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體:清宮製作的風格、技術與物質性」碩博士生工作坊報導

 
時間: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一)上午 9:00 至下午 6: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劉家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院體:清宮製作的風格、技術與物質性」碩博士生工作坊報導
 

  2016 年七月在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與近代史研究所西學與中國研究群的支持下,由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賴毓芝教授組織籌辦了一場為期兩天的「院體:清宮製作的風格、技術與物質性」工作坊。這場工作坊邀集國內外以清宮題材為研究對象的專家學者,以「Court Style、Materiality、Practice、Albums、Court Style and Beyond」等方向重新審視院體風格的形成過程、其對標準化的需求、及其與製作機制與技術的關聯等,為清宮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而同年十二月在同一地點,聚集國內目前正在進行清宮研究的碩博士班新血一起加入清宮「院體」的討論,嘗試在上次學者們論辯的基礎上,針對各自不同的材料,在「形成院體:風格」、「帝王與院體」、「製作院體:技術與物質性」三個框架下,進一步討論「院體」成立與否,及其間所牽涉到各種複雜面向。

第一場
形成院體:風格

發表人:蘇雅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院體花卉——清初詞臣畫家蔣廷錫的繪畫風格及圖譜製作

發表人:王怡文(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規矩與仿古——乾隆皇帝玉器鑑賞初探

發表人:林頎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編織院體——乾隆朝蒙古包所承載的清宮風格

評論人:林世鉉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盧慧紋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第一場討論以形成「院體」為主,三位發表者分別以繪畫、玉器與織品三種不同材質的清宮作品,追溯其風格形成的脈絡。首位發表者是蘇雅芬,以橫跨康雍兩朝的詞臣畫家——蔣廷錫的《畫群芳擷秀》花卉冊頁為例。這件雜揉了滿州皇帝與江南文士、塞外花卉與傳統花卉、漢詩、寫生技法與圖譜等元素所組成的冊頁中,發表人討論了皇帝如何在畫家、繪畫題材、詩文甚至是材質的選擇上,參與宮廷繪畫的製作。

  時間往前推移到乾隆二十五年 (1760),新疆南北路被收復,納和闐入清版圖後,成為供應內庭玉料的重地。王怡文翻閱御製詩以及《活計檔》資料後,歸結喜愛玉器的乾隆對於玉器鑑賞的品味可能承自晚明《遵生八牋》。發表人進一步提出,乾隆朝玉器製作有:「玉之規矩」與「借皮設色」等特點;推論乾隆朝大批以青銅為題的仿古玉器,其製作已超越「再現三代」,而是以「樹立典範」為標的。

  院體風格的生產,除來自於統治者對於帝國版圖中多種風格的採用外,亦來自於域外,甚至是全球。林頎玲注意到,清宮製蒙古包的廉罩——《白氈裡印花氈蒙古包簾罩》折射出十八世紀全球貿易的繁榮景象,也反映了當時的中國在全球貿易網路的位置。發表人從蒙古包的使用脈絡,探析其主要建築材料「氈毯」,架構了萬樹園大蒙古包宴當中,多民族齊聚一堂的空間;而蒙古包具備的多元物質文化的特徵,映照的是乾隆夢想中萬國來朝的場景。

  本場次的評論人為林士鉉教授與盧慧紋教授。林教授認為三位同學的研究可以再更仔細地從作品中觀察統治的企圖,像是蘇同學的研究材料或可提供一窺清宮早期對於植物採集或栽培的興趣;而王同學則可觀察乾隆在超越三代之外,是否企圖建立自己的玉器時代;林同學的材料則是清楚呈現了帝王選擇權的主體性。盧教授則是期許三位發表人能夠更清楚呈現作品製作及使用脈絡,蘇同學的主要作品與其他作品的比較可以更層次分明,並釐清其遠近親疏;王同學提出的「規矩」不應只是一抽象風格,要考慮能否被更清楚的定義;而林同學研究的氈毯,應注意其在儀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觀察當時其他進口氈毯是否有組合使用的情形。

第二場
帝王與院體

發表人:賴嘉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院體技術性圖示——乾隆朝《墨法集要圖說》的形成及相關問題

發表人:王崇齊(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講 題:御墨:乾隆朝御墨的製作與政治意涵

發表人:吳誦芬(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講 題:御筆書、御製文與清宮玉冊

評論人:祝平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馬雅貞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帝國版圖中的材料和貿易物資是院體風格形塑的重要元素,而形塑的動能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帝國的掌控者。本場次的三位發表者從「帝王與院體」的角度出發,試圖探索帝王對於院體風格拿捏的力道。賴嘉偉以《墨法集要圖說》迎首的御筆開始,追溯自明以來各版本的《墨法集要》圖像,試圖理解乾隆皇帝如何透過技術性圖示的編排,以《墨法集要圖說》為典範,確立院體技術性圖示之濫觴。發表人從清宮墨模上文字與圖像比較清宮與明代徽墨的差別;發現乾隆不僅大收宮廷紋樣,再透過紋樣的重複性進行傳播,拓展其文化事業。

