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書系列

作者简介 弗瑞林Christopher Frayling 是我们时代研究兴趣最广泛的文化史家，着作众多（包括吸血鬼电影和义大利西部电影的研究），又曾为成功的电视纪录片系列（题材涵盖广告、中世纪和图坦卡门）撰稿和主持。除了是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院士，他在一九九六至二ＯＯ九年之间任皇家艺术学院校长，至今仍是该校的文化史荣退教授 。他的其他公共职位包括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主席、设计委员会主席、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受托人。 译者简介 梁永安 台湾大学人类学学士、哲学硕士，目前为专业翻译者，完成约近百本译着，译有《李维史陀：实验室里的诗人》、《老年之书》、《文化与抵抗》、《帕德嫩之谜》等书。

从〇〇七、蝙蝠侠、神鬼奇航到钢铁人， 都可以找到最典型的坏蛋：高瘦、秃头、两撇胡子，看起来阴险狰狞， 他是傅满州，一个名声响亮不下於福尔摩斯与德古拉爵士的经典角色， 是百年来中国恐惧的代表，化身为一人的黄祸。 ●一场世纪末的「黄祸」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值一片混乱，内忧外患，饥荒连年，完全无法「祸害」任何人，但西方人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中国人看成一种威胁，理由让人百思不解。但更让人不解的是，这个「黄祸」思想为什麽会那麽根深蒂固，乃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中国人的形象继续受到扭曲，屡屡受到散播电脑病毒、制造空气污染和操纵汇率者的指控。 ●为社会问题寻找替罪羊 　　相映於黄祸思想，另一种概念在19世纪的英国蔓延。中国城、鸦片窟变成一则流行神话：在狄更斯的笔下，鸦片馆不是一个社交场所，而化身为罪恶的渊薮。这个形象影响深远且深植人心，最终与各种对中国人的看法混合在一起：吃醋（不甘心於英国女人被中国男人娶走）、宗教恐惧（「面目可憎的神像」和「古怪」的出殡仪式）、饮食偏见（吃狗肉、猫肉和老鼠肉是不正常）和寻找替罪羊心理（为船员的大量失业、凌乱的街道和堆积如山的垃圾另找理由）。 ●自大众娱乐诞生的傅满州 　　20世纪初一个角色诞生了，他是个比起中国领导人，大多数的西方人更熟悉的人物：傅满州。这个英国作家罗默笔下的反派角色，其高大的外型、狡诈聪明的特质，百年来被反覆重现：〇〇七系列的反派取材於傅满州的不同特质，好莱坞电影中需要的东方坏蛋屡屡是傅满州的变形。罗默当年利用「黄祸」与「中国城」想像所创造的傅满州形象，成为跨世纪偏见的代表人物，比起抽象概念，这个视觉化的形象更容易传播久远。 ●为长久以来的偏见驱魔？ 　　直到今日，仍有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着作，宛如是现代版的「黄祸论」文本，彷佛百年前对中国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经济发展的诸多恐惧从未远离。本书从小说、舞台剧、电视影集、电影等大众文化切入，从对中国人的异化想像讨论到恐惧东方的拟人化。直到今日，我们在无数影视文化中看见的傅满州正是「黄祸」概念的凝结化身，是中国恐惧的最佳代表，而本书便是希望为所有冠冕堂皇的论述和娱乐十足的通俗成见「驱魔」。 ◎国际好评 弗瑞林这部作品聪慧，充满知性趣味，对西方的黄祸焦虑的分析鞭辟入里。它也反映出作者对有潜在丰饶性的题材独具慧眼。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弗瑞林对爱德华时代的中国恐惧症及其各种文化显现知识深厚。他写的这部文化史既好看，又包含许多精彩插图（包括古早的明信片、书籍封面、海报、电影剧照和漫画）……弗瑞林把一段可耻的种族歧视历史娓娓道来，又提醒我们，别以为同样的心态已不复存在。 ──《卫报》（Guardian） 涵盖范围之广阔让人动容，插图丰富，弗瑞林讲述的故事引人入胜。 ──《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 对一个出奇长命得的现象的精彩探索，细节丰富有趣，处理的是一个对今日仍有重要性的大课题。 ──芬比（Jonathan Fenby） 导读 「黄祸」：西方的恐惧与东方的英雄 杨瑞松 一、萨伊德的启发与挑战 　　本书作者弗瑞林以他和着名的文化研究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在一九九五年的一场餐会对话作为本书的开场白。在当时餐叙中，他提及萨伊德的名着《东方主义》（Orientalism），认为它虽然充满洞见但却有两个相关面相并未触及：其一是大众传播媒界在创造东方主义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为中国个案的研究，亦即中国作为东方主义思维下的「他者」，并未包含在萨伊德以伊斯兰文明为主之研究对象。 　　