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九次讀書會紀要

　　本次讀書會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毛傳慧教授發表「衣冠制度的背後——清初的婦女服飾」，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一、清初服飾制度的建立與施行；二、衣冠制度中有關滿漢婦女服飾的規定；三、清初婦女服飾的演變。茲摘要如下。

　　毛教授首先談及滿族的起源地，並利用十五世紀的圖像，講述女真早期的服飾樣貌。另外徵引文字史料，說明滿洲男女的髮式與衣冠特徵。這一時期的服飾尚未制度化，故論者有「雜亂無章」之說。衣飾穿戴的法令到天命六年 (1621) 才首度出現，最先規範官員的補服文飾，隨後頒布冠頂形制。兩年之後，又針對官員於不同場合的冠服有更詳細的規範，使官民之間有所區隔。整體來說，一開始參照明代的補服制度，爾後頒布冠頂形制，所以觀察頂戴形式就能知曉等級差異。清太宗天聰年間，更進一步規範穿著的質地與色澤，黃緞、五爪龍專歸皇室所使用。清代衣飾制度最重要的基礎，則是順治朝頒布的《欽定服色肩輿永例》，日後康、雍、乾各朝均以此例為基礎而多次增補、修改，相關記載可見於歷朝會典，而乾隆年間頒布的《皇朝禮器圖式》則加以歸納統整，並根據規定繪製圖式。

　　但是整體看來，有關婦女衣飾的史料不算太多，且大多為朝服、吉服等「官方」服飾的記載。根據史料，婦女服色各隨其夫或父的品級，至於常服則缺少明確的記載。因此，觀察婦女日常生活所著服飾，需要藉由文字配合圖像與遺留下來的衣飾進行分析對照。毛教授先以朝服為例，介紹后妃服飾各部位的名稱，原則上其形制類似男性袍服；隨後以《皇朝禮器圖式》為例，指出該文獻的編排方式已呈現「等第」次序，並分析衣飾的色系可區別為「黃色系列」與「石青色系」；而皇后、皇太后與皇貴妃的朝冠樣式則有明顯的品級區分。另外還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就民族而言，清初為了緩和漢人對滿人服飾的抵抗，容許漢人婦女穿著傳統服飾，如漢族婦女的禮儀衣飾大抵採取鳳冠霞披，且在某些特定禮儀場合，會借穿較高等級衣飾。其次，就「常服」來看，可以發現這一類衣飾較豐富且有較大的變化。

　　毛教授就兩個時期舉例，第一個例子是孝莊太后的常服像。孝莊太后的袍服大致無異於男性常服，又從時間來看，這一時期的衣飾相對樸實。雖然清朝強調維持滿人的服飾傳統，然而不僅雍正本人曾留下漢服的畫像，著名的「雍正十二美人圖」圖中女性也均著漢人婦女服飾。乾隆朝后妃的畫像中，可見蒙古婦女著自身民族的服飾。現存清代中期以前的后妃圖像顯示：其服飾通常是較正式的冠服，或者以漢族服飾呈現，罕見著便服的后妃圖像。相較之下，晚清留下不少后妃公主著便服的畫像。透過圖像和文物，可觀察漢滿婦女服飾的轉變。從十八世紀開始，漢滿出現服飾融合的現象，從毛教授所舉的第二個例子，便可看出端倪。此時，漢人也會仿滿洲服飾，例如乾隆朝初年，江南妓女的服飾樣式就含有滿族特色。而表現等級身分的衣物，則能以「雲肩」為例，本屬漢貴族婦女使用的衣飾，到了清朝逐漸變成一般百姓婦女也常用的配件。整體來說，隨著入關之後物質條件豐富，服飾上就有了比較多樣的變化。到了清朝晚期，如果只檢視漢人跟滿洲人的上半身服飾，其相似度越來越高，幾乎難以從上半身辨別民族；然而，仍可從衣服的鑲邊看到與丈夫職務相應的職等。

　　報告結束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賴惠敏教授首先提出心得。她就所見檔案以及相關研究，指出當中的衣物「鈕扣」、「東珠」以及「衣料」，有可能由貿易取得，且不僅僅是國內貿易，更涉及國外，而這些產品需要加工鍍金或者染色。因此她認為，從服飾也能看出上層宮廷使用者的需要會促成商貿流動。這一問題，或許可以進一步開展。毛教授回應，每件文物的履歷如能一一檢證，當然能夠看到流通過程；反之，如果無法確認其履歷或者用途，則可能有一物多用的狀況。

　　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李今芸教授進一步詢問明清染料製作與使用問題。毛教授指出，會依據所需要的色調選擇相應的染料進行調配。若說到染料的製作，從明末以後，染料並不是直接以植物的形式，而是製造成「染劑」，如藍靛、紅花水等，在市場上流通。可能會因為配方有所不同，造成成色差異。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蔡松穎則與毛教授討論天聰朝服制的特點、圖像中所呈現的宮中服飾，以及如何從服飾看制度的落實。毛教授認為，或許從「服裝」上來看，天聰朝所呈現的區隔性不大，似乎制度的落實有其限度；然而，若從「飾品」來看，透過文物與圖像（例如耳環）的使用差異，還是能夠看出制度在運行上所展現的區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