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報告人: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時間: 2013 年 1 月 18 日(五)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17 室
撰寫人: 陳東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新清史研究讀書會」 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新清史研究」第一次讀書會於 1 月 18 日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17 室舉行,本次報告人為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林文凱老師。此次讀書會共閱讀、討論三篇論文,首先是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就任美國亞洲學會主席時的就職演說,主要內容係以「新清史」的研究觀點批判前輩學者何炳棣的「漢化論」;第二篇是何炳棣針對羅文發表的批駁文章,堅持其既有論點的有效性;最後一篇為新清史重要研究者歐立德 (Mark Elliott) 介紹新清史研究的重要文獻。茲將三文重點摘要於下: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1996): 829-850.

  何炳棣曾於 1967 年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提交〈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1]指出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非漢族政權,而其成功關鍵在於漢化政策的採用。本文作者羅友枝則以新清史的研究成果,對何炳棣的漢化論提出不同看法。新清史研究者認為清朝雖以漢文化元素統治漢人,但本民族文化與統治自主性的維繫,以及滿族與其他非漢民族在文化連結上的利用,才是清朝成功的關鍵。

  新清史特別重視滿文材料的解讀與應用,故可從非漢族王朝的角度重新詮釋清朝歷史。

  新的研究顯示,滿清入關前的後金 (1616-1636) 與清朝初期 (1636-1644) 政策,包括:國家支持滿文創制、東北部族合成滿族的認同建構,以及滿洲起源神話的創造等,皆反映出滿族中心觀而非漢族中心觀。進一步來說,由八旗與皇室男性親屬組成的貴族征服集團,雖與漢人文武官員一起統治中原地區,但其地位仍凌駕於漢人官員之上,並控制他們的施政作為。不僅如此,東北、蒙古、西藏與新疆等地區皆由這些征服集團所管控,並未納入與漢人相同的省縣行政框架。

  另一方面,作者指出滿族在東北亞家鄉擁有多族群並存的歷史地理條件,使其能夠聯合各種文化背景的武力為其所用;而滿族對藏傳佛教、蒙古文化元素的採借,亦對其統治不同民族地區產生很大的助力。作者強調滿人統治者的確推動了許多漢化政策,並試圖扮演合格的漢人統治者,但這並非其帝王統治的全部形象。檔案資料已經證明,滿人統治者對不同的帝國屬民,亦會分別形塑不一樣的統治形象。

  作者引用柯嬌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等人的研究指出,乾隆皇帝將自身塑造為滿、蒙、藏、回、漢五個民族的絕對統治者,並有意區別五族之間的文化界限,影響了其後各族的內部認同及與他族的相互關係。長久而言,這些政策對晚清──尤其帝國瓦解後的民族互動與政治認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何炳棣著,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伊芙琳‧羅斯基之〈再觀清代〉〉(上、下),《清史研究》第 1 期、第 3 期(2002 年2 月、8 月),頁 113-120、101-110。

  作者首先回顧其在 1967 年提出的論點:第一,清朝皇帝成功締造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多民族帝國;第二,清朝的財政改革促成前所未見的人口攀升;第三,清朝採取漢化政策,使其統治政權更加穩固;第四,清朝時期的社會有相當程度的正面發展;第五,清朝的物質文化與藝術等多取得輝煌成就。

  接著,作者批判羅友枝的文章,指出漢化的概念與滿洲人利用非漢民族的文化,兩者之間並無衝突;換句話說,漢化不等於排斥學習其他文化。作者指出,如果羅友枝要否定漢化的理論,就必須解釋滿洲人是利用何種方法統治中國這麼龐大的領土。作者進一步認為,漢人在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確保其得以長期、成功地漢化異族,並以遼、金、元等非漢政權為例,表示他們雖創造了自己的文字,卻不能證明他們拒絕漢化;證據上亦顯示,大部分的非漢民族菁英,仍持續學習著漢文化。作者主張滿清政權亦是如此,並列舉了滿清皇室、貴族與官員的體系性漢化。

  作者更強調,太平天國亂事發生時,清朝之所以能獲得漢人士紳的支持與擁護,即是其漢化成功的最佳印證。清朝吸收非漢民族的文化而得以茁壯,與漢化的概念並無衝突;漢化帶來的財政改革,更使清朝人口大幅增長。因此,作者最後再度主張,非漢民族對漢化潮流不僅無法抵擋,亦是出於自願,而不斷地吸收與變化則是漢化的最大特色。

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1-18。

  本文說明新清史研究之興起背景、觀點及其內涵。作者首先強調清代滿文檔案的重要性,並認為檔案的類型與研究者對檔案的解讀都會影響清代歷史的詮釋。文中指出,1970 年代以前,滿文檔案仍為學界所忽視。其後,受到臺灣學界陳捷先、莊吉發,以及日本學界岡田英弘等學者的影響,同時中國一檔館亦開始進行滿文檔案的整理,滿文史料遂開始受到重視。至 1980 年代,在美國學者白彬菊 (Beatrice Bartlett) 研究的影響下,更突顯滿文檔案的重要性。

  1980 年代以降,美國學界對於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偏見的中國史研究進行批判,而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的美國年輕學者亦嘗試從邊緣與少數民族的觀點出發來研究中國史,並將清朝歷史和世界其他帝國做比較。這種種因素,帶來了新清史研究觀點的興起。其主要特色乃是質疑向來充滿中國民族主義色彩的歷史詮釋,強調清朝雖是中國的王朝,卻也是滿洲人所建立之王朝。是故新清史學者提出兩個主要論點:第一,少數的滿州人如何能統治廣大且複雜的中國?第二,由滿族所建立的王朝對於中國歷史論述的影響為何?由於他們嘗試尋求「非漢族」的觀點,因此特別強調運用滿文檔案的重要性。

  最後,作者說明新清史研究的幾個主張:第一,同意滿人雖有漢化現象,但並未失去對自身族群的認同感;第二,關注清朝模仿歷史上遼、金、元等非漢政權的統治手法,並建立異於明朝的君權統治制度;第三,注意清朝和世界其他征服王朝之異同,觀察清朝是否可以和同時期的俄國、英國與鄂圖曼帝國做比較?結論中,作者委婉建議,區分向來被視為一體的「清朝」和「中國」,將有助於敏銳認識清朝與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不同主體之間的轉變關係。

[1]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Feb. 1967): 18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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