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Sort of Regime Was the Qing? 清朝是什麼樣的政權?—— Prof. R. Kent Guy(蓋博堅教授)主題演講中文譯稿

主題演講

What Sort of Regime Was the Qing?
清朝是什麼樣的政權?

Prof. R. Kent Guy(蓋博堅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徐維里、吳佩瑾翻譯、整稿;林文凱審訂[1]

  我最初為華盛頓大學的大學部學生講授清史時,有一堂課我是打算對清朝做一番導論的。我沒有發現到無意中我將「清」人格化了,一直說「清做了這些」或「清做了那些」。直到一位學生悄悄舉手提問:「『清』是什麼啊?」。這問題打斷了我的思緒,因為我無法給她一個現成的答案。最直接的回答或許是「讀你的教科書吧!」但這個答案並未在第一時間湧現。從那時起,我一直反思這個問題,並意識到在我研究清史的這些年頭中——歲月不饒人,轉眼間就過了那麼多年了——有好幾個不同形象的清朝默默影響著西方對清朝的研究,而今天這個場合似乎是一個適於回顧這些形象並予以展望的時機。我當然無法一一細數過去四十年的清史研究成果,也無法預測未來的清史研究將會做些什麼。這次演講難免只是我個人的觀點,由我的研究經驗和閱讀所形構,但我希望能夠藉此機會跟各位分享,也許能夠獲得其各位的共鳴(或者爭論)——今天大家聚首一堂,正是為了思量明清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近年來,我發現,根據學者們對於清朝是何種政權的不同想像,並藉之把我自己對清史研究狀況的理解歸納在不同的範疇,無論對於我的教學或者寫作皆有所助益。簡單地說,我認為有三種範疇:1960 年代後期,當我還是一個初學清史的學生,清朝被認為是一個失敗的王朝;而當我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時,以「近代早期國家」這觀念理解清朝正流行一時,認為清朝經歷了與同時代歐洲國家一樣的國家建構過程;最近,我們則認為清朝是一個「帝國」;顧名思義,它意味著種種帝國主義與支配、控制與征服。清史作為帝國史這一研究取向就是最近大家所知道的「新清史」了。然而,儘管新清史研究讓我們獲益良多,但如今我們也許該開始想想,「新清史後的清史」是怎樣的光景了。當然,清史中的種種史實並未改變,不過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使用的文獻有所不同。改變了的其實是清史研究中政治與思想的脈絡。

  

 



做為失敗王朝的清朝

  當我於 1960 年代後期開始接觸清史的時候,清朝除了呈現失敗、腐化以及面對現代世界所表現的無能之外,似乎跟這個世界沒什麼瓜葛。孔子和蒸氣機似乎無法共存於這個世界,而清朝的統治者是在被強迫的情況下才開始面對周遭的世界,在被拖拉、踢打、哀嚎中進入二十世紀。當時的學術研究主題集中在中國與西方的交鋒,以及中國在中西交會中的反應,諸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梁啟超嘗試認識身處的新世界、康有為那注定失敗的百日維新、還有象徵著年輕一代拒絕清朝遺緒的 1911 年辛亥革命。清朝在所有這些事件中已顯得微不足道,而除了「宮廷與地方菁英的共治」與朝貢體系等議題外,當時看來,清朝已沒什麼研究意義了。這是因為在那些年裡,定義著中國近代史的是兩個複合因素:普世現代性的預設,以及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所承繼的政治與社會傳統的貧乏感到絕望。

