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京教授演講「近世建陽商業出版與官方的關係」紀要

 
講題: 近世建陽商業出版與官方的關係
主講人: 金文京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榮譽教授)
主持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時間: 2021 年 10 月 18 日(一)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曾詩涵(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金文京教授演講「近世建陽商業出版與官方的關係」紀要
 

  本次演講邀請日本京都大學榮譽教授金文京教授主講「近世建陽商業出版與官方的關係」。金教授長年投注在中國小說、戲曲以及說唱文學等領域的研究,著作如林,代表論著有《花關索傳の研究》(合著,1989)、《三国志演義の世界》(1993)、《老乞大:朝鮮中世の中国語会話読本》(譯註,合著 2002)、《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合編,2006)、《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2010)、《能と京劇:日中比較演劇論》(2011)、《李白:漂泊の詩人その夢と現実》(2012)、《三國志的世界》(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等。今日金教授聚焦於近世以來福建地區出版活動中,官方與坊間出版商的參與、互動情形及其連帶所影響的出版類別認定問題;此外,更對歷來鮮為人所注意的明代建陽本「眉碼」現象作出討論和解釋。

坊刻本在中國出版史上的地位

  在進入主題之前,金教授先整理了近代以前中國的出版類別,包含:官刻本、家(私)刻本、坊刻本以及寺院、道觀等宗教性出版共四種,並分別說明其特徵與優缺點。如官刻本主要是由朝廷、國子監、王府、地方官衙等出版,內容包含儒家經典、正史、勅撰書等;家(私)刻本是以士人為主的個人、民間書院等自費出版,如個人文集、著作等;至於坊刻本則是民間商業出版,以追求賺錢為目的,出版類型如實用書、科舉參考書、小說、戲曲等;最後,寺院、道觀等宗教性的出版,主要以宣教為目的,出版是為了追求功德,內容多為佛書等宗教性書籍。這四種出版類別各有其優劣處。以書品好壞、校勘優劣來衡量,官刻本最佳,家刻本次之,坊刻本最差。用社會普及度來看,官刻、家刻則遠遠不如坊刻本,而這主要是因為善本書價錢昂貴,印數有限,難以廣泛流通。金教授認為,過去傳統的版本學一味追求善本、珍本,不顧書籍在社會上的功能,忽視流通問題,但是無論從出版的起源或書籍的印數量、普及度來看,中國出版正宗應是坊刻本。

官方出版與商業出版的關係

  延續中國出版正宗為坊刻本的觀點,金教授遂就「官方或個人委託書坊出版的書該算作官刻本、私刻本還是坊刻本」的相關問題切入討論。在此舉出兩則案例:一是明正德三年 (1508),由建陽書坊慎獨齋劉洪所刊的南宋章如愚編《山堂先生群書考索》(前後續別集全 212 卷);其次是萬暦十四年 (1586) 建陽三槐堂王乾宇所刊《烏臺正譌凌雲詩經》(8 卷)。針對前行研究,如方彥壽〈建陽書坊接受官私方委託刊印之書〉(《文獻》2002 年第 3 期),傾向同意「公私委託書坊的書,從坊刻目錄中踢除,而進入官刻、家刻目錄中」的作法及觀點,金教授則深入探討其中官方、民間書坊的主導行為,考證相關史料,作出不同結論。

  就第一則案例來看,據正德三年莆田舉人鄭京《山堂先生群書考索.序》中得知,此書雖在建陽刊行已久,然因火災失傳而無法廣傳,之後僉憲(福建道按察司僉事)院賓請建陽知縣區玉,委託「義人」劉洪承辦刊刻出版。從此篇序文及卷首官員之題名看來,此書似由官方主導,並無疑義。然而,金教授爬梳史料發現,參加校訂的其中三位,當時並非建寧府或建陽縣的官員,他們參加校訂工作的時間應是在弘治年間 (1488-1505) 或是更早以前。換言之,《群書考索》的校訂工作在正德以前就已開始。再者,弘治十二年 (1499) 建陽書坊大火,將「古今書板蕩為灰燼」,金教授考察此年前後劉洪「慎獨齋」的刊行書目,一百二十二卷的《群書考索》是火災以後慎獨齋首次出版的大型書,很可能須要官方協助。因此,可以推測火災後劉洪計劃重新出版《群書考索》,並借重高官院賓之名義,使其動員屬下的官僚協助,造成此次出版活動看似是官方主導,但其實是書坊在背後主導的現象。此外,金教授認為撰寫序文的鄭京品秩並不高,然而劉洪卻邀請其撰寫序文,亦是其中的疑點。整體來說,大多數研究賴以定論的序文,金教授認為其恐有虛構成分,不宜輕信。而劉洪屢次與官方「合作」刊書,與《群書考索》相同的案例亦可得而見之,或可謂慎獨齋的劉洪是位很能幹的商人。