  第二位發表人王崇齊將討論對象聚焦至乾隆朝製御墨本身,並將御墨分為三大組別暨二十六式。發表人分析御墨上的圖樣與紋飾,並輔以文獻解讀其乘載的政治意涵,推論這批御墨可能與寧壽宮的整建關係密切。另外,由官員上呈的墨所具備的宮廷元素可被視為君臣互動的連結;歸納出這三組御墨透露了乾隆朝墨史的兩種意涵,即古今間的抗衡,以及退休生活與現職的抗衡。

  帝王的力量對於院體風格的形塑,除了可以從宮廷製墨的脈絡裡察覺,吳誦芬在考察清刻帖時,發現另一類乘載大量政治訊息的乾隆朝宮廷製作是——玉冊。發表人認為,該朝製作的玉冊不僅量多質精,其形制規模與應用方式也與歷代不同。在爬梳作品與檔案文獻後,發表人將乾隆朝做玉冊依題材、文類進行分期分類;進而發現玉冊在作為清高宗自我形象塑造或青史留名的用途外,其文本亦有念祖追遠與惜福感恩的意涵。

  本場次的評論人為馬雅貞教授與祝平一教授。馬教授指出三位發表人可以更加著墨皇權在宮廷製作中的運用,例如:王同學可以再思考二十六式一組的墨與歷代套墨的關係,及其如何凸顯乾隆朝墨史的特色。賴同學則可更仔細說明《墨法集要》各版本的差異,並就所提出圖像宣傳的議題更深入探討中央與地方的主、被動關係。吳同學提出玉冊所刻文字「選文不選詩」的觀察很有趣,更可就其在宮中的使用方式作更多討論。祝教授期許三位同學釐清作品形成與使用的方式,王同學已清楚呈現物質背後的邏輯,但可思考乾隆製作玉墨的意圖;賴同學則可探討乾隆需要知道技術細節的原因為何,並比較《墨法集要》和《永樂大典》之間「今」與「古」的意義;吳同學在提供大量文獻資料之餘,可以更有組織的論述,並將玉冊的讀者列入考量,思索其中展現的帝王權力。

第三場
製作院體:技術與物質性

發表人:余玉琦(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講 題:再論掐絲琺瑯工藝於清宮之復興意義

發表人:張瀞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雍正朝式樣的建立:以銅胎畫琺瑯包袱瓶為例

發表人:孫璐(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講 題:清宮靈芝形如意初探

發表人:林宛萱(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講 題:院體的物質性:以清宮百寶嵌工藝為例

評論人: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余佩瑾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院體形成的論述除了風格分析與王權的滲透力之外,第三場次的發表者們貼近器物與技術本身,討論製作院體的另外兩項重要元素:技術與物質性。第一位發表人余玉琦延續學者所提出掐絲琺瑯在清宮的復興現象,從《活計檔》與御制詩的文字中,發現「景泰琺瑯」技術應是最關鍵的典範,並重新檢視掐絲琺瑯技術在清宮的復興過程與定位,亦隱含乾隆皇帝收藏與器用觀念的變化。發表人認為,乾隆更改掐絲琺瑯器年款,來自他對清宮的掐絲琺瑯技術可與明宣德時技術並駕的自信,除了還原古代經典標準以外,更是對於技術掌握的宣示。

  在琺瑯器的研究方面,張瀞予關注清宮更早時期銅胎畫琺瑯的製作與收藏。透過對《活計檔》的爬梳,注意到雍正朝的銅胎畫琺瑯中有著「包袱樣式」這一類帶有濃厚東洋風格的作品;並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雍正款〈銅胎畫琺瑯包袱紋蓋罐〉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描金彩漆包袱式紋長方形盒〉為例,說明「樣」在宮廷製作中的轉移與運用。發表人進一步推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十三件乾隆朝銅胎畫琺瑯包袱樣式的蓋罐,不僅顯示乾隆對於「樣」的複製與應用,更暗示皇帝對於過去傳統的掌握。

  第三位發表人孫璐以清宮中的靈芝形如意為題,從「靈芝」與「如意」自古即有的吉祥寓意出發,首先梳理自唐至明末如意的造形變化,進一步延伸討論清宮如意賦予靈芝外型的意義。發表人認為清宮內著意經營的「九莖靈芝形如意」除了是可攜帶的且具有複合祥瑞意味的權杖外;靈芝作為吉祥草,其發音與滿語的問候語「吉祥好」相近,與傳統的靈芝意涵結合後,靈芝如意的形象便被更廣泛地應用於清宮中的吉祥圖示上。