  普世現代性認為所有文化皆會按照類似的現代化進程朝向現代性,這概念是大部分 1950 至 1960 年代初期的美國與西方的學術體系的重要基礎。這個預設能以幾種方式表述;我總是從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同時也是「現代化理論學派」的奠基者 Cyril Black 的理論模式得到啟發。Black 的研究立基於這個事實,即,在現代時期,個人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獲得較多的控制權。在政治上,個人在參與式民主中對政府決策有更多影響;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們更能控制自然界;圖書館與研究機構的增長則助長了人們對學問世界的掌握。擁有更多控制權的現代人也經受著一種心理躁動,這方面可以證之於移民活動的增加、新型態的社會關係以及兩性關係的改變。在許多方面,Black 的定義是來自於一個較我們更有自信的時代:如今,我們並不肯定參與式民主是否真能對政府決策產生更多影響;對於天災,我們更說不上已可以控制。但在 1950 至 1960 年代時,大家都認定所謂的現代化不可能來自於清朝,這事兒也不可能來自中國傳統。它只能從外面引進,歷經只有西方才能傾銷的社會的、政治的以及體制上的創新才可能出現。

  如果西方的學者對此主張曾有任何疑惑,他們只需要看看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見便可釋懷了;後者的看法清楚不過:中國想要進入現代世界,就得把傳統完全打破。事實上,二十世紀的清朝鮮少有值得學習之處,而對近世的研究亦多半只有負面的評價。胡適和梁啟超都致力指出過清朝如何延宕了「中國文藝復興」的進程;孟森則議論過清朝的權力如何根植於其開國之初的貪污腐敗與派系鬥爭;而蕭公權,一位我在華盛頓大學極為出色的前輩學者,則認為舊政權統治下的農村中國一無是處。實際上,蕭公權有關中國農村之政治生活的巨著甫出版,哈佛大學的 John K. Fairbank(費正清)便寫了書評,對該書讚賞有加,認為它為清朝的政體敲響了喪鐘。甚至當清代檔案館的館長們考慮應該出版哪些館藏文獻時,最後也將主題集中在有爭議的皇位繼承、寵臣們的興衰、文字獄案,當然,還有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互動的悲哀歷史。對一個起步於 1970 年代的研究生而言,十九世紀已無未經研究的課題,而若要對早先幾個世紀進行研究,則又顯得像僅是一個古玩愛好者的興趣。

  



做為近代早期國家的清朝

  1970 年代伊始,新一代的清史研究者開始探索新的方向。「中國對西方的回應」的典範開始遭受攻擊,愈益清楚地是並非所有近代西方提供給亞洲的東西都被熱切接受,甚至這些東西是否有價值都成問題。更重要的是,學界日益清楚,應該轉向研究在近世中西的交會中中國給予了西方什麼,而非中國拿到些什麼。我的第一本書: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皇帝的四庫全書)的構想是嘗試探討鴉片戰爭前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我讀過俄國史,得到啟迪;俄國史中知識份子與國家有種疏離,他們自我定位為「疏離的知識份子」,這對十九世紀晚期以及二十世紀的俄國政治發展史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而研究中國,想提出相同的提問。當我向余英時請教這個議題時,他馬上就說:「你何不就研究《四庫全書》?」於是,我就有了博士論文題目。

  我的博士論文與最後出版的書很大部份是植基於有關《四庫全書》的檔案,那些檔案已經出版有年,但在我結論中有關查禁制度與文字獄的影響那部分,很大程度是植基於我自己從檔案中新發現的材料。事實上,還原清朝的治理能力而非質疑其能力的研究轉向,是大大地受益於台灣於 1970 年代與北京在 1980 年代陸續開放的檔案文獻,因為這些檔案館中的檔案剛好有助於解答 1980 年代早期青年學者的提問。為了想要得知清朝做為一個政府有何能耐,以及它如何處理人口、社會流動以及經濟成長等問題,我們轉向那些檔案,並從中發現清朝政府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詳實細節。毫不意外地,我們發現了我們想要尋找的——一個有能力的政權,它經由縝密的規則和程序施行管治,毫無疑問,它有能力統治這個國家,長達將近三個世紀,而這個國家是世界上人口最眾的國家之一。有關清朝財政以及養廉銀體系、軍機處的運作、穀物貯蓄以及賑災體系(這體系比起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他國體制毫不遜色),乃至民眾造反所引發的政治與社會變動等相關研究都陸續出現。



