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正恒教授演講「步入界外：三幅嘉慶朝蛤仔難地圖的繪製、利用與知識」紀要

　　中研院近史所「從陸地與海洋發明帝國的歷史」系列演講，首場邀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盧正恒教授主講。盧教授師從歐陽泰 (Tonio Andrade)，關心清帝國海洋邊疆議題。此次發表「步入界外三幅嘉慶朝蛤仔難地圖的繪製、利用與知識」，即嘗試整合臺灣史、帝國邊疆與地圖研究，乃至乾嘉變革等既有議題。

　　演講伊始，盧教授首先展示三幅地圖。其中盧教授最早接觸到的是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圖（燕京圖），後來從日本拍賣網站上發現另一幅（日圖），最後一幅則為中研院臺史所館藏（臺史圖）。由於相關史料有限，於是盧教授由圖像比較的角度切入，思考為何有這三幅地圖、為何人所畫、為誰所用等圖像背後的故事。三幅圖之間，燕京圖與日圖訊息相似，而臺史圖中，主要元素差異不大，但在圖上增添大量番社名稱，推測該圖是以燕京圖與日圖為基礎繪製而成。

　　盧教授將地圖分為兩部分解析，首先圖的重心是蛤仔難，而終點在四圍（今宜蘭縣礁溪鄉四城），其他包括烏石港與蘇澳兩處港口、以及濁水（今蘭陽溪）與清水（推斷為今日冬山河）等，可供構築時間點為嘉慶六年 (1801) 左右。另一項重要的訊息，是龜山島的繪製方式乃龜首偏北，表示繪製者應是以卯澳等東北角方向望向龜山島所觀察到的形狀。盧教授進一步指出，圖像重心雖是放在蛤仔難，但就地圖繪製的路線、地名，以及圖旁敘述艋舺起始的路程分內外兩路，其交集點是「丹裡庄」，在此之後合為一路進入蛤仔難。而丹裡庄正是當時開墾蛤仔難的一大勢力——吳沙拓墾集團之大本營。

　　就此理路，可再推敲繪圖者的身分。盧教授根據現有的文獻，推斷應是蕭竹所繪。他於嘉慶三年 (1798) 抵達臺灣，行跡達蛤仔難，並受到吳沙（實際上應為吳沙之子吳光裔）招待。其傳記中更提到繪圖一事。《蛤仔難紀略》的作者謝金鑾也說自己看過「蕭竹圖籍」，更在該書〈圖說〉談到當時所見四件蛤仔難輿圖，比對敘述，蕭竹的圖與盧教授所見的地圖有契合之處。

　　單從吳氏長期開墾蛤仔難的脈絡來看，吳氏一族或許就是利用蕭竹所繪之地圖，向清朝當局請求陞科、設官建置納入統治。盧教授梳理楊廷理〈議開臺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重現吳沙拓墾集團請墾進程，自乾隆五十三年 (1788) 林爽文事件，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為防範林爽文一夥人逃入界外，首次知道吳沙開墾與蛤仔難之事。雙方雖然合作，但吳沙及其子吳光裔後續屢向清朝請求陞科，官方總認為蛤仔難地區在界外，易與生番衝突，而否決其提案。嘉慶六年，吳光裔連同資助開墾的淡水富商請求陞科，仍未獲准。盧教授提到，陞科失敗的主要原因，跟當時官員更關注海盜問題有關。至嘉慶七年 (1802) ，有墾號蔡必發向福建布政使裘行簡請求將蛤仔難陞科。與此同時，吳氏拓墾集團也另向福建巡撫與臺灣道等官員請求陞科。釐清時間順序後，盧教授指出，嘉慶六年開墾扺達四圍，也就是地圖所反應的時間下限。由於「蔡必發」是蔡新 (1707-1799) 族姪，盧教授進一步透過社群網絡，發現蔡氏曾任內閣大學士，弟子充斥官場，不僅與裘行簡之父裘曰修有交情，新任淡水同知胡應魁亦是其學生。另一方面，吳光裔與淡水富商何繪等人的社群網絡，則是跟福建巡撫與臺灣道較有交集。即便此次雙方有某種程度上的陞科競爭，但最終官方仍未把蛤仔難納入界內。

