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 (2020-2021)

我過去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近代日本漢學」，在九州大學提出的博士論文《近代日本と儒教——「斯文會」と「孔子教」を軸として》即是以近代日本組織最龐大、影響力最深遠、歷史也最悠久的漢學社群「斯文會」為主，針對當時最典型的儒教/孔教論述進行全面的討論。

任職中國文哲研究所以來，又從「儒學概念詮釋」的視角，思考近代日本漢學家如何建構其思想體系、又如何申論其儒教論題。我發現如果著眼於近代日本漢學者對傳統儒學語詞的理解和闡釋，以及該闡釋與漢學者所處的歷史語境之相關，更可以凸顯儒學概念在近代日本思想界發生的作用，以及國粹主義、天皇體制、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之間複雜的辨證關係。因此我嘗試探討與天皇制和西化這兩個基調有關的漢字詞語，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產生的意義變遷，以分析儒學在近代日本扮演的角色與影響，並把握近代日本漢學與傳統儒學之間若即似離、既相續又緊張的關係。因為近代日本漢學者的立說與學術論辯，是以其對儒家經典的實踐為起點，在天皇政體、國民國家的制度和西化浪潮中，一方面傳承自德川儒學的思想體系，又進一步回應當時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現況，展演出新的意義。二○○五年出版的專書《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即是圍繞著「近代日本漢學與儒學概念詮釋」這一主題，所完成的研究成果。

由於在以「儒學概念詮釋」來深究日本漢學時，我時時自覺到：儒學文本的分析與詮釋，必須回歸哲學基本問題的思考，乃至於方法論的反思。儒學語彙概念的探究，除了向傳統溯源，尚須往同時代的中國、甚至東亞儒教文化圈尋找對話的基點。尤有進者，日本漢學的研究，還應進入比較哲學的對比視域中，探討儒學所可能具有的普世性價值。因此我將研究視域擴展到近代中國──日本、東方──西方。在概念史的研究方面，以「倫理」、「道德」、「自然」、「文明」、「文化」等等詞彙來分析近代日本知識分子早中國一步領受並回應西方文化之際，為何選用這些漢字詞去描述西方近代體制的種種事項，又如何以這些概念共構成一個新式語言環境，傳達和宣揚一種商業發達、科學進步的現代「文明」觀。同時，也進一步以近代中日的知識轉型、及近代中日留洋者的認同及遷異等問題等二個面向，來思考中日兩國在共創共享以漢字為主的文化遺產之際，如何面對前近代跨入近代的種種問題，比較和分析中、日兩國學子透過留洋經驗，在認同、信仰、翻譯事業、學制改革等方面具體的主張，觀察西學東漸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