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偉教授演講「十八世紀初清朝對西藏的地圖測繪以及情報蒐集——從一位在西學與中國間的喇嘛談起」紀要

　　「從陸地與海洋發明帝國的歷史」系列演講，第三講由孔令偉教授擔任主講人。孔教授現任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其研究聚焦於歐亞大陸交流史、科學史與地圖繪測等領域。

　　近來關於歐亞科學史及輿圖繪測之研究，逐漸從中國被動接受歐洲地圖技術，轉變為中國與歐洲雙向交互的過程。孔教授認為應從全球史視野的脈絡下，納入西藏、新疆等非傳統中國的部分共同討論。除了地理格局外，西藏、新疆等地在知識傳遞的過程中，更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

　　孔教授從清康熙時期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 (tshul khrims bzang po rab 'byams pa) 的西藏地圖測繪出發。楚兒沁藏布因掌握地圖測繪的技術，在 1716 到 1718 年受派前往西藏進行測繪與情報搜集。其測繪成果被耶穌會士轉化成《皇輿全覽圖》的西藏部分，最終影響到歐洲。而清朝以情報搜集為目的所進行的地圖測繪，與其對十八世紀以降的歐洲地圖學界所造成的迴響，是本研究欲探討之範疇。

西藏地圖的歐亞知識系譜

　　西藏地圖很早便已形成，但因各種現實因素，現今留存的實物被視為國家機密，難以流通和取得。此問題其實早自清代便已存在，非當代才出現，也因此過去學者往往會認為西藏缺乏繪製地圖的能力。

　　西藏傳統的地理知識認為，西藏乃是一個條件艱苦、女魔寄生之地，而自佛教知識傳入，透過寺院調伏土地後才開始逐漸發展。透過清朝與西藏的關聯性和來華耶穌會士的因素，當地流通的本土知識開始被納入清帝國，且被繪製在相對精確的經緯網絡之中，最後又傳入歐洲，由此開展現代西藏地理知識發源的濫觴。

　　2020 年 5 月，位於西藏西北和新疆東南交界的拉達克發生中印邊境衝突。其實拉達克自清朝便是蒐集印度、準噶爾與俄羅斯等地區地理資訊的情報中心，故相較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或俄羅斯，清朝實際上掌握更多歐亞局勢的情報。而中印在拉達克爆發邊境衝突時，中共官方巧妙地在同月宣布完成重測珠穆朗瑪峰的任務成功。若將此關聯投射到清朝，孔教授認為這兩件事情之間具有一定關聯性，且符合歷史一種押韻的過程。清朝在測量當時認定最高峰岡底斯山時，亦有其地緣政治的考量。是故研究西藏地圖測繪時，實際上也能反照當代國際議題。

「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係何許人也？

　　漢文史料與學者過去對於楚兒沁藏布雖有著墨，然存在不少誤解。就當代意義下，楚兒沁藏布被視為聖母峰與岡底斯山科學測繪的第一人。2019 年 5 月中國科學研究院發表之文章，從歷史學的角度論證喜馬拉雅山的主權，然而文中誤植勘測年代，甚至將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視為兩個人。在 1930 年代的先行研究中，也可發現一些史實考訂上的錯誤，可見關於楚兒沁藏布及其所率領之西藏測繪活動，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孔教授採用西藏寺院檔案、臺北故宮所藏之滿文、蒙文與漢文的相關檔案，以及耶穌會士的法文回憶錄作為研究史料。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中，「蘭木占巴」係其頭銜。關於此人的出身，最早可在康熙二十二年 (1683) 的大藏經校勘工作中找到，爾後又擔任裕親王廟的大喇嘛、皇帝六十大壽的領經喇嘛，以及康熙五十四年 (1706)《時憲曆》藏文翻譯之工作。可知楚兒沁藏布具有相當程度的天文曆算知識，且與滿洲皇室關係密切。

　　根據耶穌會士雷孝思 (Jean-Baptiste Regis) 回憶錄的記載，因為 1709 年將領赫壽所測繪的西藏地圖精確度不夠，因此開始計畫性地培養幾何學與算術人才。起初康熙皇帝並無派藏地喇嘛前往測繪的意圖，而是欲選用耶穌會傳教士。但是耶穌會士欲在拉薩設立教堂所引發的騷動，以及面對達賴喇嘛跪拜禮所衍生教權與皇權之間隱微的權力競逐等問題，致使康熙皇帝改派當地喇嘛執行。1716 年康熙皇帝從蒙養齋選派楚兒沁藏布前往西寧、拉薩以及當時被視為恆河源頭的岡底斯山進行測繪，而探查恆河源流也正體現當時清廷的蒙藏佛教世界觀。

　　在 1716 到 1718 年間，楚兒沁藏布如何完成西藏測繪？根據文獻，1717 年楚兒沁藏布在岡底斯山調查恆河源頭時，遭遇到準噶爾蒙古派兵奇襲衛藏。囿於此一緊急事件，他無法到岡底斯山實地考察，而是通過布達拉宮與地方寺院收藏的藏文資料進行考證推估。也因此事件，楚兒沁藏布改由昌都、甘孜一路撤出西藏，經成都再輾轉返回北京，他所攜帶的資料，成為 1719 年《皇輿全覽圖》增訂西藏部分的基礎。但在缺乏岡底斯山海拔高度的考察資訊之下，傳教士們僅能依數學計算評估，將西藏地區增納進《皇輿全覽圖》。

