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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 Peng-sheng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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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Position： |
History and Philology |
| Education：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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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1996.8-2004.2)，副研究員(2004.2-)
國立台灣大學兼任講師(1991.8-1992.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兼任助理教授(2001.8-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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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
pengshan@asihp.net |
| Phone： |
02-26523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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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與市場演化
我的博士論文針對蘇州「會館、公所、商會」等不同商人團體的組織演變與功能異同，由交易成本與制度變遷的研究角度，探討明清中國的社會與國家如何互動。1996年入所，則延續並拓展原先關心的制度經濟史課題。除蒐集並分析各類商業手冊與商會檔案外，也更密集研讀判牘、幕學、訟師秘本等明清法律文書以及幾種中央與地方司法檔案；以這些經濟與法律史料為基礎，我希望對明清中國商業法律與市場演化等相關問題，在議題上做更多層次的梳理，並對更多地域空間進行探究。
在延伸議題層次方面，我試著將法律的經濟分析與經濟人類學的一些關鍵課題，導入自己原即很有興趣的制度經濟史研究。在研讀史料過程中，我愈益感到需要同時由「經濟、法律、文化」三個場域探究明清中國的歷史變遷，並試圖超越過去較單純考慮「經濟與法律結構」影響經濟效率的研究視野，更多地去關注歷史上不同行動者所抱持的「利益觀念、商業倫理、正義感覺、知識體系、世界觀」等「文化與意義系統」方面議題。諸如明清部分官員在辯論經濟事務與審理商業案件時，如何逐步調整既有的「利益觀念、正義感覺」？以及許多「經商手冊、刑案匯覽、訟師秘本」文本如何建構有關「商學、法學」的知識體系？要之，探究「文化與意義系統」究係如何與其所鑲嵌的「經濟與法律結構」相互界定並彼此影響？是我目前探究明清歷史變遷的主要研究取徑。
在拓展研究地域空間方面，我由原本關心的蘇州、松江等江南城鎮，續往雲南、四川、江西等地做討論，希望有更多例證藉以檢驗十六世紀以後中國市場演化的歷程。現正撰寫一部以重慶「巴縣檔案」為關鍵史料的專書，探究十八、十九世紀法律規範與當地物質生活變遷相互作用的歷程。
總之，以明清中國史料為素材，我盼望能摸索出更能兼顧「文化與意義系統」以及「經濟與法律結構」的分析取徑，用以探究明清的商業法律與市場演化問題，進而寫出更富啟發性的專著。
《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0）。
《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
《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
〈明清時代蘇州城工商業組織的變革〉，《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5.1 (1990)：83-96。
〈明代蘇州營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九州學刊》5.2 (1992)：139-159。
〈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3 (1995)：37-92。
〈由市廛律例演變看明清政府對市場的法律規範〉，《史學：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8），頁291-334。
〈禁止把持與保護專利：試析清末商事立法中的蘇州金箔業訟案〉，《中外法學》（北京）2000.3：311-328。
〈十八世紀滇銅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1 (2001)：49-119。
〈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律推理〉，收入熊秉真編，《讓證據說話‧中國篇》（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1），頁135-198。
〈由放料到工廠？清代前期蘇州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歷史研究》（北京）2002.1：75-87。
〈市場、法律與人情：明清蘇州商人團體提供「交易服務」的制度與變遷〉，收入中國史學會編，《中國の歷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頁571-592。
〈有資用世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33.1 (2004)：1-43。
〈以法為名：訟師與幕友對明清法律秩序的衝擊〉，《新史學》15.4 (2004)：93-148。
〈18世紀中國商業法律中的債負與過失論述〉，收入樊樹志主編，《復旦史學集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第1輯（專號：《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遷》，頁211-248。
〈也是「商法」問題：試論十七世紀中國的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法制史研究》8 (2005)：75-123。
〈由公產到法人──清代蘇州、上海商人團體的制度變遷〉，《法制史研究》10 (2006)：117-154。
〈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辯證〉，《新史學》17.4 (2006)：1-14。
〈由商人訟案看明清中國的司法場域與法律思維模式〉，《清華法學》（北京）10 (2007)：89-110。
"The Discourse on Insolvency and Neglig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Writing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rime, Conflict, and Judgment, ed. Robert E. Hegel and Katherine Carlitz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p.125-142.
〈「機風」與「正氣」：明清商業經營中的物產觀〉，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等出版，2008.7），第2冊，頁177-198。
〈十八世紀清政府修訂〈教唆詞訟〉律例下的查拿訟師事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4 (2008.12)：637-682。
〈國法與幫規：清代前期重慶城的船運糾紛解決機制〉，收入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4），頁275-344。
〈法學專家、蘇州商人團體與清代中國的「習慣法」問題〉，《北大法律評論》（北京）10.1 (2009)：68-88。
〈明清訟師的興起及其官司致勝術〉，《歷史人類學學刊》（香港）7.2 (2009.10)：31-71。 邱澎生、閻鴻中、邱仲麟合著，〈融攝人生志業於史事考訂的大家：悼念黃彰健先生〉，《明代研究》（臺北）13 (2009.12)：1-20。
〈覺非山人《珥筆肯綮》點校本〉，《明代研究》（臺北）13 (2009.12)：233-290。
〈清末兩種中國「百科全書」的經濟與法律之學〉，收入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9.12），頁155-183。
〈消費使人愉悅？略談明清史學界的物質文化研究〉，《思想》15 (2010.5)：129-147。
〈由唐律「輕重相舉」看十九世紀清代刑部說帖的「比附重輕」〉，《法制史研究》19 (2011)：115-147。
〈18世紀蘇州棉布業的工資糾紛與工作規訓〉，《江南社會歷史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3 (2011)：239-270。
〈會館、公所與郊之比較：由商人公產檢視清代中國市場制度的多樣性〉，收入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3），頁267-313。
〈18世紀蘇松棉布業的管理架構與法律文化〉，《江海學刊》2012.2 (2012)：143-157。
〈評尹韻公著《明代新聞傳播史》〉，《史原》18 (1991)：317-321。
〈評朱英著《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新史學》4.3 (1993)：143-155。
〈「法律的文化解釋」對法律史研究的效用：試評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增訂本）》〉，《新史學》10.2 (1999)：195-213。
〈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由「商人精神」到「消費心態」──從Samuel Adrian Adshead專書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談起〉，《新史學》10.3 (1999)：189-204。
〈評Meliss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新史學》11.3 (2000)：225-232。
〈「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黃仁宇「大歷史觀」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臺大歷史學報》26 (2000)：351-376。
〈如何審視鏡像中國？評介《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臺大歷史學報》33 (2004)：443-455。
〈評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2.1 (2004)：220-224。
“Book Review on World History of Monetary System: From a Standpoint of Asymmetry, by Akinobu Kuroda (Tokyo: Iwanami Shoten, 2003)（〈評黑田明伸著《由「非對稱性」考察貨幣系統的世界史》〔東京：岩波書店，200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2005): 337-339.
〈中國法制史的「都市性」：評介《從傳統到近代：江南城鎮土地產權制度研究》〉，《法制史研究》9 (2006)：293-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