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專訪:專訪蓋博堅 (Prof. R. Kent Guy) 教授

蓋博堅教授 (Prof. R. Kent Guy)

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系博士候選人 李仁淵 採訪撰寫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協助整稿

  蓋博堅 (Prof. R. Kent Guy) 教授,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系博士,現任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史,課題涵蓋清代的政治、思想與社會。蓋教授甫於 2010 年出版他的第二本專著《清朝的督撫與行省:中國地方行政的演進,1644-1796》(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1]這本四百多頁的著作如同其前一本專書《四庫全書:乾隆晚期的學者與國家》(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在清史學界皆引起廣大迴響,獲得極高的評價。[2]做為美國清史學界的重要學者,蓋教授受邀在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舉辦的「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發表主題演講。

  蓋教授訪臺期間,我們邀得教授與我們分享他的學思歷程,茲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研究中國的緣起

  早期在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常有特殊背景,而開啟蓋教授對中國與中國史的興趣可說是機遇偶然。蓋教授在 1960 年代末進入耶魯大學,第一年就決定讀歷史。系上教授建議他「不妨修習一門不是歐洲史、也不是美國史的課」,因而選修了由芮沃壽 (Arthur F. Wright) 與當時尚是博士生的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合開的中國史。同時他亦投入許多時間選修英美文學,並長期研習俄羅斯史課程。蓋教授在大學四年級開始學習中文,畢業後參加了雅禮協會 (Yale-China Association) 的計畫到香港中文大學教了兩年英文。由於中國史逐漸成為他接觸最多的學問,因此在回到美國赴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博士時,很自然地就選擇了中國史做為專業。

  在哈佛大學時期,蓋教授先後接受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與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的指導,也曾向楊聯陞及余英時教授學習。由於他在中國史啟蒙之始接觸到的師友(如史景遷,以及後來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任教的 Don C. Price)多半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到哈佛之後便決定以清史做為研究時段。

  



觀點與史料:對《四庫全書》與文字獄的研究

  每一代學者選擇發展的研究方向與所欲回應的學術問題,與其所生活的社會環境、所面對的思想潮流不無關係。蓋教授進入研究所的 1970 年代,正是在越戰風潮下,美國學術界開始檢討西方價值的時期。在中國史方面,學者也開始反省過去以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做為主軸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嘗試突破「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既有範式。與蓋教授前後時期進入研究所的學者,如濮德培 (Peter Perdue)、王國斌 (Bin Wong)、包筠雅 (Cynthia Brokaw)、James Polachek、李明珠 (Lillian M. Li) 與曾小萍 (Madeleine Zelin) 等,分別從經濟、社會、思想、宗教等層面切入,尋求對理解中國史新的理解。即使如史華慈討論嚴復思想的著作,亦開始思考嚴復的思想是全盤受到西方的牽引,或是在回應中國傳統自身的問題。與前一時期不同,1970 年代的研究者較少以外交史做為研究領域,轉而開始探索「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即使是研究十九世紀的中國,亦試著從中國內部觀點出發,思索此時期中國的變化。

  在蓋教授一直留心的近現代俄羅斯史研究中,核心課題之一是知識份子 (intelligentsia) 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受此影響,蓋教授在研究所時對中國知識階層與政治之間的關聯亦感到興趣。他和指導教授費正清談及這個問題,費教授說這個問題應該徵詢當時亦在哈佛大學任教的余英時教授。而余教授的回覆是:「何不從《四庫全書》入手?」這個回覆促成了蓋教授的博士論文主題,及其後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這本專書從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編修的過程以及伴隨的文字獄切入,進而檢視盛清時期學者與政治體制之間的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欲突破西方影響說,轉向研究中國內部機制運作的趨勢。而相較於傳統的思想史,這本書著重在掌握思想的個人,特別是做為行動者的學者在特定歷史脈絡下與國家體制的關係。



