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麗娜 (Arina Mikhalevskaya) 女士演講「天馬與神樹：乾隆時代關於邊疆的自然史知識生產」紀要

　　博物學是近期國內外歷史學家共同關注的課題，主持人張哲嘉教授在開場時介紹，艾麗娜女士今日之講題「天馬與神樹：乾隆時代關於邊疆的自然史知識生產」兼顧博物學中動物與植物的範疇，並以西域貢馬和東北地區的兩種樹木為例，探討新清史研究者中很少關注到的問題——清代政治人物與學者對邊疆地區罕見動植物的看法。艾麗娜女士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亦為中研院近史所訪問學人，研究專長為自然史、政治史。她表示今日分享的內容為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清代政治：自然知識生產》中之一章，是待修正的初步分析，也請與會學者會後不吝指教。

　　演講伊始，首先談及政治上的「物異」∕「異瑞」。過去三十年的研究中，清代研究大多沒有討論到「祥瑞」議題，而艾麗娜女士從此角度切入，探究「天文庶徵 ∕ 星雲瑞變」、「瑞獸異禽 ∕ 珍禽異獸」、「奇花瑞木 ∕ 奇葩異卉」等各種異常或是罕見的動植物。其中，艾麗娜女士特別關注十八世紀如何產生新的博物學知識，聚焦於十八世紀後帝國新探索的地區——東北和新疆。這次的演講討論乾隆皇帝與他從西域蒐羅的宮廷貢馬，爬梳有關馬匹的詩歌、文章以及宮廷繪畫，並釐清乾隆帝使用之形容語彙，探討三者之間的關聯性，用以更深入了解清代政治。

　　乾隆皇帝愛馬，曾下令讓歐洲來的傳教士畫家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等人用西洋繪畫技法繪製各種駿馬圖，並替愛馬取名。除畫作外，也會在書中記載皇帝的名馬，如《獸譜》中就有相關文獻。《獸譜》是一本動物志，記載各類動物及想像生物，以右圖左文的形式撰寫而成。艾麗娜女士指出，這些馬匹多從新疆進貢。以〈良馬〉一篇為例，內容介紹乾隆所飼養的名馬之一，按照跋文指出，這匹馬為「回部向化底貢而圖天驥之材」，可知其為回疆進貢的馬匹。

　　有趣的是，《獸譜》著重「繪事所垂悉徵實」，內容據言皆為現實存在之動物，並非如《山海經》等古籍中所載「務探怪隱」、「徒誇羅致」的虛假訊息，也體現十八世紀時考證學的思想，勿輕信古籍所述，要親眼所及、實事求是。然艾麗娜女士指出，《獸譜》一邊批評古籍失真，卻一邊載錄其源自《古今圖書集成》的內容，刊載許多典籍中想像性的怪物、神獸、瑞獸等，且《獸譜》也並未將古籍中的神獸和真實存在的生物作出區別。

　　這種虛實相揉的「徵實」，一方面是來自繪畫的「徵實」，即透過西洋擬真技法再現所謂「現實」生物的真實樣貌。另一方面，則是來自考據學中強調經典的「徵實」傳統。然而《獸譜》中的「徵實」究竟為何？艾麗娜女士指出，目前學界才剛注意到關於清代博物學、自然史知識的學術潛力，所以問題並不僅是乾隆皇帝和同時代的人是否真相信此類神獸、異獸的真實存在。比對《獸譜》中良馬與天馬的描述後可知，良馬相比之下較為平凡，然「其為良亦僅耳」。後段形容龍馬為「天驥呈材」的敘述，則參考了范仲淹 (989-1052)〈天驥呈才賦〉。此賦乃是通過華麗詞藻讚美馬匹，而實則歌頌皇帝，因此是否真有龍馬，仍有待商榷。

　　艾麗娜女士爬梳乾隆皇帝紀事，發現他每次談及自己飼養的馬匹時，經常與龍、麟等想像性詞語連結，用修辭進行文獻上的比較，以表示自己愛馬的不凡，間接體現其對於愛馬的想法。特別的是，乾隆皇帝所作之詩文並不見那些華麗、誇大的詞藻，此乃因其強調記實，主張記載真實世界真存的寶馬，而非虛構不實的生物。如〈御製玉鏤八駿歌〉(1776) 描述一匹名為如意驄的馬具有「麟身汗血」的特徵，但由插圖可看出此應是指如鱗片般的紋路，而非真有鱗片，因而更貼近現實。《古今圖書集成》描繪的麒麟與龍馬身上有鱗，《獸譜》則將鱗繪製為一種特殊斑紋，這是現實與想像的結合，讓真實動物印證虛構神獸。