  稍微看看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我們很難不同意 Madeleine Zelin(曾小萍)得出的結論:中國和歐洲他國一樣,是一個掙扎求存的國家,努力發展在這個世界上的財富與力量。的確,將清朝和同時代之世界各國相較,有助於我們具體地理解到清朝面對的行政挑戰與其他國家所面對的很類似。很多這方面的比較,多受益於 Charles Tilly 的重要著作: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2]該書對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國家在中央集權、財政重組、軍事改革以及人事政策等層面的進程提供了一種非常廣泛的觀察。此書無疑是一個有關國家建構的藍圖,可以(至少似乎可以)用來評估其他國家的政治進程。儘管這部著作是如此的有價值——我和我的同事都有點愧疚,因為在我的檔案夾裡的是 Tilly 這本書一個厚厚的複印本——但若將其所述應用於解釋中國,有些問題就會浮現。第一,Tilly 所描述的進程實際上是由戰爭推動的,歐洲國家彼此爭雄的三百年間,歐洲的國家數量由 500 個銳減至 25 個。但在中國卻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當然,十八世紀的中國也有戰爭,規模之大且對國家財政預算造成影響,但並未有產生像在歐洲那樣的推動力。中國沒有出現拿破崙。而中國在十九世紀與西方的戰爭,與其說激發出與西方的競爭,不如說是仿傚:在有關財富和權力的競賽中,西方已獲勝,中國不得不適應一個新的世界。第二個問題是,此般研究方式導致人民角色在清朝歷史上的缺席:政策、意識形態聯袂前進,或彼此競爭,但這些政策與意識型態無論勝利或者失敗,似乎大部分都沒有「人」在扮演提倡或譴責的角色。當然也存在著例外,William Rowe(羅威廉)有關陳宏謀的精彩研究就是一個例外,但他僅研究了一位官員。鄂爾泰 (1677-1745)、劉統勳 (1700-1773) 和他的兒子、接班人劉墉 (1719-1805)(他在十九世紀是如此有影響力)等人的政治觀點又是怎樣的呢?陳宏謀的經驗和其他地方的巡撫比較起來又是怎樣的呢?第三個問題,這也許是最致命的問題。援用 Tilly 的觀點來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中國難免會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弔詭:設若誠如一些研究所暗示的,國家在十八世紀建立得相當健全,安穩無虞,那麼它為何失敗?假若手術是成功的,病患又為何死去?

  



新清史

  正當清史這個研究領域開始思考種種問題之際,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亦同時成形,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於新文獻的開放,另一部分則肇因於學者有了一套新的提問方式。新文獻就是清代檔案館中數量龐大的滿文史料;新提問則集中在清廷中明確為滿人執掌的機構上,特別是這些滿人機構在清帝國南北邊疆的擴張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新研究領域的威力是難以否認的:清朝是一個滿族政權:在八旗制度的角色,宮廷的性質,或是十八世紀滿人形象建構的重要性等問題獲得完全理解之前,我們對於清朝的認識都仍是不完整的。此外已然清晰的是:滿人在中國的統治軌跡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漢化的過程;滿人自己有一個獨立於清朝之外的歷史。當學者聚焦於清朝中央體制以及軍事機構的研究持續推進的同時,清朝擴張中亞及西南的議題亦得到關注,可惜發展尚未完全。而這些研究出現後,另一種可能浮現,即,清朝政權同時是帝國主義的實行者和鎖定的對象,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作為一個失敗的王朝,或是一個早期近代國家之外,清中國成為一個多語言、多宗教、多族群的帝國,而「新清史」於焉誕生。

