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新書發表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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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研院近史所「城市史研究群」自 2005 年 4 月成立後，便常舉辦讀書會、講演、座談會、 研討會等學術活動，更於 2007 年 6 月 28、29 日舉辦「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究群同仁有感於會議論文所探論的內容與切入角度，或可提供學界更多樣的思考面向， 決定出版論文集，經過兩年多的修改與編輯， 不久前出版了《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一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2010 年 3 月）。
近史所特在今年 6 月舉辦了一場新書發表會，邀請文哲所副所長胡曉真教授、東海大學建築系郭奇正教授、史語所邱澎生副研究員為引言人，分別從文學、建築、歷史學的角度，對該書進行討論。
是次發表會上發言可資學界參考、觀摩者良多，本刊特整理、報導如下，以饗讀者。
《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一書目錄如下：
巫仁恕：〈導論：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
都市生活與文化
賴惠敏：〈乾嘉時代北京的洋貨與旗人日常生活〉
鄭揚文：〈清代洋貨的流通與城市洋拼嵌 (mosaic) 的出現〉
連玲玲：〈女性消費與消費女性：以近代上海百貨公司為中心〉
張寧：〈「賭心思」：民國時期上海的回力球賽〉
巫仁恕：〈從遊觀到旅遊：16 至 20 世紀初蘇州旅遊活動與空間的變遷〉
柯必德 (Peter J. Carroll)：〈20 世紀初期蘇州的花柳區〉
社會團體與城市動力
孫慧敏：〈「房客聯合會」與 1920 年代上海的房屋減租運動〉
王笛：〈民國時期同業組織與地方政府關係：以成都市茶社商業同業公會為例〉
劉迅：〈修煉與救國：民初上海道教內丹、城市信眾的修行、印刷文化與團體〉
范純武：〈飛鷺、修真與辦善：鄭觀應與上海的宗教世界〉
康豹 (Paul Katz)：〈一個著名上海商人與慈善家的宗教生活：王一亭〉
徐小群：〈城市職業與城市文化：業餘和職業話劇在 1920-1930 年代的興起〉
林美莉：〈近代中國本土會計師執業空間的拓展：以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活
動為例，1927-1945 〉
岩間一弘：〈在表演和宣傳之間：上海民營企業職員階層的重組與群眾運動，
1949-1952 年〉
一、胡曉真博士發言紀要
（一）「多元現代性」與「本土性」的關係
胡曉真從「多元現代性」和「本土化」兩個相關概念談起。她以書中論文為例，說道：「賴惠敏論文提到何種洋貨才可以被中國消費者接受；連玲玲論文解釋百貨公司為了將洋貨販入中國消費系統，故而塑造出適於本地文化的行銷策略與公共形象；張寧則討論回力球如何從一種遊戲變成賭博的本土化過程；而巫仁恕的論文則說明本土的歷史人文傳統如何在19、20世紀以後成為現代旅遊中的絕大賣點。」這些針對具體案例所做的研究，不只對當時社會歷史背景提供了許多細節，更與「多元現代性」議題進行對話，進而提出種種或支持或修正的看法。