　　直到數年以後，因海盜朱濆覬覦並頻繁滋擾該地區，才使得蛤仔難是否納入界內的問題再次受到朝廷注意。盧教授將研究聚焦於朝廷派往處理此事的人，也就是曾任臺灣府知府的楊廷理。楊氏在嘉慶元年 (1796) 因罪被流放新疆伊犁，流放結束後，受到臺灣仕紳幫助，捐官回到官場，並於嘉慶十年 (1805) 在廈門了解大概形勢。隔年，嘉慶皇帝欲了解蛤仔難海盜一事，便交付楊廷理前往處理，而他進入蛤仔難的路線，即與地圖所繪一致。前述提及謝金鑾撰成《蛤仔難紀略》，正是楊廷理處理此事後完成之作品。楊廷理調查番社所在，繪製成圖，與臺史所圖上資訊有相合之處，如《蛤仔難紀略》提到「內備四圍」，反映嘉慶六年之前的狀況，也就是把蕭竹地圖重新利用。此書出版後受到許多注意，也成為朝廷討論蛤仔難相關問題的依據，最終讓納蛤仔難進入帝國統治，成為噶瑪蘭。

　　當蛤仔難變為噶瑪蘭後，原先從丹裡庄前往噶瑪蘭的路徑也逐漸改變。盧教授透過後來幾幅地圖重新繪製官方、移民群體由艋舺前往噶瑪蘭的路線並比較其差異，而在姚瑩的敘述中也出現了今日的草嶺古道。換句話說，在吳沙拓墾集團獨占時期到設治前、後，前往噶瑪蘭的路線各有不同，也恰能對照此次討論三幅地圖路線所處的特定時空。

　　最後，盧教授以乾嘉變革與地方轉向等近期研究取徑總結。他認為由吳沙與吳光裔所代表的界外勢力，透過蕭竹所繪地圖，謀求進入界內。這象徵繪製地圖的地方人士主動利用原屬帝國權力的工具。此工具最後也流向官員，並在楊廷理處理海盜問題時再利用，進而使得蛤仔難變成噶瑪蘭。積累相關知識並傳承下去，即使後來這一條路線在道光年間被其他路線取代，卻仍反映蛤仔難步入界內與否的印記。此外，蛤仔難納入統治與否的案例，也提醒研究者：雖然臺灣身在海洋邊疆，但不該只注意地方或中央，而是要深入梳理官員個人或者開墾群體背後涉及的人際網絡關係。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就兩大面向討論。一是圖文之間的關係，馬騰教授指出文字強調前往蛤仔難的里程，為何不選擇更單純強調路線的形式呈現。雷祥麟教授認為，盧教授或許可以在後續研究中強化「不得不用圖」的原因。二是涉及「統治」，如賴毓芝教授詢問：以吳沙為首族人，為何想被清帝國納入統治？盧教授指出，納入帝國統治或有科考，抑或藉出口米糧到福建獲利等誘因。李仁淵與鄭螢憶兩位教授則好奇地圖上有什麼重點，可以吸引帝國統治者將之納入「界內」？李仁淵教授認為圖上聚落是關鍵，而鄭螢憶教授則提到，獻上地圖與人口冊是納入統治的兩大重點，而其中番社歸順，對清帝國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因此也提出原天理大學藏的地圖或許是當中最關鍵的圖。對於相關問題，盧教授認為，與會學者提出相當重要的建議，包括蔡名哲博士提示另外一幅噶瑪蘭地圖的存在，都有助於未來推敲與深化此一研究，感謝與會學者的反饋。

　　本文照片由中研院近史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