  起初,「新清史」可能更像是個由出版社提出的行銷字眼,而非學術場域內的一個運動,然而當這個新興研究充分展現出不同的意涵時,學界發現使用這一字眼來指涉這些研究有其方便性。對做為一個帝國的清朝新生的興趣,適逢西方的後殖民時刻,當其時,歐美學者正描繪著,或慶賀著帝國在二十世紀的衰微。此時產生了對帝國本質,以及帝國對於被征服者之影響的研究;嘗試將清史研究納入此一典範,也是自然之舉。對很多新清史的學者來說,將清朝的擴張史與歐洲人在美國西部的擴張活動進行比較是有其道理的。新清史研究中最常徵引,而又與中國無涉的著作之一,是由我在華盛頓大學的前同事 Richard White 教授所寫的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3]這本書是 White 一系列研究論著中的第一本,這個系列作品使他成為當今頂尖的美國西部研究史家之一。然而,從事不同帝國間的比較必須步步為營:他們都一樣嗎?可以確定的是,征服與落敗之常情各處皆然,然而一個當代帝國是否可以做為一個過去帝國的模型,則很難說。當要投射當今中國少數民族的聲音到過去的時候,我們必須冷靜而謹慎。另一個新清史帶出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則類似於現代國家研究所帶出的議題。我們已經知道許多有關「滿族人」的事,但是鮮少對於個別的滿人有所認識。可以推測在征服時期,他們在政治層面上有著某種程度的共識,但沒有多久,可以確定最晚到康熙朝,彼此間差異便浮現,且隨著王朝持續,殊異只有更加擴大。下一步的清代研究應該探究這些差異,以及他們之於清史的意義。最後,儘管在美國已有不少致力於滿文訓練的資源,我們仍在等待這樣一本著作:其研究論證,純從滿文史料提出;甚或當中滿文文獻提供了其他材料無法提供的關鍵視角訊息。這些究竟是這個典範自身的問題,抑或隨著學術研究持續開展便能獲得解決,仍然有待觀察。但我想,發展「新清史以後的清史」,仍有空間。

  



新清史以後的清史

  哪一種研究能夠建置清史?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後帝國清史的未來呢?歷史學家並非是被訓練來預測未來的,而這樣做必然是冒著相當大的風險。然而,根據過去三十年研究史的回顧,有幾個重點必須被強調:首先,未來任何一個有關清朝的觀點都必須認知到其是一個帝國。然而,清朝是一個什麼樣的帝國呢?世界史中可以見到很多其他統治多族群與多語言人口的政體,他們除了廣泛輪廓的相似外,其餘所有部分都是一樣的嗎?我們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新的版本的清帝國圖像,能將其與如同漢朝和羅馬這樣的古帝國,或者近代的大英帝國(或者美國,如果你願意的話)等區別開來?其次,任何我們所推演出來的清朝圖像,都必須能夠同時描繪其在十八世紀的強盛與在十九世紀的衰弱。我們必須學著以一種不違背十九世紀史實的方式來解釋清朝在十八世紀的勝利。相對於陳述:「手術是成功的,但病人死了」,我們必須找出一個新的診斷。對我來說,關鍵似乎就在於我們必須謹慎地釐清清朝從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的演變。最近有幾本書開始處理這個議題,而我認為這是現階段清史最具生產力的方向。其三,我們必須把活生生的人放回清史研究領域,並且發展出一個適當的社會與制度脈絡以詮釋我們所閱讀的文獻。我們必須趨近真實的人們,不是因為他們合於某些不管是來自意識型態或社會學的典範,而是因為他們在帝國的生命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這是一個漫長的工作進程,確實可以讓我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忙碌不已。現在回到我起初的提問,因這一議題的部分解答,仍然由清究竟是甚麼政權,或者清是個怎樣的帝國來決定。在為清朝尋找適當比較模式時,也許最合乎邏輯且安全的方法是尋找與清朝有類似的疆域範圍、且大約同時期存在的帝國,如鄂圖曼帝國(名副其實地跨越明清)、俄羅斯帝國、還有歐洲的哈布斯堡帝國。最近我讀到一篇文章,可以至少提供我一個比較基礎的起點,那就是牛津大學 J.H. Elliott(與哈佛大學的 Mark Elliott〔歐立德〕教授並無關係)所寫的 “A 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複合君主制的歐洲)。[4] Elliott 教授是研究哈布斯堡帝國的學者,特別是西班牙史的專家。他所處理的區域顯然與我們所觀察的地方有著非常不同的文化與政治傳統,但他對於帝國的反思,對於我們考慮自己的研究進程也許提供一些有趣的思考角度。Elliott 所謂的「複合君主制」意指由不同方式取得、在不同情境下之多重疆域,因此需要不同方式管理所組成的君主統治體。這的確可以應用到清帝國統治下的領土:西藏正是在與蒙古和中國西南不同的背景下成為清朝的一部份。如同我在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清代的督撫及其行省)中所指出的,[5]中國還有很多地域在多多少少不同的情境下成為清朝的一部份。儘管我們常方便地以滿洲征服北京的 1644 年作為清帝國的開始,但清朝花了數個世代才取得所謂「中國本土」的全部,這個過程反映在許多不同的制度安排上。

