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武億 (1745-1799) 之學為研治清代金石學、經學、考據學者所不可忽略者，特別是他通過經史考證所透顯的治經思考，頗為傳統經學家典型。王慧茹教授之作，先以傳統解經學立場說明武億的治經方法進路，鉤稽並分析其經學詮釋特徵；其次指出武億經學詮釋之特殊眼光，言其價值及限制；最後對比於現代詮釋學類型，試圖為武億經學詮釋做為一種「技藝詮釋學」之類型，提供定位及說明，指出其詮釋向度。

　　與會者提出幾點疑問：一、武億經學和乾嘉其他經學家，如戴震、二王，是否有更具體的方法貢獻？二、武億強調斷句，斷句是否有唯一標準？還是確實可兩從？三、武億之學和幕主、朝廷關係為何？是否可從此上觀察考慮？

　　王教授回應指出，一、武億強調斷句、音讀，但確實未進一步建構我們今日所知的治經理論學說，但此並不意味著武氏沒有經學理論。對比戴震、二王等，武億講的更細緻、更基礎，雖然大體上，由訓詁而義理的路子相同，但重點有別。此從他撰作《碎義》，後改名《義證》可見。二、武億解經，有些地方有判定斷句的標準，有些採並見，本文認為武億的立場模糊，但確實解經斷句也有兩從者，此牽涉經義之解釋。三、武億學無師從，學問養分都來自游幕期間累積，及與其他門幕互動而來。至於武氏和幕主的關係，本文的處理略見單薄。乾嘉幕主編書，有些是因應幕主任官治政之需，有些是幕主興好，確可就此補充。

　　詹秉叡教授於文中指出戴震與朱熹同，皆視孔、孟思想為儒學旨歸，不過他們眼裏的孔孟卻大相逕庭。其中，由於孔子的言論未若孟子說得豐富並且清楚，因此對於孟子思想的詮釋，更成為兩造間駁火的戰場，造成「一個孟子、各自表述」的局面。若說朱熹理學是他出入佛道後回歸儒門的所思所得，那麼戴震的學術則是其出入朱熹理學後的進一步反省。換言之，戴震的思想可以說是與朱熹理學對話下的產物，那麼要探究的是，對話的基準點是什麼？為什麼他們對於孟子的看法會如此南轅北轍？關於這一點，張壽安教授歸類出三項原因：一、即經學求理學；二、反朝廷朱學；三、戴震本人重視生養之欲的滿足；前一項貼合明末清初的「回歸經典運動」，後二項則聚焦於戴震對於孟子的詮釋。不過，所謂的「經典回歸」指涉的是六經，與孟子文本並不相類；若戴震的「回歸經典」與「孟子詮釋」二者並非分別孤立的運動，其中蘊含著有機的聯繫，那麼還須深究的是，兩者之間是以何種形式得以共處的？詹秉叡主張：孟子學作為朱熹與戴震的思想樞紐，更是為他們對於「解讀六經」的方法論上提供了依據。朱熹與戴震雖然以孔孟思想為準繩，但他們都有強烈的「回歸六經」的趨向；而他們的孟子學，則成為彼此解讀六經的最佳路徑。準此，朱熹以孟子的性善論述為起點貫通四書，並成為契會六經的依據。戴震則對朱子「解經方法」持質疑，為解構朱子的解經方法，戴震操戈入室，重讀孟子，使六經中的聖人之道收攝於其所詮釋的新孟子之下。

　　與會者提出主要的疑問，乃此文的基準點建立在朱熹如何看待四書與六經之間的關係，主張朱熹仍以六經為旨歸，四書乃為解讀六經的先備知識，如此則《語類》中朱熹重四書而輕六經的表述有所牴觸，故難以成立。

　　詹教授回應指出：朱熹《語類》中看似輕六經而重四書的立場，其實與本文並不衝突。朱熹曾指出讀六經「得效少」，更以「雞肋」譬喻學者習《易》與《詩》，對於六經看似並不友善。有趣的是，當朱子言及讀六經的缺點時，都是以讀《論語》和《孟子》作為參照。我們知道，朱子對於《易》與《詩》的重視是毫無疑問的，那要如何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宣稱？朱子並不否定「六經雖大」的前提；但是，正因為六經這麼「大」，我們要如何掌握？正如朱熹嘗於他處指出「六經浩渺，乍難盡曉」，因此我們都應該掌握「門庭」──也就是「讀書之法」。在毫無「大本」的指引下，倉皇進入六經之中與墜五里霧無異，是很難有什麼收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