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書名: 西村玲著《近世仏教論》
主持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時間: 2020 年 2 月 22 日(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線上會議室
撰寫人: 黃祖恩(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因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2020 年第一次讀書會採線上會議形式,共同閱讀西村玲所著《近世仏教論》,並討論江戶佛教的相關議題。參與本次討論者計有林桂如教授、王芳教授、曾堯民教授、簡佩琦教授、Corey 鍾可力博士、劉家幸博士、郭珮君博士、賴霈澄、黃祖恩、方品富等人。

  西村玲先生長期關注日本近世佛教,且未被日本傳統佛教研究的宗學觀念束縛,著有專書《近世仏教思想の独創——僧侶普寂の思想と実践》、《近世仏教論》及多篇相關論文,西村先生的普寂研究可說是日本近世佛教研究的新高峰,而《近世仏教論》則在前人累積的佛教制度、出版等二手研究上,重新將近世佛教文化置於思想史的討論脈絡之下。

  主持人廖肇亨教授開場時首先說明,選讀西村先生著作的原因,在於佛教與文化史是以往日本近世研究少有的途徑,而過去日本佛教研究多集中在鎌倉佛教,近世佛教研究近來的躍升,源因《聖語藏》等材料的再發現,以及重新檢討近世佛教墮落論的生成與研究脈絡:明治維新後建立國家神道的過程中,儒佛兩教的相互消長,促成了近世佛教衰微的印象。而日本佛教研究傳統偏重思想義理闡發,在以新興宗派及其相關思想作為判準下,反而忽視了近世佛教內蘊的豐富思想文化。而日本近世佛教研究的盲點,也同樣出現於被稱為「禪道變衰」的晚明佛教研究,此次以西村先生的《近世仏教論》出發,即是冀望在理解近世佛學的基礎上,進一步回望中國佛教研究的立基。

  此次讀書會討論的重點篇章為〈教学の進展と仏教改革運動〉,首先梳理德川幕府施行的一系列寺院、教團管理體制下,近世佛教教團的成立基礎,以及此一體制如何連帶影響佛教的教學性格。而政府的行政管理,可見寬永十二年 (1635) 設立將軍直屬的寺院奉行,以及從江戶近郊的有力寺院中選拔作為幕府、寺院聯絡角色的觸頭,並以此行政架構發布諸宗共同的寺院法度,如禁犯女戒、授戒年限等規定。

  此前,寬永八年 (1631) 幕府頒布禁止新寺建立的命令,並在寬永九年 (1632)、元祿五年 (1692) 嚴加規定寺院之間的本末關係。然而在原先的寺院關係上強加規定本末制度,其所牽涉的寺院間優位關係以及住持的任命權等,造成各個寺院之間的紛爭。由於本寺、末寺的關係,需要先經由宗派內部決斷再上呈幕府,但原先可能隸屬不同系統的寺院,被強硬整合進本末制度,造成許多寺院間的破壞以及傾軋,幕府的介入也使得本末制度更加混亂。廖肇亨教授補充,在日本江戶時代新建的寺院,往往是幕府為了牽制寺院相關的政治力量而成立。這樣的施為由來已久,例如五山時期,因五山與足立氏過分親近,幕府乃培植林下派抗衡足立氏;江戶時代幕府刻意扶植曹洞宗,則是為了阻絕天主教,長崎的皓臺寺即為此成立。

  幕府訂立了一系列行政制度,將寺院法度、階級關係、僧侶的支配權等等納入其中,確立了近世佛教教團的一元特性,也使宗派為了標舉己宗的特色,誕生明確的宗派意識,排除僧侶兼學、兼修的可能。幕府的行政規定,最終促成日本相對於中國特殊的強烈宗派意識。

  幕府透過寺院法度控制教團活動的同時,也對學問加以褒獎。為了獲得幕府的獎勵,各寺院設立相應的專屬學問機構——檀林。檀林的出現,標誌江戶佛教宗派作為現代化大學的教育機構前身,而當時僧人對於閱讀的需求,也催生《大正藏》編纂的需求。以此回望中國的情況,清中葉後僧人過於注重念佛法門的修行,反而造成普遍學問低落的情況,可見江戶佛教對於僧人知識要求的特殊以及背後行政體制的運作。

  在討論時間時,政大林桂如教授提出兩個問題:一、鎌倉佛教又稱江戶新佛教,此間的新舊是如何產生?二、在江戶時期本末關係如此嚴格,改宗是否可能?

  廖肇亨教授回應,鎌倉佛教之所以新,是相對於平安時期之佛教。而廖教授以及王芳教授進一步補充鎌倉佛教的重要性有兩點:一、出現了日蓮宗等日本本土的佛教宗派;二、佛教在地化精神增強,例如道元所著《正法演藏》行文開始出現日文,而非如以往典籍全以漢文表示。

  寺院改宗的問題,廖肇亨教授則以華嚴宗及天台宗為例。日本曾有僧人欲建立華嚴總本山,後來因弟子過少,只能併於臨濟宗。而天台宗在經過織田信長摧毀後,由於天台宗與日蓮宗同樣推崇《法華經》,使得許多天台僧人都轉為信仰日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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