密的數字中，可見地方政府進行賦稅分配的謹慎；從歷年國家財政數字的調整上，反映官僚群體維持國家輕徭薄賦的理想；從軍費支出的計算中，認識明代財政官僚管理技術的進步。財政數字代表的不僅是數字本身，亦為國家內部資源的流動與交換，在明代看似沉重的框架下，承載了一個由實物稅收逐步邁向以銀徵稅的時代。
賴惠敏教授以喜啦茶 (sira cai) 出發，探討浙江貢茶與其商貿網絡，從茶商、茶引制度、茶釐等方面理解浙江貢茶的數量、發展，以及解交內務府的茶菓盈餘銀兩。喜啦茶 (sira cai) 為蒙文，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字典的解釋為茶磚的八分之一 (one-eighth of a tea brick)，以「包」或「簍」為單位，因此內閣大庫檔案登記名為「包子茶」，而康熙朝到乾隆朝的檔案改稱為黃茶。黃茶為浙江茶葉的通稱，產地在紹興，集散地為平水，因水路交通便利及腹地廣大，在清初即行銷華北地區，帶動了黃茶在華北和蒙古間的消費。喜啦茶原為元朝時期蒙古人喜愛的飲品，但清廷為統治蒙古地方而展開跨文化界限的交流，後成為滿州皇帝宴請蒙古王公禮儀之一，在宮廷日常中扮演重要角色，無論是在喪葬儀式、陵寢祭祀、葬傳佛教的儀軌中皆不可或缺。
陳國棟教授的論文指陳木材及森林產品，在清代福建物產中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中產地以閩江流域的中上游為大宗，出口港為福州港，因此也為這些木材贏得「福州杉」的美名。然而，閩江流域木材的產銷卻少有人研究；因此，陳教授利用英國翻譯官巴夏禮 (Harry Parkes) 1845 年所做之福州港中式帆船進出口資料，窺探蠡測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福州杉的出口概況。巴夏禮 1845 年所蒐集的調查報告中，有一份福州港船運與海上貿易的資料，標題為 “Summary of the Native Maritime Trade of Foo-chow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 with remarks on its state and nature, and some account of the Inland Commerce.”，文件傳遞流程如下：巴夏禮—阿禮國—德庇時—亞伯丁。報告中介紹了進出福州的船舶種類、與福州往來的貿易總值及物產、木材產銷的實際數字、帆船載運木料的方式（如趕繒船、花屁股等），以及特殊的放流形式——梢排。陳教授表示，目前僅將史料與背景做一簡介，未來會再進一步深究。
江豐兆本次發表的內容為其博士論文中延伸出的議題，透過各式鹽書的記載，如考察鹽務行政組織、行鹽疆界、運銷制度的變遷與實際情況等，以光緒朝為界，討論明代至光緒朝、光緒朝至民國初年兩個時間段限，淮北鹽場的食鹽生產方式，與其鹽場管理變化的概況。兩淮鹽場是明清兩代鹽稅的主要來源，大抵以淮河為界，分為淮北鹽場與淮南鹽場。淮南鹽場採取「煎煮法」，利用人工加熱的方式獲取食鹽結晶，且鹽區相當廣大，而淮北鹽場僅占五分之一，因此在鹽業史上，長期以來淮南鹽場的重要性大於淮北鹽場。然而此現象在清道光朝後出現改變，淮北鹽場的重要性日益趨增，最後於民國初年鹽產額超越淮南鹽場。但發表人也表示，關於淮北鹽場曬鹽技術的由來、傳播過程，抑或生產方的商人、竈民採取之工法產生變遷之原因等，現階段的相關資料尚且不足，有待未來更進一步考察。
第四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范毅軍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白璧玲博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范毅軍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題 目：明清驛遞制度下驛站網絡與訊息傳遞的時空分析
發表人：孫慧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題 目：知識與權力：上海新式出版業的資金募集網絡 (1928-1937)
發表人：顧雅文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題 目：大溪三層地區的水環境與水文化