  Elliott 的論點是治理「複合領域」給帝國政體帶來了其他政體所未面臨的侷限性。一方面,軍事武力是帝國維繫地方時所扮演的要角,如同他所指出的,「若要有效地控制新佔的領土,某種程度上的整合對君主而言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維持領地的軍隊不僅十分昂貴且不受歡迎,還有可能對「王室亟待達成的一些整合政策產生不利的影響」(頁 55)。這對許多十六、十七世紀的區域性帝國來說是重要的議題,這些帝國部分奠基於滿族、俄羅斯和鄂圖曼土耳其相對於鄰國來說軍事上的優勢,其儘管使得他們得以順利征服,但卻不必然能夠成功地治理其周圍的不同民族。有關維持佔領地軍隊的軍費問題,可由順治時期一位官員的說法明確地表達:「一歲之入不足衡一歲所出。」



  按照 Elliott 的看法,其解決方案將是「創立新的制度性機構以作為該地區最高層級的統治單位,並通過恩庇體制的建立來贏得並保持原有的行政與政治菁英的忠誠。」Elliott 在這裡意指成立地方總督,以及君主個人對帝國領地的巡行活動。清朝的許多創新的確來自於這個傳統。理藩院的成立展示了一個全新的中央機構,而其促進了清廷對其征服地域的統治。康熙和乾隆藉南巡於一些容易到達或有問題的帝國領域以宣示王權的作為,也很類似哈布斯堡君主的統治模式。而在其他的案例上,也顯示傳統機構被適度的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關於這點,中國人對於所謂信而可徵的長期連續性的強調,可能阻礙我們評估清代創新的程度與其速度。科舉體制的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政府的恩庇體制,試圖藉以贏取並保有傳統政治與行政菁英對於政府的忠誠。這並不是清代開始出現的新穎作法,但其中卻存有空間值得進行更仔細的檢視:這些科舉中試者如何代表傳統菁英,特別是在康熙朝?也許值得注意的是:科舉制度並非只是單純的官僚選任機制,他們同時也是決定在一整代的菁英成員中,哪些人可以擔任政府公職以及哪些人可以維持家運昌隆的設計。

  巡撫和總督是否也是清廷努力控制邊陲地區與菁英的一環?我在最近的專書《清代的督撫及其行省》就指出他們確實是清代政治裝置中很關鍵的一環,這個裝置確保了我們稱作「盛清」的長期和平、政治穩定以及商業上的繁榮。隨著持續的反思與閱讀,我懷疑上述的論述也許讓我過度強調了「混亂的明」與「規序的清」之間的差異,反映了清代官方文獻的偏見。但我仍相信清代督撫的固定地位以及他們職權中的具體分際,乃至他們在功能和責任上的清楚配置,使得明代的督撫與清代的督撫的確不同。我也相信各種類型的清代督撫為了完成他們的不同責任,必須要有能力滿足各種不同地方菁英的需要。當然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之間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因為那將危害到清是一個大一統帝國的氛圍。然而,部分督撫職位的確是為戍守邊地而設置,而其他的職位則多是為了符合地方菁英的需要而設置。