以劉迅、范純武、康豹三篇與宗教議題相關的論文為例，胡曉真繼續對「多元現代性」與「本土性」進行思考。三篇論文都是針對那些被視為現代的、進步的知識份子的宗教信仰進行觀察，他們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以往被視為落伍、封建的宗教信仰，如何深入當時「現代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的」生活與思想。這些研究，不但挑戰過去對現代啟蒙知識份子的固定形象，更使我們認知到宗教與中國現代化、現代性的路程緊密相合，是一項值得深入發展的議題。
針對徐小群有關中國話劇的研究，胡博士也指出，話劇與傳統戲曲都是現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傳統藝術與新興話劇如何在現代城市的框架空間中交會、互動，而兩者交融的過程應是值得繼續思考的方向，她並建議，不論是宗教或戲劇，傳統與新興均為並存，且同時受到群眾觀看，由此思路能更深化「多元現代性」與「本土性」的討論。
（二）文、史界線的模糊化與文學研究者的取徑
胡曉真又指出，此書的一項重要特徵，是將文學與史學材料界限「模糊化」，呈現了一種跨領域的研究整合趨向。儘管如此，我們仍可感受到文與史研究取徑之間的微妙差異。從文學本位出發，她舉例說道：「明末張岱 (1597-1679) 的《西湖夢尋》，我們當然可以把它定義為回憶錄，通過張岱的回憶文字，將蛛絲馬跡的線索積木般搭起，重新建構已經消失的明末杭州或西湖美景，也許可說近乎實證式的取徑。但是對我來說，或許更想讀張岱個人的心靈，怎樣在繁華消逝之後，依舊沉溺於其中，深深愛戀，以至於不可自拔。也有人是把它讀做悔罪、救贖的心情。而其多異性本質、多重性的詮釋也就在此顯現。」
接著，胡曉真說明文學研究者從城市史學者處得到的啟發，她表示：「就最表層而言，文學研究者得到了許多歷史背景的支援。歷史學者的研究，加強了對文本的理解，進而豐富了文本詮釋的可能性。比如說一旦我們的眼光轉向了《紅樓夢》王熙鳳身上全套洋布作的衣服、林黛玉與薛寶釵在雪中穿著外國華麗布料所作的披風時，本來中國美女傳統的十二金釵，突然就變成了『國際美女』。這裡可以去想像賈府當家的王熙鳳與出身當鋪家族的薛寶釵，她們看過了多少的洋貨與舶來消費品？他們與消費的世界是多麼的接近？由此想像在小說中她們的為人處事與種種人生的抉擇，不是就多了好幾條理解她們的線索？」
二、郭奇正博士發言紀要
（一）城市中的社會階層
郭奇正由城市規畫的角度討論此書，強調城市研究必須透過分析社會階層而達成，如工業革命後，勞動人力在城市分配與流動的過程，發展出各類生產與管理所需的形式。同時，城市化使得受薪雇用者大量出現，他們的財富積累速度遠較傳統一級產業快，卻又遠低於用錢滾錢的投機客。這些受薪雇用者在社會化、都市化的過程中，通過學校教育習得專長，並就業於職場。同時，他們急須對自己的「身分」或是所屬的社會階層進行區隔與標識，而恰好在工業革命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商品的大量生產，促成原本難以高攀的文化符碼可以較廉價地被取得，更多人群乃得以透過消費完成其本身在社會階層方面的身分認同。
舉賴惠敏研究洋貨的論文為例，郭奇正討論毛織品與玻璃在中國如何異化 (alienation)，並與基層文化接軌的過程，認為從中即可看出「一件顯而易見的東西怎樣被貼上文化符碼」。原本，漢民族有視外來品為「夷貨」的優越感，但在皇帝與眾人均對新異的洋貨有所偏好與需求上，外來商品便有了引入中國的孔隙，從而脫離西方文化範疇的框架，尋得在東方社會發展的機會。此研究正透露出中國面對西化的心理轉折。
郭奇正又表示，緣於自己建築專業之故，對材料特別敏感。他提到：「開發新的材料，往往代表新形式的產生，不同的材質更使人連結出不同的想像。」比如說織品，因為價昂、質輕，可延展、可編織成各種的花色紋路，並產生飄逸的觀感，所以在社會中往往會形成一種默契：當我們看到飄逸的服裝時，就會浮現出一文化符碼，而符碼本身又是透過價格區隔，達成社會階層訊息的傳遞，這種隱而未顯的東西，變成具體化，透過視覺可以具體掌握。是以新材料如何被引進到新的社會空間使用，翻轉原本的空間經驗，而新的空間經驗又如何被界定出所屬的特定階層之一連串過程，將可以由材料史、文化史與社會史等研究連結再深入討論。
（二）物質條件的影響