  在討論清宮的工藝製作技術時,林宛萱跳脫材質分類的框架,以具有複合材質與形式的百寶鑲嵌技術為對象,探討裝飾藝術在清宮的多元面貌。百寶鑲嵌技術源於晚明,發表人觀察其在清宮中的發展與運用,認為該技術因為帝王重視鑲嵌材質之質地、色彩與立體感的展現,在取材及技術上已經過了調整與變化。發表人進而提出百寶鑲嵌中使用特定材質以表現固定題材的現象,如:玻璃表水,以及運用現成物的作法可以造成 Jonathan Hay 曾提出的反錯視 (reverse Trompe l'Oeil) 現象;另外,亦提出百寶鑲嵌工藝所代表的文化交流啟示可以有更多研究的空間。

  本場次的評論人為賴惠敏教授與余佩瑾教授。余教授建議四位發表者的研究應就自己提出的論點做更多的闡述,例如:余同學應該更深入分析乾隆對於景泰藍技術特別注重之處為何,銅膽和佛塔掛瓶在發表中所提出的「再論」與「再析」中扮演何種角色;張同學所提出的「樣」的運用則要意識到,其跨越雍正、乾隆二朝可能發生的轉變;孫同學在提出發音與圖像意涵的近似之餘,應思考靈芝如意圖像在清宮是否因此被賦予何種新意;而林同學提出百寶鑲嵌技術作為院體的載體,可思考這樣的技術和院體的關聯,在引用 Jonathan Hay 的「錯視」論點的同時,如何用此論點來說明百寶鑲嵌的陳設。賴教授鼓勵發表人在引用造辦處檔案時,可以同時思考當時代世界史的脈動。余同學可以從掐絲的工匠及技術來源作更多討論;張同學則可將觸角延伸至日本的影響、工匠與製造地和材料等脈絡,追尋更多可能性;而孫同學在討論吉祥草與靈芝的關聯時,應該更注重清代宮廷的特色;林同學則可關注當時文獻中許多的舶來品,另外也可以注意檔案中是否有關於工匠、生產過程和管理的議題。

綜合討論

與談人:施靜菲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林麗江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奠基在 2016 年七月底專家學者們搭建的院體工作坊平臺之上,本次的研究生工作坊對於形成院體的風格、技術、材質與政治意涵等議題進行了許多大膽的嘗試。

  在綜合討論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賴毓芝教授認為,宮廷的存在會需要一個門面;而這個門面如何被形塑,又和統治的其他面向有甚麼關聯?因此,在討論宮廷的多元性之餘,其中豐富的技術、材料等,甚至可延伸至貿易史與全球史等議題。本場討論的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長施靜菲教授則提出,「院體」是否有某種可辨識性?其識別性有多高?並且,是否能經由其「框架」(frame) 被辨識呢?

  另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長林麗江教授對於本次的發表提出了許多看法,對於百寶鑲嵌作品提出其玩賞脈絡是否由歐洲而來,以及其中的圖像是否具有排他性等問題。林教授也提出了清宮中的書畫與工藝是否有位階的排序、以及清宮對於文人品味的理解與應用等問題。最後,施教授肯定了本次發表者們在研究中仔細討論作品的內容和風格,觸及了作品的「物質性」(materiality)。並且,各項研究亦觸及有關宮廷製作中「典範」的建立,以古今對照的方式來凸顯新的創造;而發表者們提到皇權於圖像、視覺或物質文化上的展現時,不管是為了形塑聖王形象或是新清史中的多元文化解讀,對現在的清宮研究方向都有一定的幫助。

  施教授認為,發表者們在討論清宮的多元文化之餘,遇到復古或是規範的議題時,用「計畫」(project) 和「樣式」(pattern) 的切入點來思考是很有幫助的。並且,不能忽略風格中「選擇」的部分,清宮的製作在表現媒材形式或視覺效果上可能來自不同的追求,而其中也許含有個人選擇的成分。施教授也提醒,清宮的製作不管是畫或是工藝,很多計畫是跨材質的合作,這樣的跨度在清代前是少見的,也顛覆了我們許多想像。

  與會學者對於發表者們大量爬梳檔案文獻、釐清風格史脈絡、細究宮廷的權力運作等努力給予高度肯定;經由本次工作坊與會者們的熱烈討論後,認為對於清宮的院體的研究可能還有以下的發展空間。一是在熟讀文獻之餘,將研究視角拓展到貿易史、全球史的範圍;更可以觸發其中技術與材料的研究議題。其二是長期被歸類在裝飾藝術範疇的清宮製作,在有更多對於媒材、形式、技術的研究之後,應該能更進一步討論風格背後的選擇機制。這樣的選擇機制實來自背後的權力運作,是在討論院體的形成時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研究生與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聲中,清宮研究的更多可能性也隨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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