　　從拉薩撤退的路程中，楚兒沁藏布以清廷欽差的角色籠絡在地勢力，對康熙鞏固邊疆發揮很大的作用。因此，完成西藏測繪任務後，楚兒沁藏布繼續蒐集情報，例如 1720 年作為清朝代表護送七世達賴喇嘛進入拉薩，成為康熙勢力在西藏的延伸。康熙駕崩後，也依舊代表清廷在中原與西藏之間的聯繫，如以「管理打箭爐稅課事務扎薩克喇嘛」之身分，向雍正皇帝密奏衛藏與多康的情報。

恆河源流：東西方地圖學的知識交匯

　　楚兒沁藏布所繪製的西藏地圖及其背後的地理學知識，對當時歐洲產生很大的衝擊。在雷孝思回憶錄中可以看到，楚兒沁藏布在 1719 年把測繪結果帶回北京後，耶穌會士對其測繪結果雖抱持肯定的態度，但不無保留。其中雷孝思認為楚兒沁藏布最大的錯誤，便是把實際位於北緯29度36分的拉薩畫在北緯 30 度以北。

　　究竟楚兒沁藏布是否將拉薩緯度畫錯了？在材料取得困難的情況之下，孔教授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輿圖編號 851 的手稿上發現楚兒沁藏布將拉薩畫在北緯30度以南，故耶穌會的指稱並不成立。然這之間的矛盾是如何產生的呢？孔教授認為，是手稿經由內務府繪工手筆謄繪時產生的錯誤，又因蒙養齋算學館與耶穌會士間隱性的競爭關係，造成此錯誤未被揭示於公。

　　而後，此謄繪地圖被寄至歐洲，經當時的法蘭西學者唐維爾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再以在印度所取得的資訊和天文曆算技術校勘，在 1730 年代以降陸續刊行修訂本。就結果來說，東西方學界對拉薩經緯度的見解是不謀而合的。

在歐洲地理學界的迴響

　　在《印度地理古史》中，唐維爾自述關於恆河源流的認知來自於康熙之測繪結果：穿越兩個大湖，沿著河道西流直到群山交匯處，轉向南方流往印度。而康熙五十九年 (1720) 上諭對西藏的考證，則顯示了西藏傳統地理觀念的想像。孔教授以多語種地名的知識考古學對比唐維爾及康熙上諭二種史料，發現法國傳教會士在西藏地名上受到楚兒沁藏布的影響，而楚兒沁藏布背後又代表著一系列西藏佛教地理知識。到了 1776 年，法國印度學的先驅杜佩隆 (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 撰文考訂恆河源頭，指出關於恆河貫通兩大湖泊的論述是錯誤的。

　　十九世紀，英國基於對印度經濟利益的考量，楚兒沁藏布的地圖再度獲得地理學者的關注。在《大英百科全書》中，可以看到其將西藏地圖的起源歸結於西藏喇嘛地圖 (the lamas’ map)。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知識傳遞的過程：藏地喇嘛將知識傳給康熙，實現他完整的帝國地圖，皇帝再提供給雷孝思等人。而耶穌會士又將此資訊流通到歐洲學者手上，經過十八世紀後半的討論後，被納入《大英百科全書》，開始知識的普及化，最後變成十九、二十世紀中亞實地考察的驗證基礎。

結語

　　根據史料考證，楚兒沁藏布曾於蒙養齋算學館學習歐洲知識，1716 至 1718 年前往西藏測繪，1720 年代以後代表清廷負責管理邊疆情報，測繪地圖與情報蒐集事實上是一體的。楚兒沁藏布本人雖無影響西方學者的意圖，然而卻間接地對歐洲衍生出一系列的效益。

　　本研究的最終關懷，在於近世中國跟歐洲之間為什麼產生大分流？孔教授指出是因為知識內卷化 (knowledge involution)，而 1710 年代楚兒沁藏布測繪西藏地圖即是典型範例。縱然十八世紀清朝完成了西藏第一次大規模測繪，但清朝知識人無法公開討論或獲得資訊，關鍵在於傳統中國將知識視為與權力掛勾的領域，政治審查導致知識不流通的現象，致使晚清學者對西藏地理仍停留在傳統想像。反之，同時期西方卻能利用「喇嘛地圖」，對環喜馬拉雅地區進行探索。

綜合討論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賴毓芝教授針對西藏的在地知識 (Local Knowledge) 如何滲入《皇輿全覽圖》提問。孔教授回應，《皇輿全覽圖》後面鑲嵌了哪些西藏知識，除恆河源頭是重要的關鍵以外，經緯座標也是透過地方耆老訪談而定位。西藏僧人與傳教士的關注有個很大的區別：寺院。寺院在當地是集合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對西藏僧人出身的楚兒沁藏布而言，寺廟更具宗教因素。其路線不僅根據寺院的位置沿路而行，更是透過寺院獲取資源的補給。此外，針對當時印歐之於西藏的關係，孔教授進一步指出五世達賴喇嘛經由準噶爾、蒙古人的進貢，獲得許多歐洲知識以及俄羅斯、甚至瑞典紡織技術。

　　馬騰教授好奇關於合流與分流的出現，當時是否有被政治上的矛盾、戰爭如大北方戰爭 (the Great Northern War)、或是歐洲內部戰爭等影響。孔教授回應，當時清朝透過蒙藏僧人與商人獲得許多瑞典資訊，又因準噶爾與清朝的敵對關係，清朝希望可以用瑞典的因素去制衡俄羅斯，以削弱俄羅斯可能幫助準噶爾的潛在因素。故從世界史的觀點，會發現這些事件環環相扣。是故清朝具有一套獲取情報的系統，但由於清朝統治的體制，導致即便有能力獲取，但依然缺乏分享、並有無法更新的狀況。

　　本文照片由中研院近史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