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東亞英文史料讀書會」第二次讀書會紀要

　　2019 年「十九世紀東亞英文史料讀書會」第二次讀書會於近史所召開。本次讀書會以刊載於上海《北華文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9 [1938]) 中的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一文為讀本，延續前次讀書會有關譯者的討論，更深入了解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 (Canton Factory) 與培養外籍中文譯者之間的關係。與會人員輪流分段翻譯，並針對文章內容提問及討論。

　　本文首先介紹十八世紀英國的中文學習風氣，儘管當時英國與中國之間已多有往來，但懂中文的人卻非常少。香港第二任總督德庇時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認為，這樣的風氣並不能單以「缺乏學習興趣」解釋，尚須考量語言本身的困難度，以及中國也不樂見洋人學習中文。中國方面認為，一旦這些洋人學習了中文，那些中國通譯將無法壟斷翻譯市場。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興辦中文教學以前，澳門是洋人學習中文的重要根據地。早期較知名的洋人中文翻譯為洪任輝 (James Flint, 1720-?)，他在廣州學習中文，並任職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在洪任輝事件發生後，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僅面臨廣州一口通商的局面，也失去了翻譯人才。1792 年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恰好面臨中文翻譯人才青黃不接的時期，傳教士中亦無精通中文的人才，同行的有斯當東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 及其兒子小斯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小斯當東在旅途中學會了一些中文，並在向乾隆祝賀時大放異彩，之後亦繼續學習中文以及東方事物。而於此次出使中，馬戛爾尼也爭取到延請中國人教導英國在華商人中文的機會。日後小斯當東也加入廣東英國商館，並憑藉自己的中文能力為商館帶來許多效益。

　　之後陸續有曼寧 (Thomas Manning, 1772-1840)、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等人投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中文學習，馬禮遜更將其中文教學常態化。儘管馬禮遜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傳教，並非自願性地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處理一般業務事項，但他仍需要這份薪水。在這段期間，他除了擔任這些洋人的中文教師外，亦將聖經翻譯為中文印刷出版。這些翻譯人才在之後都曾為阿美士德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 出使中國服務，可見 1816 年阿美士德出使時的英籍譯者人力已比馬戛爾尼出使時充裕許多。然而，中英雙方衝突不斷升級，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關閉，使得正值發展中的中文學習活動不得不中斷。

　　朱瑪瓏教授認為，這篇文章為許多學者所運用，包括前次讀書會所提及之關詩珮教授亦有引用，足見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值得一讀。與會學者們則認為這次的讀本雖然較為困難，但其所談之議題有趣，且從這篇文章中可得知許多有關外籍中文譯者的培養細節。如學中文可獲得之年薪，若獲公司提拔，年薪隨位階的晉升而增加，其有關金額皆有透露。最後，儘管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中文教學在大有可為之時因壟斷特權結束而中斷，但其師資與教學內容卻於日後在其他地方得以延續，這一批中文人才後為英國政府吸收，在英國外交部繼續培養中文翻譯人才。例如香港第二任總督德庇時在任職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時學習中文，而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則是他擔任香港總督時拔擢的翻譯人才，關於這部分，關詩珮教授有更為詳細的研究。另外，在注釋中亦有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歷年中文學者的名單，是相當珍貴的資料。

　　最後，朱教授提供了一些延伸閱讀。除了先前曾提過關詩珮的《譯者與學者》，還有王宏志教授〈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游博清教授及黃一農教授合著之〈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 (1793-1840)〉、王毅教授所著〈《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之漢學價值〉等，供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