根据弗瑞林引述，萨伊德当时显然同意作者关於上述两个面向的指陈，萨伊德不仅分享了他本身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成长的经验，谈到一些有关本书主角傅满洲的电影如何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负面刻板印象，同时也乐见有心人能够就大众传播文化如何形塑西方人关於中国和中国人的过程来进行深入探讨。由此观之，从学术研究传承的脉络而言，本书可谓一方面是延续萨伊德对於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如何以负面刻板形象来「他者化」非西方文明的後续研究，特别是补充《东方主义》一书中几乎没有谈及的中国面向；另一方面，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本书特别侧重大众传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电影和小说对於现代关於异文化和外国人的形象的传播建构，以及这些形象的公共影响力。 　　事实上，萨伊德本人对於大众传播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也并未缺席。不晓得和上述一九九五年间和弗瑞林之间的对话有无关连，萨伊德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报导╱遮蔽伊斯兰》（Covering Islam）即是此方面的代表作。该书的副标题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媒体和专家如何决定我们看待我们以外的世界），明白地展示他对於大众传媒形塑他者的批判态度。但是该书的主要例子，仍然是以伊斯兰文明为主。从书中的封面设计为一位穿着阿拉伯服装的持枪瞄准的人，同时反过来被一手持照相机的西方记者所瞄准，即可看出这本书的主旨。简言之，这种解析掌握西方大众传媒之手的霸权论述，如何再现（represent）非西方的他者，从而强化西方对於非西方的偏见的主题，也正是本书的根本关怀。 　　另一项有趣的对比则是萨伊德和弗瑞林均提到了个人成长经验和其着作的关系。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坦言该书尽管有许多理性和学术性的探究分析，而且其中一大部分均得感恩自他所受到的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传统的启蒙；但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他也从未忘却在他自己成长的经验过程中，他是如何经常被以一个「东方人」来看待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同样地，弗瑞林在反省到他个人从事此项研究动机时，提及他自己儿时成长记忆过程中，一些有关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如何在生活学习过程中，经由大众传媒的影响而很「自然地」成为脑海中深刻的印象。弗瑞林因而有一段语重心长的表述：「所有这一切真的非常难以从脑袋拔除。不消说，我的学校里没有东亚或华裔学生，而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中国也是远在天边。所以，印象变成了『规范』，连学校里的老师也视之为理所当然。在一个层面上，我写本书是为了驱魔。」 　　也正因为弗瑞林在此处所指出的「驱魔」作用，我们或许更可以理解何以这一本主要是探讨分析二十世纪上半叶诞生的小说虚构人物的着作，却在第一章中花了许多篇幅聚焦於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弗瑞林显然有意将近代的中英关系，特别是以香港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九七的历史发展，和他所要探讨的西方人对於中国人的偏见的课题加以连结。很显然地从弗瑞林看来，所谓「英国帝国主义」在现实中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和近代西方对於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偏见，两者之间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前述弗瑞林自谓的「驱魔」之着作意旨，不难看出弗瑞林怀抱着反省甚至有几分忏悔之意来回顾大英帝国在近代扩张的历史。而这样的反省意图也可谓是後殖民研究的一项特色。弗瑞林从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归」前後的公共论述，看到了包含召唤「傅满洲」等有关中国人之负面意象评论再度出现，同时也引述了许多中国人关於国耻和民族耻辱的论述。弗瑞林的用意似乎在於指出，种种的偏见并未随着历史而消逝，相对地，因为这些偏见所造成的历史伤痛也依然是公共记忆的重要环节。比较令人遗憾的是，弗瑞林在此处大都以「中国人vs.