郭奇正又從物質條件的角度討論城市史研究。他舉例道，如上海洋樓的建築過程與租金漲跌，都與成本、鼠疫、衛生習慣、電車覆蓋網絡、租界的政治情勢，以及寧波工人的造房技術有關係。他認為孫惠敏教授對上海減租運動的研究，若能考慮上述因素，將更全面；鄭揚文對洋菊、洋桃的研究，除了氣候限制與中國水土適應、存活壽命之外，必要有一方庭院的供養，它們的物質條件才能展顯品味。再者，人們對於鐘錶這類可準確計量單位之工具的需求，也是因為城市到達一定經濟規模，許多時間、人事需要管理，日常生活越來越多建立共享機制的需求，鐘錶才能立即找尋到它在該文化下的存活條件。
同時在地文化也用很多制度或配套方法，回應上述洋房、洋菊、鐘錶等新器物的來到。若將這些加入討論，應更能深究社會結構、社會運動與中國現代性表現的關係。
（三）現代性想像的建構
郭奇正很稱道連玲玲〈女性消費與消費女性：以近代上海百貨公司為中心〉一文呈現出「現代性」與「想像的建構」的精采面向。在工業革命之後，商人欲以新形式消化過剩的、新的商品，百貨公司應運誕生，並從而形塑了人們接觸過剩的、最新的商品之途徑。但最令人驚艷的是，連玲玲解釋了百貨公司與「健全家庭的想像」之密切關係，當時從農村被擠壓進城市的婦女，在組成小家庭後，她們進入百貨公司「遊逛」與消費的行為，都可能藉著對於健全家庭與幸福女性的想像，得以正當化。婦女遊逛百貨公司的同時，即是擺脫繁忙的家務，從居家生活中暫時逃逸，這也觸及了資本主義的核心。
張寧〈「賭心思」：民國時期上海的回力球賽〉，講述了中國式的「理性」算計使得回力球以賭博、鬥智的形式被大眾接受。回力球是因為賭，透過刻意安排的賽局，才迅速在中國這個異文化環境裡流行起來。這正說明了理性的算計是資本主義的核心之一，而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在理性本質上找到一個相對的物質條件或文化基礎，才能在異文化的環境中運作 (service its stuff) 並自我維持。
巫仁恕〈從遊觀到旅遊：16 至20 世紀初蘇州旅遊活動與空間的變遷〉一文從旅遊談論蘇州城的現代性建構，有錢的城市階層如何以空間遊觀的選擇以區隔社會階層，他也提問「蘇州是用何種方法被併入了以上海為核心的旅遊模式」，並認為愈近現代，愈需要一個以鄉愁形式出現的傳統來與之相對。因此，蘇州與上海之間的關連，似乎隱含著傳統與現代興衰的互涉關係，這也是討論現代性中的一種面向。
總之，郭奇正表示，現代化不在於以何種物質條件或外在設施為判準，而在於解釋何為他們想要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透過行動將想像具體化，而虛擬和真實其間的辯證關係，則是更值得爬梳的部份。
三、邱澎生博士發言紀要
邱澎生指出，本書出版對於台灣學界的都市史研究兼具承繼傳統與開創新猷的雙重意義，確實代表了一項階段性的重要成果。他相信本書所收錄的 14 篇論文，應都會是未來研究都市史、物質文化史、社會生活史乃至性別史的優良讀本，也期許主導本書出版的近史所都市史研究群未來仍會繼續規劃更密集性的主題出版專書。
（一）城市網路上的傳統與現代
邱澎生特別聚焦於本書對傳統與現代互動的討論內容，他舉例道：「如張寧把傳統的花卉跟現代的『聲光化電』、摩登感的回力球串做一處討論，令人印象深刻；林美莉比較銀錢帳房跟會計師之間的異同關係；劉迅、范純武、康豹等三篇文章都處理到傳統慈善組織、宗教結社在晚清民國的轉化歷程」，這些都是討論傳統與現代互動的重要議題。只是，如何才能更細緻地討論傳統與現代的互動？則恐怕仍需再有更多講究。如王笛處理成都的傳統行會與茶社商業同業公會間的關係，或是徐小群分析昔日戯劇表演者與現代職業話劇演員之差異，便都還是採取了傳統與現代較為二元對立的比較手法，有些可惜。
邱澎生強調，雖然二元對立式的比較未必一定不好，但卻畢竟不容易讓讀者看到歷史變遷中的轉折軌跡或是新舊交接中的種種摺痕；故而他特別贊同郭奇正博士之前對巫仁恕教授文章的建議：「如何才能同時呈現傳統蘇州與現代上海？」邱澎生進一步提出「流動的網路和節點」及「權力的骨架和規訓」兩個思考面向，思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是否真能藉此增加「對話」，進而減少「對立」。