  第二則案例,是萬暦十四年建陽三槐堂王乾宇所刊《烏臺正譌凌雲詩經》一書,情形大致也與《群書考索》類似。金教授認為看「廣告文字」,本書是由御史敖鯤委託陳文選校勘,後命王乾宇出版。表面上似為官方主導,實際上應是王乾宇僱用屢試不第的陳文選打工,並借用了御史大名(烏臺正譌)。再者,此書為科舉參考書,雖稱「一字無差」,但卻有多處訛誤,並非善本,目的乃是賺錢。因此,金教授認為此則案例亦是書坊主導的刊刻活動,其廣告文詞更是不足採信。

附論:明建陽本「眉碼」初探

  討論完兩則明代福建地區官方與民間商業的出版互動情形後,金教授將焦點轉向關於「眉碼」的探討。此現象僅見於明代嘉靖以後之建陽本,歷來缺乏關注,也沒有專指之名稱,因此,金教授遂就此「每隔若干葉規律地出現,與書本內容完全無關,框郭上面打號碼」的現象命名為「眉碼」。

  關於眉碼出現的情形,金教授整理、比對了若干刻本,包含《烏臺正譌凌雲詩經》、《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申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春秋集傳大全》、《鼎鍥全相唐三藏西遊傳》、《新刻全像水滸傳》、《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等書籍。這些眉碼主要是相隔一定的若干葉規律地出現,與內容、分卷基本上關係不大,但是中間偶爾出現參差,且原因不明。眉碼的起始數皆為「二」,只有第十四例《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是唯一的例外。眉碼以每隔十四到十六的葉數為基準,也有二十到二十八的葉數配置。最後一個眉碼的葉數,則與之前葉碼的規定葉數相等。金教授進一步統計出版這些眉碼書籍的建陽書坊,余氏書坊有六例,劉氏、葉氏各有三例,而余、劉、熊都是建陽代表性的書坊。

  針對上述現象,金教授提出假設,認為眉碼是為了分賣而設置。金教授解釋,由於刻書耗時良久,刻大型書可能要數月,甚至一年,若待刻完才出售,則中間時間無法回收成本,已刻成板片等於死藏,對當時應為家族經營的小型企業的書坊而言,財務負擔很大;相反的,若隨刻隨賣,則可回收部分成本,一旦分賣時銷路不佳,也可以臨時中斷,以免損失慘重。金教授結合當時建陽書坊五天一開的實際情形進行推測,若一家書坊擁有十四名刻工,每位刻工刻一版片費時三天,刷印要花一天,那麼在每五天一開的書市上,可分賣十四張(即一個眉碼)書,藉以回收相應的成本。至於為什麼中間出現葉數參差,也許是刻工增減等原因。整體來說,眉碼的設置安排,需要非常複雜且龐大的計算,以及專業知識與技術,金教授認為建陽書坊自從北宋以來,歷代積累經驗、熟悉出版業務,乃有此一能力,這也是建陽書坊得以稱霸全國的主因。

綜合討論

  在綜合討論階段,現場與線上與會的學者,紛紛就此次演講內容提出心得或問題。如楊玉成教授分享南宋的刻書情形,討論到大於一冊的書籍(相對於眉碼是在一冊內的)的分賣狀況,以及刻印、販售兩種不同活動的專業分工,並對建陽地區非本地批發商五天一次的商業活動可能過於密集等部分提出商榷。另外,胡曉真教授則從買方的角度,認為以眉碼的安排進行分賣,猶如「試閱本」的概念。劉苑如教授就其研究葉德輝的心得出發,疑惑文獻中所謂的「書戶」劉洪,是否意味著此已是官商之間正式的契約關係。劉瓊云教授則進一步好奇晚明官、商之間的互動情形,其中是否有互惠、互利的成分。針對上述問題,金教授一一進行回應,並補充解釋了眉碼缺「一」或是「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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