西方人（英国人）」的框架来讨论所谓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历史记忆的冲突，此举固然符合本书的主旨，但是就弗瑞林以一九九七年的香港政治命运转折为焦点来看，香港或香港人在上述框架下却可谓成了萨伊德《东方主义》一书中着名的卷头语：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 They can only be represented.（他们无法再现自我。他们只能被他人再现。）的最佳写照。换言之，在这一场检讨反省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的论述分析中，香港成了失去话语权的角色。虽然本书发行於二○一四年，但是弗瑞林对於香港的描述，似乎停留在书中他在二○○七年左右的观察：「回英国前我去了一趟香港探望朋友。中国企业在香港的活动看来比九七以前还多，把整个城市炒得火热。很多人曾预言『一国两制』行不通，说香港的繁荣将因回归而萎缩，但预言显然没有成真。」这种似乎是审慎乐观的香港前景描述，恐怕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能够超越仅仅将香港视为中国的国耻象徵，而能仔细检视香港在一百多年来所累积东西文化混杂交滙的丰富历史经验，同时重新思考香港在一九九七之後和中国之间各种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争议冲突现象，从而思考本书所要探讨的跨文化之间彼此认知的课题，或许如此一来更能深化本书课题的探讨。 二、黄祸：作为欧洲人的「他者」 　　本书的斗大主标题「黄祸」（The Yellow Peril）一词虽然相当醒目，但是对於不是相当熟悉近现代历史的读者而言，它的确切意涵可能不是很清楚。所幸弗瑞林的副标题可谓相对地明确，它明白指出本书的主旨乃是探讨有关傅满洲博士和「仇恨中国心态」兴起的课题。弗瑞林之所以用黄祸的大标题来涵盖傅满洲等课题，其灵感或许是来自本书研究对象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一句原书作者对於傅满洲的定位描述名言：「化身而为一人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 incarnate in One Man）。事实上，本书的第五章即是引用这句话作为该章标题。 　　诚如弗瑞林所言，本书既然是本「驱魔」之作，是要将深入人心的一些成为理所当然的意象，重新检视其如何被创造和流传的过程，因而弗瑞林在本书的主要篇章中花了许多心力来探究傅满洲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其小说角色创造者罗默（Sax Rohmer）思维的历史文化背景。他探索了傅满洲博士的起源，解析十九世纪文学和浅俗东方主义（pop-orientalism）的文化背景，并分析「鸦片窟」（opium den）的观念如何被建构和中国城形象被应用在小说上。此外，他认为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歌舞杂耍剧院、大众周报和浅俗文学对於罗默（傅满洲角色的创造者）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提供了大众意识中黄祸焦虑的灵感。最後，弗瑞林针对小说的经典文句加以仔细分析，并且解析电影改编版的角色情节的种族偏见和歧视的大众影响力。种种这些探讨即是要回答弗瑞林自己所提出几项重要主题：「黄祸思想何所来自？它们又是怎麽被蒸馏成为单一个虚构角色（傅满洲）？为什麽黄祸情结那麽有韧性，能历时一百五十年而不衰？自它第一次被构想出来以後，黄祸观念的意义发生过哪些变化，有过哪些旧瓶装新酒？」 　　从文化史的解析角度而言，弗瑞林可谓扮演侦探的角色，不仅将小说和电影文本加以分析，同时也考察了小说创造者的思想文化背景，包含了十九纪以来种种对中国和中国城的想像论述。弗瑞林在这些探索过程中，也彷佛是一位时空旅游的向导员，带领本书的读者探究傅满洲的前世今生，重新见证这位虚构人物诞生的场景以及它如何藉由小说和电影角色成为黄祸的化身。 　　就戏剧效果而言，不论是原系列小说或是本书，运用这种将小说主人翁和一个令人耸动的符号（黄祸）相结合的手法，的确可以达到吸引读者的作用。而本书也的确对两者的关连性有相当细致的分析。可是如此一来，或许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会误以为黄祸的主要意涵即是和傅满洲相关，尤其是从本书的标题得来的印象所致，因而忽略了黄祸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复杂意义和多元样性。 　　所幸本书在内文中对於黄祸意涵的复杂性也有提及。例如在本书的卷头语所引用的《韦氏新国际词典》对黄祸的注解，即提到了大量东方劳工涌入西方的情形。此外，在第五章中，弗瑞林在介绍十九世纪末以来关於黄色人种的各类歧视偏见论述时，对於有关黄祸的意涵有以下的简要说明：「这种威胁被认为有四方面。首先是军事威胁：如果为数庞大的中国人变成一股战力，那中国会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将是迟早的事。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就曾出乎所有人意料，先後打败中国和俄国而成为强权；另外，「拳匪」亦曾对现代武器表现出无所畏惧。