「流動的網路和節點」，指的是在都會、市鎮、鄉村不同人口聚集等級之間，所發展出來的網絡與節點。邱澎生說：「這本書的論文主要多談上海，但我們知道上海背後當然仍存在一整片的貿易網絡與大小節點，城市製造的成品需要銷售到廣大的鄉村，廣大的農村也為城市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在這片由鄉村與城市連結而成的網絡裡，充滿著大大小小的節點。考察中國的這種網絡與節點的歷史，則肯定並非始於晚清民國，而係成形於 16 世紀末到 19 世紀之間，如吳承明教授的研究所指出的，這個網絡與節點主要由三大長程貿易幹線所構成：東西向的長江上、中、下游，南北向的京杭大運河、錢塘江、贛江、珠江以至廣州，以及由廣州、漳洲、寧波、上海、秦皇島而至東北的國內沿海貿易線；這三大條貿易線上，有著愈來愈多的商品與人口的流動，乃至於思想與制度的傳布，共同豐富了這整片網絡以及其間的種種節點。到了晚清民國時代，隨著新的交通工具、電報體系以及配置機器的產業體系陸續引入中國，不僅衝擊、抵消或是強化了十六世紀以來中國既有的網絡與節點，更還帶入了剛才郭奇正所說城市管理者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所謂的新型態文化符碼，這些因素都使得傳統中國的既有網絡更加複雜。若以網絡與節點的思考方式進行比較研究，我們應該能夠繼續拓深傳統與現代的對話空間」。
如何再由「權力的骨架與規訓」討論傳統與現代的關係？邱澎生舉岩間一弘〈上海民營企業職員階層的重組與群眾運動〉為例，指出該文爬梳出近代國家政權如何規訓職業者的過程，但我們也可對傳統國家權力或法律系統如何形塑並維持權力的骨架和規訓，做更深入的考察。如果放在較長的時間軸裡做檢視，則明清以至近代中國史上權力與規範間的長期演變關係，應該可以更加豐富我們對於城市史的研究取徑，進而產生更有啟發性的研究成果。
（二）尋找思想、理論資源談論現代性
邱澎生另外談及本書涉及「現代化」與「現代性」在研究取徑，乃至研究視野方面的差別。他舉例道：1949 年毛澤東不顧反對意見而執意拆掉北京城，以及清末張之洞不管交通運輸成本問題而一定要將鋼鐵廠設在武漢，很有趣的，似乎都是想要推開窗就能看到一隻隻矗立的黑煙囪；那種因為見到煙囪而高興滿足的心情，恐怕即很接近一種「現代化」的思維方式。又譬如大陸觀光客到歐洲城市，經常會說巴黎的樓「長得還沒咱們武漢的高」。他們不再看黑煙囪，而是看高樓，而看樓一定要比高，那似乎也是一種頗能反映「現代化」研究視野的特殊心態。但是，「現代性」的研究視野則與「現代化」極不相同，其所考慮的層面更為複雜。我們如何能對「現代性」所涉及的種種歷史現象做出更深入的考察呢？巫仁恕的導論提到：「現代性是一種新的組織原理」，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我們如果再往前求索，則能透過哪些思想資源去考察這些所謂的「新的組織原理」究竟是什麼？而這些考察又要如何才能落實在史學研究上？如泰勒 (Charles Taylor) 闡述現代社會演生出極特殊的「社會想像」，或是傅柯 (Michel Foucault) 對於「生命政治」(Bio-Politics) 的分析與論述，這些思想資源若能有效地進入明清與近代中國都市史家的研究視域，相信會對未來研究有重要幫助。無論如何，本書確實收錄了許多重要而有新義的好文章，這是一次展現集體研究成果的成功起點，近史所的城市史研究群仍在繼續結集志同道合的學者往前探索，相信未來研究前景將會更加可期！
附記：
本刊篇幅有限，無法完整呈現是會的精彩評論與《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一書的豐富內容，僅望讀者得此一斑，萌生進窺全豹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