  隨著研究焦點從中外關係轉移到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為了更進一步地「從中國發現歷史」,[3]歐美學者開始重視清朝檔案的價值。而運用清代檔案,並從檔案中發掘問題、尋求解答,成為那一代歐美學者的研究特色。臺灣的故宮檔案在 1970 年代初開始受到廣泛利用,蓋教授也於 1977 年第一次到臺灣研讀檔案,這是他與臺灣結緣之始。對他而言,這段在臺灣研讀檔案的時間是一段快樂的回憶,憶及那個年代自己與李明珠、曾小萍、James Polachek 等研究生一同在故宮查閱檔案;隨後則有濮德培與王國斌,而白彬菊 (Beatrice S. Bartlett) 教授更前後在臺灣待了七年之久,成為大家諮詢的對象。在故宮研讀期間,蓋教授也隨莊吉發教授與吳哲夫教授學習,甚至曾短暫從莊吉發教授學習滿文。因此,蓋教授的《四庫全書》研究主要即建立在此時對檔案的爬梳整理之上。雖然那時編纂《四庫全書》與文字獄的部份檔案已經出版,然而,奠定他論文觀點基礎的資料就是這段時間在故宮鑽研的檔案。蓋教授隨後在 1981 年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論文修改後亦於 1987 年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正式出版。

  這本書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史著作,但也不是純粹的社會史或政治史研究產物。蓋教授認為,將歷史研究斷然分為若干種領域並不可取,會導致種種侷限。歷史中各個領域向來是互相關聯的,需要將之視為一個整體。最有效的方法是以「人」做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個人在特定的歷史脈絡底下必然會與各種不同領域的機制產生關聯。而個人在其中所做的回應與決定,可以是我們研究歷史整體的出發點。至於思想史,相對於探索思想概念在歷史中的內在演變,他更關懷這些思想背後的人們與其身處之歷史脈絡,這也是蓋教授研究《四庫全書》與文字獄的出發點所在。

  



帝國體制與督撫制度

  1980 年代,北京的檔案館開始對西方學者開放。1984年蓋教授前往北京進行檔案研究。他笑著回憶這趟旅行說:「當初在臺灣的原班人馬又重新在北京聚首。」而這回北京的檔案研究之行,也啟發了蓋教授下一個研究課題的靈感。此時他好奇於清帝國從雍正朝到乾隆朝之間的變化。在閱讀檔案的過程中,他注意到最明顯的變化之一是總督巡撫的頻繁更換,然而此時對於清史的研究無法解釋更換督撫這個舉動究竟有何意義,以及如何去評估其重要性。從這個問題出發,蓋教授開始了對清朝督撫制度的研究,於 2010 年出版了《清朝的督撫與行省:中國地方行政的演進,1644-1796》一書。

  是書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追溯督撫制度在清朝繼承元、明制度,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發展而愈臻成熟的過程。而第二部份則分省探討行省制度實際上的效應與影響。此書的中心論旨在於說明督撫制度是清朝作為一征服王朝,得以統治如此廣大多元的領土、締造長久盛世的關鍵之一。清朝前半,督撫的任命一方面在既有的制度基礎上修改,逐步成為定制,並與整體的政府體制統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督撫的任命又保有一定的彈性,得以因地制宜,讓皇帝既得以伸張其意志,又能與官僚群體互相協調。督撫在地方則被賦予相當的權力,成為次國家一級,集行政與軍事權於一身的地方長官。在此制度之下,清朝得以進一步將社會、經濟、自然環境差異甚大的各區域統合進以「省」為單位的體制當中。而後省級制度不僅成為在行政上的實際單位,更在當時與日後成為人們想像中國、形成認同的重要依據。