其次是经济威胁：如果中国人吸收了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他们的产品必然会淹没世界，而外国商人在中国的主宰地位亦将很快消失。第三是中国移民或说中国「群氓」的威胁：「中国城」的道德败坏是众所周知。最後是人种威胁：「白人的人种纯度有可能因为通婚而受到污染。这四方面的威胁全浓缩在顺口好记的『黄祸』一词。」换言之，从弗瑞林提及的这些例证即可看出，黄祸意涵有其相当复杂的历史面向，而所谓黄祸威胁论的兴起和十九世纪末以降全球政经文化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牵涉到当时西方的公共论述对於西方霸权可能遭受到来自亚洲的挑战和威胁的各种想像和论述。 　　弗瑞林以上的相关说明也点出了所谓黄祸恐慌的一项重要基本因素：为数庞大的中国人口。针对这一项因素，英国史家 Kiernan 在分析「黄祸」观念的兴起时，则提出了一项耐人寻味的看法。尽管 Kiernan 认为黄祸观念的形成，可谓东西方在混乱交会认知下的後果。然而他在结论中，却将此种心理恐惧的根源，追溯至人类文明开始意识到人口成长，将会导致祸害的危机意识之投射反应。他基於一种近似「人口论」论述逻辑的危机意识，因而对此种「黄祸」危机意识有了一种「同情的了解」，他认为「一种有益的本能提醒人类过度繁殖的祸害。中国人太多了，英格兰也将人口过剩。不管形式看来如何荒诞，『黄祸』观念是人类文明在面对人类过度繁殖的梦魇时，退缩表现的某种起始点。人类的多产已成为文明最大的祸害，不仅在经济面上而且更在心理层面上」。Kiernan 同时也特别提醒他的读者要留意近代欧洲的政治文化情境：「欧洲人发源自小城市与民族国家，对令人晕眩的数量特别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代表的就是数量惊人；欧洲只能以较优势的技术与之对抗。」 　　由此观之，如果说造成黄祸威胁的心理恐慌的最显着原因应是一种对於「巨大人口数量」的恐惧，那麽以狡猾奸诈的傅满洲博士作为黄祸的具体展现，虽然可以说是小说家发挥了想像创意，挪用了此符号且利用了它所表的一种恐惧意涵，但也因而将原先主要是对於「量」的恐惧转化为对於单一个人之「质」的畏惧。这种转换或许有助於吸引大众读者沉醉於书中戏剧性角色彼此之间各种尔虞我诈的斗争斗智的情节，但却不免使本书主人翁傅满洲所代表之「黄祸」的意义和原先历史上的重要意涵之间产生相当大的落差。 　　此外，也因为本书是以一位神秘传奇中国人物傅满洲为主的分析作品，所以另外一个历史上「黄祸」的重要意涵也因而较少被提及：日本。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後，新兴的日本即已被视为是来自亚洲的新军事霸权，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的结果更是促成大量以日本作为黄祸的主要代表的想像和论述。日本本身，或是以日本为首的中日联盟力量，经常被描绘成一种将对西方白种人文明构成巨大挑战力量的「黄祸」。过往的中文着作关於在西方论述中，日本也是作为「黄祸」的另一要角的分析并不多见。对此课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日本学者饭仓章所着的《黄祸论と日本人》。该书所提供的对各类型的以日本作为黄祸主题的讽刺漫画之分析，也可呼应本书所强调的大众文化传播效应如何型塑一般大众的心态，特别是对於一知半解的异文化和族群的想像和认知。 三、黄祸在近代中国 　　本书的主旨是针对西方文化圈所创造出来的「他者」形象对西方人本身的影响之探讨。职是之故，无论是广义的「黄祸」意象或是傅满洲角色对於中国的影响并非是本书探讨的重点。然而，如果对於此一历史面向稍作理解，或许也能对於本书的文化传播的跨文化现象有另一种体会。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後，晚清改革思想关於种族的论述，充斥着以白种人为优秀人种的标竿，但同时又强调唯有黄种人能和白种人并驾齐驱的论述。传统中国华夷之分的天朝中心观，逐渐地为优胜劣败的人种生存竞争世界观所取代。在这样的新世界观主导之下，晚清的新思维，主要关注在如何证明黄种人的优越性，而非正式检讨西方以肤色为区别标准之种族论述中，存有本质论性质的谬误，或是驳斥其所包含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偏见。这样的心态，在康有为对「大同之世」的理想世界描述中，可谓表露无遗：「故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种、黄种之存，其黑人、棕种殆皆扫地尽矣。惟印度人略有存者，亦多迁之四方，而稍变其种色」；「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状也，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若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如此直截了当地将黑人「非人化」式（不管是外貌或是智性）的描述，和西方白人优越论者将有色人种「野蛮化」的论述相比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於晚清的改革思想而言，上述世界观的重要功能，无非是要强化唯有黄人能和白人平分秋色的论断。