  

  但或許更有意思的問題是:清代督撫與明代督撫的差異,到底是因為滿人統治才採取的特殊舉措?還是伴隨著清帝國擴張因應而生的結果?這是個困難的問題,我無法提供簡單的答案。實際上,與清朝同時期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以及哈布斯堡帝國也都設有省級官員,雖然各帝國的官制會因本土需求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俄羅斯的省級官員比中國督撫具備更多的軍事背景;相對於清朝督撫,哈布斯堡帝國的總督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更大,;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督撫則需要以地方稅收來維持私人的軍隊。儘管有所不同,十七世紀的帝國,不論君主的信仰、政治哲學或族群背景為何,都設有督撫官職。正因為這些近代早期帝國的政務需求,才會有省級官職的設置。

  基於我目前研究的一個小心得,我可以提供一點反思。明、清兩代省級機構的一個差異,就是清朝廢掉「巡按」一職。清代歷史中,巡按的缺席並非小事,根據諸多觀察,清代省級地方自治及缺乏對其活動的監督,正是促成地方腐化的主因,此也是十八世紀(若不是十七世紀)清代政治的重要現象。至於廢除巡按一事,它確實發生在滿洲統治中國的初期,即 1661 年鰲拜輔政期間。廢除的動機可能不僅因為巡按腐敗的問題,也可能因為巡按會干涉到做為滿人統治代表的督撫權責。因此,有人可能會主張巡按的廢除是因滿人主政才採取的新政策。然而,當時的文獻顯示,對於巡按的抱怨漢籍官員和滿籍官員一樣多。再者,漢官魏裔介建議,將巡按的職權分散到其他的漢籍官員身上,使督撫免於受到過度監視。此外,當1669康熙親政之後,許多輔政時期的變革都再度被更改回復原貌,但是並未重置巡按一職。所以,廢除巡按一事到底是滿人統治的的特殊手段?抑或是帝國增長過程中必要的舉措?我想鰲拜等輔政大臣主導了廢除巡按一事,甚或在這項命令背後施壓;但他們並不能製造出讓此項變革充分必要的環境。這只是一個小例子,但我相信它提醒我們在討論清朝政權時,應更小心對待有關清朝革新舉措的史料與時間問題。



  Elliott 注意到許多複合性帝國之所以能長期延續原因之一,是「由於帝國中央的善意忽略,地方菁英得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以致於他們沒有迫切挑戰現狀的必要……帝國君權是建立在王室與不同省分之間的相互協議……賦予這些複合聯盟一定的穩定性與彈性。」這個看法至少符合我對清朝的認知。從三藩之亂結束到十九世紀之間,很少菁英挺身反對清朝的統治。而如果孔復禮和其他學者正確的話,正是君主與省級菁英之間具彈性的協議讓清朝得以渡過太平天國的難關。不過,我認為這些菁英代表了中國歷史上最有權力的一群地方官員。他們的角色如何被視為是在領導一個「善意忽略地方菁英自治權力」的政權呢?關於此,當然還有許多可以也應該研究的課題;不過,我認為此與督撫是一種在相對不干預的傳統下,被賦予權力、可以積極任事的官職有關。《清史稿》以「宣布德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考覈羣吏」來描述督撫的角色。這很難說是強烈干預主義下的官職,因為無論對於管理、政治革新、立法或稅收分配而言,都沒有制裁權。在這樣的傳統下,清朝的督撫以各種程序、複雜而幹練地,盡其所能做好他們的工作,他們是稱職而有效率的管理者。但是,在一個倚賴地方菁英以維持現狀的帝國中,他們最終是追求穩定的技術官僚。

