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2021 年「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於 3 月 6 日（六）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討論二篇論文，共十一人出席。

　　首先，鹿智鈞博士報告其博士論文第一章〈內外兼具：清朝東北地區之二元性特質探析〉。鹿博士論文論旨為清朝對東北地區的治理，探討滿洲政權統治中國的特殊策略，此章為背景說明。目前關於清朝何以成功入主中原之討論相當豐富，對於滿洲「漢化」與否存在不少爭議。報告人認為若針對東北地區進行個案分析，對於釐清此複雜問題應有裨益。報告人指出滿洲統治者在關外時期已理解傳統東亞世界的「天下」觀，入關後亦迅速承襲相關制度，不過清朝皇帝為求政權穩定，始終賦予旗人群體特殊地位。清朝皇帝成功統治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於巧妙地將具滿洲特色之八旗制度與儒家傳統的「天下秩序」相統合。然而這兩種統治邏輯雖可調和，卻也存在難以避免之衝突，清朝皇帝對東北區域的治理策略，便顯示其處理此矛盾的思考。東北地區雖地處邊疆，但此處乃滿洲「龍興之地」，故具有帝國「內」、「外」二元共存的特質。清朝皇帝對此了然於胸，其對東北地區的治理也充分顯現如何運用此特殊的內、外特性。論文也將從軍事、經濟等實務層面進一步說明滿人治理東北的政策及其面臨的困難。

　　與會學者認為本文引入「天下概念」探討清代對東北之統治，應留意「天下」作為歷史概念與分析概念的差異，並思考「天下」概念本身涉及的空間、文化內涵，以及在歷史中的變化。目前初稿對於上古時期的天下觀說明較多，對於宋代以降的天下觀討論太少，建議作者思考是否改以一整節的篇幅來說明從上古到清代的天下觀，抑或集中討論明代的天下觀，並突出清朝天下觀之發展與特色。另外，本文篇幅過長，與會學者建議作者可將部分對於前人研究的討論併入緒論中。文中涉及「道統」在明清時期的變化，與「天」、「天下」以及「正統」的交互關係，也需要進一步說明。最後，前人的先行研究成果或強調皇帝統治的能動性，或強調清朝統治的結構性，報告人則認為從天下觀的視角應可進一步兼顧兩者，並充分討論清朝對於東北的治理具有「寓內於外」、「寓外於內」的特性。關於上述幾點，與會學者建議報告人更清楚地說明。

　　何威萱教授報告〈方東樹對《論語》「性與天道」章的解釋〉一文。何教授認為，儘管我們相當孰悉方東樹 (1772-1851) 尊宋學的學術立場，但並未深入探析方氏具體的解經思路與理學義理看法。本文使用學界少見的文本——方東樹評論管同 (1780-1831)《七經紀聞》之文字，特別是關於《論語》「性與天道」章的評論，說明方氏的學術觀點。

　　何教授指出，漢儒如鄭玄 (127-200) 認為「環境現象」與「人事」相對應的道理實難盡知，孔子不願透露對命數災異之意見。直到何晏 (195-249) 對「性」與「天道」的解釋才脫離了漢代以來側重現象的詮釋，強調「性」有更高一層的本質；「天道」則指向高妙深微不可測的超越性之至善。何晏將性與天道的關係轉化為賦受關係，強調人的內在本質源於天道，具有道德價值。

　　朱子 (1130-1200) 進一步強調「性」與「天道」之相合。在天理心性的理論架構下，朱子認為「性」與「天道」實為一理，故天理自然流行背後的終極本源與具體個人稟受之「性」實無二致。此外，朱子認為孔子是罕言「性與天道」，而非「不言」。

　　清代漢學家大體嘗試擺脫朱注，上繼鄭玄。管同即跳出《論語》尋找「性與天道」的可能內涵。他以《易》之理、數關係申論鄭玄的解釋，認為抽象的一陰一陽之理體現為具有秩序性和可推衍性之象、數，可以用來建構宇宙的盈虛消息，亦可逆知吉凶禍福。然而，管同認為理、數之間的玄妙關係非常人所能輕易理解與推衍，故難以教人。

　　方東樹不贊同管同的看法，他強調不可忽略先秦古籍字義的多義性與文本的獨立性，主張回歸各自文本的脈絡進行解讀。方東樹延續程朱等宋儒的天理和人性觀，認為聖人雖不言由上而下之定（命）數，但卻言由下而上之人事感應。

　　朱子認為子貢雖曾聽聞孔子言性與天道，但終究無法完全領略，方東樹則認為子貢得聞且能契悟。在方氏眼中，性與天道較為親切更有契悟的可能。方東樹親近周敦頤 (1017-1073)、張載 (1020-1078)、程顥 (1032-1085) 從天道一路貫至人性的「天道論」立場。方東樹雖然視性與天道本質為一致，然須經歷苦學，逐步實踐，最終才能使性與天道冥契，因此推衍出一套下學上達、平實而具體的工夫理論。

　　然而，方東樹日後偶然讀到朱子〈讀蘇氏紀年〉一文。注意到朱子強調「何思何慮」為工夫完成後對理的內在超越性之掌握與運用，並批評光著力在下學無法產生境界的躍升，故於動察之外復主靜存，亦不可輕易忽略未發時對性理的戒懼涵養。方氏因此意識到原先只在日用事為上盡力的工夫論，犯了朱子所批評的「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的問題，無法真正冥契天道，並使其落實於日用萬變中。方東樹重新將「何思何慮」的重點歸諸「矩、則」的必然落實，重建天、人之間的連結。方氏認為，如此在下學處盡人事時不再茫無所據，「盡人事之當然」更要透過「道問學、盡精微、格物窮理、慎思明辨」等工夫探尋超越的天道落實於人事的一切蹤跡。

　　與會學者認為，何教授近年來致力探討方東樹的多元面貌，並挖掘相關文獻，可以嘗試將方東樹整理《七經紀聞》的時間，置回方氏一生思想變化的脈絡中理解。除了方東樹貼合「去形上化」的思想背景外，亦可考量方氏在理學興起中的角色，以及更大的時代意義。不過，方東樹若贊同朱子〈讀蘇氏紀年〉的意見，則認同朱子對於形上的強調，此與何教授文中對於方氏「去形上化」的斷言並不相同。此外，何教授多處將方東樹與宋學對比，或可一併思考方氏與當時漢學家的比對、繼承與創造。另外，乾隆皇帝講學中對於〈性與天道〉章的意見，值得進一步推敲帝王之說是否曾發揮特別的影響力？與會學者也提醒何教授，可以加入清代其他傾向宋學的學者對〈性與天道章〉的解釋，以全盤理解清代理學家討論「性與天道」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