白璧玲博士發表的文章為其在范毅軍教授指導下寫成，說明自秦漢以來，日常體系的發展至明清時期已綜合歷代規制，形成驛遞文書的具體規範，驛路路網在軍事防禦及交通運輸上的功能也逐漸顯著。因此，白博士藉由整合 GIS 中心開發維運「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CCTS)，所累積研製之明清時期相關數值歷史地圖資料，運用地理資訊科學研究方法，以明清時期的驛站設置之空間結構，及驛遞制度規範為主軸，進行時空分析。接著，更進一步結合史料所記載驛傳之相關事例，探討驛路運行模式、驛路里程分析、行旅取境之時空特性，以及驛路體系的效能與限制等議題，論述驛站路網體系對於中央訊息傳遞、地方控制所具有的實際功能與作用。透過這樣的分析，可了解明清驛站之空間布局實有其完整性，當國力興盛且驛馬等資源充足時，驛站體系便可有效運作，官方亦可充分掌握訊息收發的控制權，其變遷也反映出明清以來疆域發展的歷程。最後，范教授補充 GIS 體系在歷史研究上所扮演的角色，望本次發表能拋磚引玉，用新工具、新方法重新認識舊材料，作為歷史研究者的新思考。
孫慧敏教授以《實業部．商業司》檔案為主要史料來源，聚焦於以下三個問題：一、內容生產者對新式出版業的投資。過去探討以機器印刷為出版方式的新式出版業時，多以印刷（商業、市場）或編輯（書籍、文化影響）兩方面為主，而孫教授則側重新式出版產業中知識人的商業價值。新式出版業是一種資本密集的產業，編輯、印刷及發行皆須募集大量資本；因此，知識勞動者可能同時也是投資者。二、新式出版業的資本募集網絡。在籌組公司、募集資本的過程中，人脈的重要性絕不亞於經濟能力本身。孫教授表示，親緣及地緣是最普遍的募集管道，然而，以學校為中心建立起的師生、同事與校友網絡，是知識人創業者獨有的利器。三、政治權力的介入。政治權力扮演的角色牽涉資本的討論，政治人物是很重要的資金來源，而現職官員對出版業的投資，既可能是因認同業者的文化理念，也可能是為了收取股息，或想藉此達成某些政治目的。要針對二十一家樣本公司做出全面性的完整分析，還有待後續深入研究。
顧雅文教授從歷史文獻、圖像與訪談中找出大溪三層地區水環境之相關材料，應用 GIS 整合史料中的空間資訊，重構出清代以來此地居民與陂塘間長期孕育出的水文化。選擇桃園大溪三層地區作為研究範圍，是因其在空間、歷史及研究材料皆有其特殊性，桃園臺地為全世界陂塘密度最高的地區，然而既有研究主要聚焦於大圳灌區，至多將陂塘與桃園、石門大圳視為一個系統，卻未曾關注三層地區之水利開發，不是被排除在調查區外，就是被全然地忽視。另外，近年來有新出土的梅鶴林家家族文書及田野調查與口述史料，因此，顧教授從環境史角度切入，調查人與水之間長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水景」(waterscape)。水景不僅是自然生態空間，也形構出社經活動、生命信仰、孩童戲水、婦女勞動、歲時生活等各種空間場域，此方法有效突破了小尺度水利史研究時常面臨的缺乏文獻記載之困境，並提供了進一步理解三層陂塘社會的線索；既能補充既有研究成果之不足，亦填補了桃園臺地水文化缺失的一環。
12 月 2 日
第五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陳國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表人：宋惠中教授（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學系）
題 目：清代閩北開發與士人議論：土客衝突與環境的視角
發表人：張繼瑩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研究所）
題 目：生態與政治：環境史視野下的蝗災
宋惠中教授的文章闡述清代閩北地區，在政治上是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交界，經濟上是閩江中游、長江下游與東南沿海三大區的交界，在族群上是漢族、畲族，及江西、福建、廣東移民和土著、客家的匯集點，為具有多元性與邊陲性雙重特色的地區。宋教授以茶葉為例，探討清代閩北地區建寧、延平、邵武三府的商品經濟發展，實受到兩個主要因素制約：第一、受到環境資源的制約。閩浙贛交界地區山多田少，農林墾殖不得不往山區開發，過度的發展造成水土流失，不但收成因此減少，也波及山下的水田，因此引起平地農民反彈與官方介入，使得經濟作物的種植受到規範與控制。第二、外部市場的結構性因素。清代閩北地區的經濟作物皆以外銷為導向生產，在外需市場的架構下，產品價格、數量都無法由生產者決定，而是由外來商人或包買者決定，基本上商品經濟的發展受制於生產以外的因素，也是清末民初閩北茶葉快速衰微的主要原因。
張繼瑩教授探討歷代捕蝗知識的形成與轉變，並思考文化、法律及管理等因素如何影響捕蝗的事務與發展。本文由四個主題切入：人對環境的理解、改造環境的成效、成為政治的環境、生態與政策不協調。捕蝗的概念與實際行動並非靜態的關係，而是隨著時代會有不同理解，捕蝗雖為防治的指導方針，但捕蝗並非都能成功，捕蝗與不捕蝗的爭論也一直存在歷史當中，如何轉化失敗的經驗納入蝗蟲相關知識，重新思考防治蝗蟲的方式，都是值得討論的議題。在政府推動捕蝗行動下，蝗蟲的遷徙特色往往讓有治理界線的地方官感到無法掌握，增添防治上的困難。不管技術如何進步，人力捕蝗仍是面對蝗災的主要方式，但有幾項龐大且複雜的問題，如除蝗的費用如何分攤？人類是否有足夠的知識面對蝗災？無界限的蝗災與有界限的治理，該如何調和兩者的平衡？皆是當時蝗災肆虐時十分重要的課題。
