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2019 年第三次讀書會，邀請中研院文哲所楊晉龍教授分享「明清伊斯蘭儒者的經學」。主持人廖肇亨教授表示，楊教授長期對穆斯林儒者的著作與思想有所研究，也符合本計畫所關心的宗教與文化主題。當年廖教授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階段，曾發覺李卓吾也是一位穆斯林，明代其他的士人也不乏穆斯林的身分，以至於歷史學界也有許多對穆斯林的研究，然而研究他們經學的論述卻相對稀少。

　　楊教授表示在中文學界久了，不自覺地會從儒家角度來看問題，但此次研究盡量避免這種視角。明代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名人或官僚都會隱藏自己伊斯蘭教徒的身分。而作為一個穆斯林，從小的教育就包含阿拉伯文，他們對自己的宗教有一股驕傲在，半數以上不主張用漢文講道。明代的穆斯林面臨兩個尷尬的處境：一是不能跪拜他人、二是不能吃豬肉，對於官員而言這兩者都難以避免，故當時有一說是幾品以上的官員必定會叛教。從這個背景來看，楊教授反對稱呼穆斯林經學家為「回儒」，因為穆斯林引述儒家經典，有時是一種保護色，其根本目的不是為了闡揚儒家思想，而是迫於無奈，以及與其他儒者溝通的策略。

　　談到伊斯蘭教義對這些穆斯林的影響，楊教授舉例，如同明代基督教傳入對中國經學的影響，像天文學相關知識當時已經傳入，部分士大夫對日蝕與月蝕的生成原因已有新的理解，但絕大部分士大夫，甚至皇室，面對日月蝕發生，仍舊按照傳統禮學操辦，可以說就算有新知傳入，但實際上影響並不大，就是存在但未發生作用的知識而已。

　　楊教授進而舉出中阿兼通的穆斯林名單及其著述：王岱輿（約 1570-1660），著《清真大學》、《正教真銓》。金大車 (1493-1537)，著有《紀愚》、《金子有集》。馮從吾 (1557-1627)，著有《吾墟集》、《疏草》、《元儒攷略》。張中（約 1584-1670），著《歸真總義》，並譯註《四篇要道》，另有《克理默解》。馬明龍（約 1590-1683），著有《認己醒悟》。伍遵契（約 1598-1698），譯《歸真要道譯義》，另有《修真蒙引》。常志美（約 1610-1670），注疏《古蘭經》和波斯文經典，著有《波斯語文法》、《海瓦伊．米諾哈吉》。張端 (1616-1654)，著有《清真教考》。舍起靈（約 1630-1710），著有《醒迷錄》，又譯《勒默阿忒》、《默格索特》、《米爾撒德》為《昭元祕訣》、《歸真必要》、《推原正達》。馬注 (1640-1711)，著《清真指南》。劉智（約 1662-1730），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禮擇要解》、《天方至聖實錄》、《五功釋義》、《天方字母解義》、《天方三字經》等。馬汝為 (1662-1731)，有《馬悔齋遺集》。米萬濟（十七世紀），著有《教款微論》。金天柱（十八世紀），著有《清真釋疑》。馬德新 (1794-1874)，漢文譯述有《寶命真經真解》、《信源六箴》、《禮功精義》、《幽明釋義》、《正異考述》（以上四種合稱《四典要會》）、《性命宗旨》、《命歸要語》、《醒世箴》、《據理質證》等。馬聯元 (1841-1903)，漢文譯述有《孩聽譯注》、《辯理明證》。馬光燾，著有《四書集註解釋切要》、《日新堂詩文集》。

　　楊教授指出，王岱輿是站在「非中國人」及「清真為主」的自覺性立場，引述當權的儒家經典以鞏固清真的地位，並企圖向儒家傳播其教義，甚至有引導儒家學者向清真靠攏的意圖，基本上並未認同儒家或研究儒家義理的意願。王岱輿實際上僅是「借」儒家經典以充實清真之道，故而對儒家經典乃是選擇性的借用，僅接受符合清真者而駁斥不符合清真者，儒家經典只是協助解說清真之道的重要工具，並不具備主位位置或主導功能。總括來說，這類穆斯林不過是讀過儒家經典，利用儒家經典傳播清真之道，「借儒傳回」乃是希望藉此說服諸家認同清真之道並信從清真，並沒有認同或傳播儒家經學思想的主觀意圖。故而無論將其歸入「儒者」之列，或稱作「回儒」，皆不十分恰當，至於所謂「以儒詮經」或「以儒詮回」，不如改作「借儒傳經」或「引儒傳回」，更切合實際。

　　演講結束後，中研院文哲所劉瓊雲教授首先提問，當時民間宗教是否也受伊斯蘭教的影響？楊教授回應，伊斯蘭教內部的控制性極強，教徒信奉強度很高，沒有看到特別影響民間宗教的痕跡。廖肇亨教授則認為很多伊斯蘭教徒是軍戶，與部隊關係深厚，不知道除了經學之外，是否有其他領域的伊斯蘭教影響也比較顯著？楊教授說明，軍事上自己沒有特別研究，但文學上有；此外，其實很多伊斯蘭教徒也有佛教的友人，其間的關係亦值得研究。中研院文哲所羅聖堡博士舉《天方性理》中的篇目與宇宙結構圖，詢問楊教授如何解讀。楊教授解釋此書顯然有其寫作策略，前面篇章都是宋明理學，但後面就展開伊斯蘭教理。這種次序安排很巧妙，不知不覺間也會把佛教、莊學引渡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