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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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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4 王昌偉教授講演活動紀要 王昌偉教授，〈從明代南北差異與學術分類談李夢陽的復古理念〉
清史讀書會於十二月二十四號邀請王昌偉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於近史所演講〈從明代南北差異與學術分類談李夢陽的復古理念〉。王教授曾以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結合學術史與社會史的研究取向，關注宋代以降的關中士人。 王教授的演講旨在介紹新書的研究與撰寫計畫，以李夢陽 (1472-1530) 為主角，透過研究李夢陽探討明中葉以後以王陽明 (1472-1528) 為主流論述下的其他聲音，並欲探索何以王學能成為明中葉以降的主流論述。王教授嘗試跳脫文學史上對李夢陽的研究，改以更全面地從政治、社會、文化各層面研究李夢陽。王教授首先分析李夢陽家系的緣起與後續發展。李夢陽的家系淺短，曾祖父入贅軍戶，改姓王，後改役陝西（今為甘肅），遂成關中人。李夢陽的祖父經商致富使得子弟得以從事士人之學；李夢陽的父親為生員，在李夢陽迎娶左氏後，家族與藩王府關係日益密切。李夢陽最初在河南的鄉貢、舉人考試並不順利。舉家返回陜西之後，得楊一清 (1454-1530) 賞識而中舉，隔年成進士，嶄露頭角。夢陽之子之後也成進士。 王教授從明代南北人在科舉表現上的差異與後來南北卷的問題談起。他以明初著名的江西士人楊士奇 (1364-1444) 向明仁宗 (r. 1424-1425) 倡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指出南北文風的差異，提出「南北卷」作法，主張平衡南北差異為例，指出楊士奇的作法實際上是為了保留薦舉制，並藉此來提拔江西人，對付江南地區的士人。直至明英宗天順 (1457-1464) 年間，薦舉仍是有效途徑。明英宗、景泰帝 (r. 1450-1457) 皆試圖壓下藉由薦舉廣開大門的重臣黨羽。景泰帝之後此法漸不行。 王教授又指出當時人對南北士風的印板印象（北人厚重、南人浮華等）多屬意識型態，在大部分情況只是各種議題外頭的糖衣，遮蔽了真正重要的諸般命題。天順、成化年間的南黨、北黨中，南北人皆有之，南北問題根本不是主要問題。包括李夢陽在內的「前七子」只有徐禎卿 (1479-1511) 是南方人，到了「後七子」，南方人的比例才提高。因此，在研究明代南北差異時，除了實際的地域差異外，論述中的南北差異亦是關鍵議題。 王教授也希望能研究李夢陽的政治思想，這部分過去較少受到關注。王教授認為李夢陽認為英才應該在國家體制下培養起來，並且強調士人的政治責任，取得科舉功名就進入仕途，為國家服務；若不順利，就在鄉里服務，避免做缺乏實質意義的文藝活動和飲酒作樂。在鄉里服務中，王教授強調書院與社學的政治作用：「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除了國家官學以外，從社區的角度，藉由社會自發的能力予以治理，進而將社學和官學（州縣學）結合起來。北方宗族因相較於南方宗族小很多，基礎普遍較薄弱。短時間內或可因功名仕宦成功，之後也因子弟未取得功名而隨之沉寂。此正與北人宗族經濟實力較薄、家系淺互為因果。北方士人因以仰賴國家支持，北人成為官員者也較多。經濟基礎較佳的南方人則並不需要非得透過任官就可自力更生。整體而言，從元代起，南方人就較多以自己家族為主，北方人則多以國家為重。 至於李夢陽對於學術分類的看法，王教授尚未深入研究，但注意到李夢陽對於史學、理學均有發言，對於理學有所批評，也有所支持。他特別注意李夢陽與其他理學家觀點的差異。也發現李夢陽對於君權、君王的看法，天人感應、天命色彩較濃。 王教授演講後，與會學者有相當熱烈的討論，從此研究的問題意識、地域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結合、文獻的解讀，到方法論所牽涉的多元視角等，都提出問題，王教授除了回應，也表示將會在未來研究中更多的考慮，並繼續與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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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03 黃兆強教授講演活動紀要
本次清史讀書會邀請東吳大學歷史系黃兆強教授講論其新作《學術與經世──唐君毅的歷史哲學及其終極關懷》（臺北：學生書局，2010）。黃兆強教授曾於香港新亞書院師從唐君毅先生 (1909-1978)，深受唐先生人文精神感召。近年來致力於研究唐先生的學問，特別闡述唐先生的歷史哲學與史識史評。本書共蒐集黃教授歷年書寫唐先生的文章共十七篇，深入討論唐先生的歷史形上學、歷史知識論、史學價值觀等，也有追憶唐先生的文字。