　　其次，艾麗娜女士從自然史的角度，談論「自然知識生產」。一般來說，清代會將此類奇異現象視作自然之象，因此清朝的政治話語會把這些異物歸類為自然史的一環。艾麗娜女士發現，在自然史領域中，奇異的動植物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如《大清一統志》(1746)、《清朝通志》(1787) 中，約莫有三分之二的動植物被描寫為「異」、「奇」、「怪」、「瑞」、「鮮聞」、「罕見」等，而且許多都來自邊陲地區，所以被稱為「殊方瑞產」或「殊方異物」。因此，乾隆皇帝如何利用當代的知識，包括如何以宋明理學的格致之道和文獻記載對他的馬匹進行分類，而同時代的人又是否相信「神馬」、「龍馬」這一類的祥瑞存在，便是第二個探討重心。

　　艾麗娜女士說明，康熙皇帝十分反對「虛文」，提倡使用字面語言，認為「華藻以新耳目，其實不足信也」，並指出上述語言是虛誕之說，僅在相沿套語，其中有很多錯誤之處。乾隆皇帝亦總是強調自己的文章內容徵實。兩位皇帝都遇到語言歧異的問題，而且他們都批評大臣所上呈之奏文中所使用的花言巧語，如慶雲、景星、鳳凰、麒麟、靈芝等詞彙。然而，問題正在於乾隆皇帝的文章中仍存在許多虛文。艾麗娜女士表示，她認為乾隆與康熙最大的差異，在於乾隆其實並非真心反對語言歧異，反而是將其加以利用，一邊做比喻，一邊暗示他飼養的龍馬是真實存在的。

　　「更參變態猶聯翩。我知其理不能寫，爰命世寧神筆傳」，這是乾隆御製詩〈龍馬歌〉中的三句話，體現出乾隆皇帝對格物學的重視。格物致知為宋明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關於此部分，艾麗娜女士整理出兩個重點：

　　一、宋明理學家把格物致知看作求學做人的主要功夫，也是成為理想君子不可或缺的途徑，明清兩朝承認並支持宋明理學作為國家正統。因此，乾隆皇帝才會特別強調自己的詩歌是所謂「詠物詩」，並透過如《獸譜》中的繪畫，以格物學的角度糾正各種「格致無徵」的古籍。

　　二、格物致知的研究目的，除了知識以外還有良知，這種研究具有道德成分。明末學者將從西方傳入的科學稱為「格致」，但清代皇帝比較喜歡強調道德的部分，包括天人感應之力、變態無常、氣的變化及大自然的造化等。按照這類知識體系，這些「奇花瑞獸」應是屬於想像出來的實物。艾麗娜女士認為，十八世紀的知識生產完全是出於皇帝的個人選擇，因此會出現如康熙晚年反對各種祥瑞說法以及否定神話中的生物，以及如乾隆般積極討論相關語詞並提出質問，要求讓這些詞彙定義更明確的做法。

　　從《古今圖書集成》中將龍馬記錄在「紀事」一類中，可以推測乾隆皇帝或許就是參考這些資料，才將龍馬視為真實存在的生物。例如〈龍馬賦有序〉指出永樂十八年 (1420) 在山東省發現了一匹龍馬。至於《四庫全書》本的《（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中，也提到江西省瑞金縣有一位畜馬人，知曉繁育龍馬之方。

　　再者，艾麗娜女士將焦點拉回乾隆皇帝所使用的龍馬詞語表，詞彙多可溯源自《漢書》、《史記》。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皇帝將這兩本書稱作文詞之工，沒有歷史價值，是不可考的文學作品。反觀乾隆皇帝在各種會典、圖志的詩文中，屢屢將漢武帝在西域和匈奴作戰的事蹟，與自己平定新疆相提並論，並在結論處稱頌自己比漢武帝更英明。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將《漢書》、《史記》視為徵實之紀。按照兩書記載，漢武帝共有三種天馬，分別是代表祥瑞的渥洼水馬，呈現外交成果的烏孫馬，以及展現君威的大宛馬，內容都與龍有關，有些甚至直言漢武帝的天馬就是龍。

　　最後，回到有關邊疆知識生產的問題，1756 年乾隆下令讓劉統勳 (1700-1773)、何國宗等人探索北疆準部。1759 年南疆回部納入中國版圖，乾隆皇帝便開始暗示自己獲得的龍馬與漢武帝的天馬相同。而後成書的《獸譜》(1761)、《大清會典則例》(1764) 及《欽定皇輿西域圖志》(1767) 中，皆收錄許多關於馬的詩文。艾麗娜女士指出，《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的編纂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在新疆找到《漢書》和《史記》中所提及的山川地名，包括記載名馬的地區、紀錄名馬民族的歷史位置等，試圖「以今證古」。

　　綜觀本次演講，艾麗娜女士總結，乾隆皇帝命令御史探索新疆的目的，可能想試圖找到感興趣的天馬，以及相關神獸、祥獸等相關產地，這大概是他下令編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的原因。正因為如此，乾隆皇帝必須引用《漢書》、《史記》等古籍，來對新疆的自然世界、地理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