  本書的論點鋪陳有一部份立基於人事任用的模式上,因此書中製有許多表格與數據統計,用以呈現人事任用模式在各個時段的變化與各省之間的差異。不過蓋教授亦強調,這些統計數據的主要目的在於呈現一個整體的背景,並提供客觀的整體性論據。他認為更重要的仍是從個案著手,從各個督撫的「生涯模式」、所遭遇的實際情況探究,深入討論。因此本書另一特點是提供大量的個案,幾乎每提出一個論點,就有相配合的案例。蓋教授特別強調,即使是討論制度,最重要的仍是要以「人」為核心。其研究的對象不侷限在制度本身,而是著眼於「制度中的人群」以及「從人的視角出發的制度」。他前一本著作探討知識階層與國家體制的互動,而這本著作則是轉移到總督、巡撫這群人與國家體制之間的關係。人群與體制的互動,正是前後二書一貫的關懷所在,此一關懷同時也表達在此書的英文主標題上,直譯即為「清朝的總督巡撫與他們的行省」(The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蓋教授認為,如果他可以為博士論文制定規則,其中一點會是:論文中提及的每一個人,研究者都應該事先在他們的傳記資料中下過功夫。蓋教授認為,人物傳記資料十分豐富,然而我們使用得仍不夠透徹,研究要更具體地落在歷史核心的「人」上面。在本書的序言裡,他特別提到「集體傳記」(prosopography) 這種研究方法,落實在他的研究主題中即是指運用大量個案的傳記資料,從中探索這一群人的「生涯模式」與歷史意義。

  



新清史,與新清史之後的清史

  蓋教授的兩本著作都碰觸到盛清歷史的核心問題,將清朝視為一個現代早期國家,研究其國家體制的建立與發展,不同於之前將清朝描述成一個「失敗的王朝」的研究傾向。而近十幾年來歐美清史學界發展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以及「以滿洲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其影響在蓋教授的第二本書中亦很明顯,特別是論及督撫制度的中亞遺緒以及異族統治的歷史背景方面。事實上,在 2002 年蓋教授已在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發表一篇題為〈誰是滿人?〉(“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的研究回顧,[4]評述當時以滿洲做為主題的四本清史研究著作。[5]在文章中蓋教授指出,這幾本不同角度的「滿洲」研究改變了我們對清朝的認知,特別在認識清帝國的性質與其制度層面上有很大的貢獻。

  如今距離這篇研究回顧已有十年。蓋教授認為,在這段時間「新清史」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增進我們對清朝的認識,現在的清史研究者在許多議題上不可能繞過「滿洲」不談。然而與此同時,我們更應思考——「新清史之後的清史」。新的研究方向在開始時可以引發許多新的觀點,但不需要將之推到極致。當我們已體會到從滿洲一方觀看清史的重要性之後,下一步應該嘗試建立更平衡的眼光。在清朝這麼長的時間中,滿洲的概念與滿人本身都有很大的變化。如他書中所提到的,滿人之中亦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生涯模式,彼此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很難一概而論。清初滿洲的涵意與後來的滿洲已經有很大的不同。

  在探究滿洲內部之外,同時也要意識到:清朝並非純粹的滿洲王朝,亦非純粹的漢人王朝。許多變化都有兩方的參與,不應化約地以單一的滿、漢之別來理解。針對這一點,蓋教授以其研究中的課題,「明代『巡按』官職在清初的廢除」來說明。



  巡按在明代是重要的官職,但在清初鰲拜當政時廢除。其廢除在制度的演變上有很大的意義,特別是失去中央的監督,讓地方督撫等官員取得相對較獨立自主的地位。如果我們簡單地將之視為滿洲因素底下的明清制度變革,就與史實有偏差,因為當我們深入檢討滿、漢官員對於有關此官職之廢除的不同意見之後,就會發現此制度變化不能單純歸於滿洲方面的因素。蓋教授認為清朝是滿、漢不斷互動、混雜的結果,因此要討論這種混雜的成份與過程,每一方都不能偏廢。蓋教授在華大開設的大學歷史課程之一是 “Founders and Followers”,介紹歷史中的開創者與跟隨者,以此鼓勵年輕一代的研究者應該勇於思考創新的路徑,開啟下個世代的研究方向,尋求超越前世代所建立的範式。