第六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洪廣冀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發表人：林明燦博士（仁德醫護管理學校通識中心講師）
題 目：1944-45 年後龍飛行場空間結構及環境因素分析
發表人：呂紹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題 目：有望的熱帶：臺灣古柯產業與日本殖民地熱帶想像
發表人：劉士永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Global Professor）
題 目：反思邊疆研究在美國環境史發展初期的意義
林明燦博士首先說明，後龍飛行場在二次大戰後隨即荒廢，然保留許多軍事建築，加上田野調查、口述資料，以及航拍圖與海外史料的徵集，探討 1944 年至 1945 年後龍飛行場的空間結構及環境因素，並分為：飛行場相關資料分析、美軍航空照片與現地疊圖分析相關軍事設施、擴大至二戰前後相關檔案分析即現地考察是否有更多軍事設施，以及以軍事角度重新建構戰爭結束前後龍飛行場整體軍事防禦體系四部分來探討。研究顯示，後龍飛行場周邊有天然沙丘地形，且受到東北風與飛沙影響，影響整個防禦體系的架構，依照周邊環境建造軍事設施，如砂崙湖區的營區、基地、機堡、滑行道、聯絡道、水塔，飛行場區的飛行場、跑道，又或是周邊沙丘興建的油庫等。林博士也指出，探訪飛行場周邊的軍事設施時，因軍事單位撤裁後空間逐漸荒廢，植林造成小道消失、登山不易，野生動物增加（毒蛇），此類惡劣的郊山環境增加了田野調查的難度，也是研究時所遇到的困境，之後或可利用空拍機進行考察，也期望未來能有更多學者參與研究。
呂紹理教授的研究點出在二十世紀初期，古柯樹苗已悄然在臺北苗圃現蹤，經過十餘年的試驗栽植與推廣，至 1930 年代，臺灣已躍升為東亞地區最大的古柯葉生產及出口中心。古柯生長於祕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海拔 1500 至 1600 公尺高的安地斯山區，屬古柯科的古柯屬 (Erythroxylum coca) 灌木。目前學界對古柯及古柯鹼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碩，有毒品及犯罪視角，亦有社會與宗教、醫療運用、消費需求與市場行銷等面向，而呂教授著眼於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在臺灣發展古柯栽培、古柯葉生產、古柯鹼製造的歷史，並在陳凱雯教授的研究基礎上，以星製藥會社為例，探討典型殖民地的經濟型態：由臺灣提供勞力並生產乾葉原料後，再由日本方生產古柯鹼。接著，呂教授更細緻的處理了古柯葉產量的推定、古柯葉與古柯鹼的流通網絡、臺灣古柯產業興起與全球古柯產業連動關係等議題。
劉士永教授聚焦於美國中西部荒野與水資源，重新理解環境史如何在美國生根，並發展出對於荒野 (wildness) 與自然 (nature) 的關懷。目前關於美國環境史的研究，受美國環境史家作品影響很深，包括唐納德．休斯 (J. Donald Hughes)、唐納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等。大抵而言，美國環境史的發展源於 1970 年代環保運動的影響，甚至在反覆的驗證與辯論當中，也將美國環境史與環境保護主義的道德與政治訴求加以聯繫。回顧早期研究作品時，撒繆爾．海斯 (Samuel Hays)《保護與效率福音》(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與羅德瑞克．納什 (Roderick Nash)《荒野與美國心靈》(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在研究發展過程中反覆被許多美國環境史家引用，但撒繆爾．海斯的訴求並不在環境本身，主要談論的其實是十九世紀以來進步保守主義 (Progressive conservatism) 者對西部荒野開發的概念；而羅德瑞克．納什繼承其觀點，更注重荒野開拓的過程，形塑今日美國何以成為美國的論證。最後，劉教授反思，以臺灣、東亞為對象時，與西方經驗有何不同？環境主義究竟是一種流行還是道德價值？另外，關於「回歸自然生態」的議題，是對於當下工業與人為汙染所產生的不滿，那麼是否該視非臺灣原生種的生物為自然的一部分？又該回歸到何時、何種狀態下的自然？這些都是環境保護與抉擇思考的兩面性探討。
（照片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