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經史料研讀會」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明代政經史料研讀會暨中國明代學會此次邀請吳政緯先生及李其霖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以《朝鮮王朝實錄》為中心」、「從鳥船至同安船：明清船舶的轉變」。

　　吳政緯長期關注朝鮮與中國互動的議題，由於朝鮮與中國的長期的歷史糾葛，使近代史家不免困惑，要如何在史料中區分中、朝之間的不同？明清與朝鮮的脈絡又是什麼？第一代明清史家又是如何產生運用朝鮮文獻的典範？

　　民初研究明清的史家之所以會接觸到朝鮮文獻，原因乃因應日本窺伺東北的歷史背景，例如傅斯年所著之《東北史綱》，大抵上可用中國史家與日本東洋史家的競賽來解釋這個現象；鑒於清代官方的禁書政策，許多清代文獻在民初的學者眼中看來都是需要存疑的，也因此將目光轉向了朝鮮文獻，藉由朝鮮文獻來探討明清時期的歷史。學者大多不滿《清史稿》，鄭天挺也認為清代材料甚少、「國外」材料甚多，與孟森看法一致，認為朝鮮文獻值得參考。

　　日本東洋史家的朝鮮研究開拓較早，那珂通世、內藤湖南、白鳥庫吉、稻葉岩吉等日本學者對滿洲的研究，在日本財團與調查部門的資助下，對朝鮮的歷史研究得以開展與傳承，民初的學者也多引用東洋史家關注的材料；北平圖書館在袁同禮的奔走下，開始將《朝鮮王朝實錄》引入中國，吳晗與孟森是第一批抄錄並使用《朝鮮王朝實錄》的學者，胡適與吳相湘也肯定《朝鮮王朝實錄》的價值，李光濤更直言:「閱明清史料需再閱朝鮮實錄。」

　　時至今日，如何妥善運用朝鮮文獻並掌握交流史脈絡，是開展不一樣的中國史研究的關鍵。朝鮮史的研究先驅者培養了一群瞭解域外史料的學者，吳政緯指出，復古正是最大的創新，回首過往的明清學術史脈絡，方能開展不一樣的東亞史研究。

　　李其霖教授關注的主題為明清時期的海洋史與船舶發展史，透過中西船舶發展史的比較，得以發現許多有意思的課題。在構造上，中式船舶與西式船舶的差異在於船身最寬處，中式船舶是以鳥的外型作為設計，最寬的位置是中間偏後面的位置（類似鵝的外型）；而西式船舶是以魚型作為設計，歐洲的帆船最寬的位置是中間偏前（類似魚身）。另外，中式帆船的風帆比較硬，是由竹子編織而成；西式帆船則屬軟式帆，主要由棉布組成。

　　在帆的配置上，中式帆船通常配置頭帆、主帆、尾帆三面帆，有別於西式帆船一桅多帆的設計，帆面看起來有點像百葉窗，在遇到暴風時，中式帆船收帆較為容易，而西式帆船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將帆面收好。

　　中式帆船的盛況莫過於鄭和的寶船船隊，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下，這類的研究不少，但由於鄭和航行的原始文獻極少，《明史》對於大部分船隻的長寬數字都令人存疑，長四十四丈、九桅（133 公尺、150 公尺），學者比對下認為不可信；關於鄭和航行的記載，稍微可靠的文獻有《瀛涯勝覽》、《華夷勝覽》、《西洋番國志》等，《三寶太監西洋記》則是小說不能採信。近人關於鄭和的研究不少是引自不可靠的文獻與想像，引用這方面的資料需要更加小心謹慎。

　　李教授亦指出，中國古代文獻中，「海」在字義上意指的水域面積，事實上比「洋」來得更大，與我們今日認知的不同（太平洋、大西洋等），洋指的是近海，而海是遠洋。

　　明代的船隻技術曾達到一個高峰，但後期並未有突破性的進展，由於長期的海禁政策，加上官方的消極作為，一味打壓民間出海貿易，造船技術陷入停滯。外國出訪中國的船隻自宣德朝後明顯減少許多，無法觀察或學習他國的造船技術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嘉靖時代倭寇猖獗，倭寇大多以小型船舶活動，官方不需製造太大的船隻緝捕，而倭寇平息後也未再出現大規模的造船；明清的船舶發展並未有長期規劃的需求與考量，民間的船舶發展更勝官方，明代的船舶發展原本領先歐洲，但後繼無力，乃至百年後仍無法與西方並駕齊驅。