  蓋教授以自己對督撫與帝國制度的研究為例。在其已有的研究基礎上,蓋教授下一個思考的問題是盛清與十九世紀之間的轉折。如果說清朝的前半段建立起一個可維持帝國統治的政治體制,為何在十九世紀這個體制便失去原有的效用?我們不應只將眼光放在盛清,或只放在十九世紀之後,若要能涵蓋雙方的討論,必須要找到一個新的解釋架構,才能統合清朝統治的變化,更進一步瞭解清朝的特質。而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這段時間的研究,也將會非常重要。蓋教授提出的研究取徑之一是與歷史上的其他帝國比較。「新清史」的相關研究已提醒我們大清帝國與歷史上許多帝國一樣,都是統治諸多相異區域的龐大政體。如何能維繫對各地的統治、解決中央與地方的制度問題,並且維持長治久安,都是各帝國政體需要面對的問題。而其中與哈布斯堡王朝、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等統治廣大領土的「陸權帝國」之間的比較,可能會有較豐碩的成果。然而,同時可以掌握兩種帝國的研究,甚至可以閱讀第一手史料,而進行較具體的比較,對歷史學者而言是一件困難的事,但仍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研究計畫與未來方向

  蓋教授提到,自己目前手上正在進行的是《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中清朝關於制度部份的篇章。這個章節原先是他《清朝的督撫與行省》書中計畫的第三部份。即以第一部份研究督撫制度的演進,第二部份展開在各省中的實踐,而第三部份提供一整體的敘述。此第三部份即將成為《劍橋中國史》的一章。

  此外,蓋教授感興趣的尚有貪污 (corruption) 這項課題。以往我們對貪污的認識常常會受到後來成見的影響,而不自覺地窄化對貪污的研究。蓋教授提醒我們,過去被認為是貪污的各式案例,其實彼此性質差異很大,其牽涉到的問題層面也各有不同。以康熙末年的明珠案為例,即特別反映出當時制度變化等諸多面向,不能一概以貪污而論。他認為仍應從具體個案出發,才能不受成見所囿,更進一步瞭解貪污在清代政治與制度中的意義。

  同時承繼督撫的研究,蓋教授也有意對三個具有代表性的督撫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在雍正時期影響甚大的田文鏡。與其做傳記式的研究,蓋教授更希望可以從個別的人當中看到其與體制之間的互動,落實其所著重的以「人」為核心的歷史,而呈現出時代、區域與體制的複雜性。

  自蓋教授的學思歷程與研究推演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的研究課題與走向如何回應時代的潮流,同時保持個人的關懷——從他早期尋求對「挑戰與回應說」的突破,到嘗試將清朝發展視為近代早期國家的建立;從帝國與少數統治的角度重新探索清朝的特質開始,再到以世界史做為比較研究的基點,建立解釋清代前後期轉折的思考框架。這些轉換實則反應了西方清史研究基本觀點的演進。同時蓋教授特別也強調從個人出發,以個案為基礎的深入探索,讓這些觀點與框架可以真正落實在歷史的行動者上,而非流於概念與模式的操作。最後蓋教授期許年輕研究者勇於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每個世代都有他們關心的課題與研究方式,他們那個世代的研究者已經努力做出貢獻,接下來便要看年輕世代如何發掘新的問題,提出新的成果。

  

  (編按:本刊下期將續刊蓋博堅教授為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所作主題演講論文中譯。)  

  





[1] 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2]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Paul A. Cohen, 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R. Kent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2002), 151-164. 在這篇研究回顧的註六當中,蓋教授已經提及進行中的清代督撫研究,而後此研究成為其在 2010 年出版的前述專書。

[5] 這四本書是: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velyn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與 Edward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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