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後从姚从吾、邓嗣禹先生习宋辽金元史与东亚史。曾任教於台湾大学、师范大学、东吴大学、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着有《宋辽关系史研究》（获中山学术奖）、《历史的瞬间：从宋辽金人物谈到三寸金莲》、《宋辽金史论丛》、《女真史论》、《北宋士族》等，编有《陶希圣日记：1947-1956（上）（下）》、《陶希圣年表》(与陶泰来合编)。民国79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两宋时期，朝野人士对於辽、金、蒙古三个民族的性质和优势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为主和派和主战派。主和的极致是石敬瑭所谓「屈辱」的外交，对辽称臣纳贡，并且认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主战的极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韩佗胄的北伐。这样的二分法也许过於简单，如果深入一层观察，两宋对辽、金、蒙古的政策，其实可以说是「和、战、守」三策交互的弹性运用，而基本目的是维持与强大外夷的和平相处而非征服。 宋代为维持和平而采取弹性外交，与敌国举行无数次的谈判，订立自古以来最多的条约，规范国际外交礼仪，交换诸多使节，并在边界实行榷场贸易。这段空前的历史演变值得我们注意和探讨。 另外，宋人赋诗数量大，包含范围从国家大政到家庭琐事，常以诗歌代替书信或论说。《宋代外交史》中的叙事常引用诗歌辅助，也说明了当时人对世事的看法与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