黃兆強教授講演文稿：《學術與經世──唐君毅的歷史哲學及其終極關懷》述要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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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7 清史讀書會活動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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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8 吳震教授講演活動紀要
九月八日「清史讀書會」邀請吳震教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於近史所演講。吳震教授由新著《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台大出版中心出版，2009）談起，除了反省區域史與觀念史的研究外，也特別以中國善書在東亞流行的情形為例，說明文本與觀念的流傳與因應各地文化的變化。「鄉約」傳統在朝鮮接受度相當高，但也因應其政治文化而有所變化；相對地，在日本則不受重視，此可能與日本在幕藩體制下，地方秩序依靠武士階層管理有關。吳教授也指出中國的善書在日本流傳頗廣，他以顏茂猷 (?-1637) 《迪吉錄》為例，說明其被中江藤樹 (1608-1648) 、淺井了意 (1612-1691) 抄引的情形，並指出善書與日本奇談文化結合的現象。至於朝鮮，雖然也傳抄《太上感應篇》，但功過格較不流行，朝鮮思想家崔瑆煥、權近均批評其功利色彩。最後，吳教授也說明對東亞研究的視域，應以互為他者、多元他者的角度來進來研究。 演講後的討論，與會學者針對文獻問題向吳教授請教，又針對其在比較朝鮮、日本、中國的結論，及其比較三國的方法進行熱烈討論。 吳震教授講演文稿：「從東亞視域看中國善書──從拙作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談起」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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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9 清史讀書會活動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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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6
Jennifer Eichman
博士講演活動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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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2 陳秀芬教授講演活動記實
四月十二日，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陳秀芬教授應邀至近史所演講「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陳教授係英國倫敦亞非學院博士，研究精神醫學與身體史。有感於醫療史、身體史和社會文化史之對話較少，《養生與修身》（臺北：稻鄉，2009）一書試圖整合身體醫療史及社會文化史，主題上則嘗試藉由養生（醫家、養生家、道教）與修身（儒家）結合，對儒家之養生與修「身」之法進行再思考。 養生一直是中國傳統醫學、仙道與部分政治權貴關注的課題，儒家對於養生的態度向來隱微不張。宋代後，帶有濃厚宗教、方技色彩的養生思維與作為跨越原有軫域，開始在不同的社會場域中現身。《養生與修身》一書中，作者注意到明嘉靖 (1522-1566) 後出現的許多養生文本，藉由分析當時科舉考試與一般教育、印刷術及出版業、商業經濟的發展，其與文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關係，說明養生文本的作者、出版機制、內容，並指出晚明養生的「文人化」傾向與趨勢，勾勒出晚明養生文化的幾種面向。為了釐清養生的「文人化」、「世俗化」甚至「商品化」在明代社會及其在整個中國史上的意義，此書的研究著重於考察晚明養生書寫與文人修身的關係，提供一個關於傳統日常生活史的側面瞭解。 陳教授提出幾點思考與未來研究方向：修身是否等於「道德化」的養生？養生是否只是身體教養以及補養（特別是富人）虛損的身體，窮人有無養生？養生是否旨在轉化柔弱的身體以為武器？性別與年齡上，養生的寫作者主要是以中老年男性為主，女人、兒童有無養生？養生之季節和時間觀是否適用所有階級的人？養生風氣與補養文化是否特別盛行於江南地區？是否可視作普遍現象？古代的養生（個人）是否等於現代衛生（個人污染、環境污穢、國家控管）？ 會場的討論熱烈，主要集中在晚明養生文本的讀者與相關實踐。是誰在實踐與使用高濂《遵生八牋》等醫書？李漁等文人的養生書寫又如何與醫書知識系譜扣聯？醫療史寫作的確切語言（如儒醫混入後）如何掌握？不同宗教，如佛、道教又是否可以按此引伸，作進一步的討論？這些都是可供思考的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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