但是，如此「色彩鲜明」的黄种意识和黄白对抗的观念框架，能够在晚清迅速成为改革思维之重要支柱的原因，除了上述西方思想中，受到种族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外来因素」之外，晚清的国族想像中，所谓「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建构想像，也具有推波助澜和相辅相成的作用。简言之，在「黄种人」认同意识的框架下，晚清以降思想界竞逐诠释「想像的共同体」的种种特徵，成为一种「种族化」的国族论述。职是之故，来自西方的「黄祸」，正是在晚清强烈的「黄种人」意识所逐渐滋长的文化环境中，「侵入」了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在此异於欧洲思想文化脉络的思维环境中获得了它的另一种「identity」，反而成为具有正面性意涵的符号。 　　无论是改革派的梁启超或是革命派的邹容，都运用了「黄祸」来强调「我族」具有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来激励人心。例如梁启超在其诗作〈出军歌四章〉即有「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黄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种。」、「全球看我黄种黄，张张张！」、「黑鬼红番遭白堕，白也忧黄祸。黄祸者谁亚洲我，我我我！」等称颂黄种人和黄祸的诗句。而邹容则在其流传甚广的《革命军》一书中，以「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的话语，大声疾呼汉族应发挥种族之潜力，完成反满建国的使命。 　　若上述这些英雄化的「黄祸」形象，还不够具体，那麽在一九○三年间出版发行的宣扬革命之小说《自由结婚》，可谓是西方来的「黄祸」，在近代中国变身为「英雄」最具戏剧性之呈现。这部小说以回顾一个名为「爱国」的强国的历史发展为主轴（事实上，「爱国」即是作者心目中百年之後的中国）。而「爱国」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正在於「爱国」的历史中，出现了一位革命英雄，其大名就叫做黄祸。黄祸，这一位爱国将军之子，从小立志要为父报仇并洗刷国耻。这篇小说正是以黄祸，这位充满爱国热情的革命志士，如何冒险犯难，以斩除上述三类邪恶的「他者」（实际上的指涉为：满清政权、外国势力、同清政府合作之汉人）为己志，而展开的故事。如果邹容所宣扬的「尔有黄祸之先兆」，还只是一种略带模糊，具有神话意味的感性诉求，在《自由结婚》中时空倒叙的叙述架构下，黄祸已成为有血有肉，具体形象的革命英雄人物。 　　行文至此，相信眼尖的读者应该已赫然发现，原来早在傅满洲诞生於西方文化界的十年前，另一位也可谓是「化身而为一人的黄祸」的小说角色就已经出现在晚清的小说界。更有甚者，这位在较早於晚清出现的黄祸化身，还真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道道地地黄祸。虽然东西两位化身都具有令人生畏的力量，然而，相较於傅满洲乃是代表着集智慧和阴险於一身的「黄色威胁」，虽然源自东方，却潜藏於西方社会且几乎无所不在，企图摧毁西方现有势力而建立一个新的「黄色帝国」之大阴谋家形象，晚清小说家所创造出来的黄祸，则是一位爱国民族英雄，一心一意为国除奸之正义英勇的象徵。 　　我相信无论本书的作者弗瑞林或是傅满洲的创造者罗默，对於上述晚清时期所再现的正面英雄化黄祸形象，应该会感到无比的讶异和迷惑。可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跨语际和跨文化的思想文化传播过程中，往往出现各种意想不到再诠释和再创造的情况，则上述两种黄祸化身的有趣对比或许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许多日本宅男用萌少女形象具体化所谓「日本鬼子」符号，即是另一有趣例证）。事实上，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较为轻松的心情，单就大众文化的娱乐效果来考虑，意识到大众小说或电影往往企图以虚幻夸大手法，光怪陆离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观众的性质，那麽在现今全球形形色色文化交互混杂的情境下，假以时日或许也不无可能出现一部由东西双方的黄祸化身大对决的小说或电影；更何况单单以傅满洲这样充满浓浓「满洲味」的名字，恐怕就足以惹恼另一位以反满革命为毕生职志的黄祸英雄，从而展开一场另类的「正义vs.邪恶」的奇幻大斗法！ 　　至於历史上黄祸原先复杂的意涵，不妨就留给历史家们去操心吧！ 二○一七年十月 本文作者杨瑞松为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

导读 自序 绪论 日落 第一章 罗默与一位无双的支那人 第二章 狄更斯和吐雾公主 第三章 在铙钹飞扬的店招下 第四章 「一点点娱乐……」 第五章 化身为一人的黄祸 第六章 「世人必会再次听到我的声音」 鸣谢 注释 中英对照及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