  就此而言,他們與同時期的西班牙督撫、鄂圖曼省長並沒有太大不同;他們都是己身所處政治體系下的產物,而這種體系在十九世紀面臨相當大的壓力。如今看來,無論一個近代早期帝國在建立督撫職位、賦予權力以及任命督撫等曾經如何地成功,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都很難維持。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與清朝在短短幾年內皆相繼垮台。Elliott 舉出了幾點近代早期帝國共有並導致其衰落的現象。第一,他指出近代早期複合君主制政體與用血鐵打造的現代帝國之間有許多齟齬。海外殖民鼓舞人從支配與臣屬的角度來進行思考,最終導致對於複合式帝國觀念的排拒。第二,如他所言,「戰爭和經濟不景氣似乎強化了中央集權。資源需要被動員,經濟活動需要被引導,而皇室的收入需要增加以滿足國防預算。」(頁 63)第三,他觀察到近代民族主義讓帝國內部的群眾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認識自我,這種意識比起過去幾十年的王室法令和官僚作為,提供了更多想要創建一個統一民族的驅動力。

  這裡不需要,也沒有時間重述十九世紀的中國歷史,但似乎清楚的是,清朝所面臨的危險,與 Elliott 觀點下其他近代早期複合帝國所面臨的危險幾乎是如出一轍。英國的到來向中國展現了一個新的、現代帝國風貌與問題:戰爭的需求、國家財富與權力的必要性,以及清朝統治下人民持續高漲的民族主義,中國確實展現了 Elliott 所指出的各種挑戰。這告訴我們,十九世紀末,與其說是一個特定政權的式微,不如說是曾經相當適合於十七、十八世紀,但已不適合十九世紀的某種型態之政權或說政府模式的式微。實際上,我們可以反過來說:或許正因為清朝在調適傳統中國的統治形式以應付近代早期帝國需求是如此地成功,反而危急了它在十九世紀的存續。若清朝統治者沒有那麼成功,明朝末年那些明顯的現代主義成分,可能會將中國帶往極不同的方向。

  這一切可能推論得太遠了,然而我認為其可能性值得我們思考。我並不認為,當我們不再視清朝為一失敗王朝、近代早期國家或者帝國之後,我們現在就必需將所有的研究方向都環繞在清朝究竟是不是一個複合帝國上來提問。但我認為,我們想像中的清朝為何將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其歷史。我在這裡所提到的比較史,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有趣的新方向。任何學習比較史的學生都應明白,這項技藝正在走下坡。歷史上不同國家間的許多明顯相似,經常只是表相,相似的表相之下隱埋著許多不同的事實。而在這後現代的時代,以普世的現代性為前提進行比較的歷史學已不再可能。是否所有同時代的國家都被認為共享不變的特徵,或者所有低度開發社會都將有類似的進展,如今已不太清楚。但日益清楚的是,對於現代生活的預設需要被解構,而且是依據更廣泛的資源來解構,而非依據一個簡單的政治或社會論述來加以推演。比較若要進行的話,必須是非普世性的、建議性的,而非定論性的,且是用以輔助建立論述,而非構成論述自身。以目前來說,假若更多的比較,可以吸引浸淫於其中的人們或討論其傳統的學者們,注意到他們過去所忽視的重要成分,那麼這些比較或許就是有用的。清史研究的未來勢必將由年輕學人們的勤奮與創造力來驅動,而非操於老將之手;新的研究方向勢將到來,不應將限制加諸青年學者身上。如果以上這些以英文而非中文表達的閒談式反思能夠對青年歷史學者有所助益,那麼我的目的就算是達到了。

  謝謝。

(編按:本文係蓋博堅教授為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所作主題演講論文中譯。專訪蓋博堅教授一文請參考這裡。)  

  





[1] 徐維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吳佩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專任助理;林文凱,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2]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3] 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J.H. Elliott, “A 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No. 137, 48-71.

[5] 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回頁首

明清學人專訪


專題報導


回到第二十九期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